李贞乾离开了家庭亲人，他的三弟李秉真（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丰县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副县长，建国后任河南省中国人民银行处长等职）和七弟李光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的宣传队员，建国后在国家建设部工作）为怀念亲人，撰写了《回忆大哥李贞乾》：
我们兄弟7人，除老五早年夭折外，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有此结果，多得益于大哥贞乾在政治上的教诲和帮助。记得抗日战争开始后，每当我们弟兄聚在一起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分析当时的形势，披露日寇亡我中华、灭我种族的狼子野心，并讲明抗战必胜的道理，从而逐渐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觉悟，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强了我们的革命斗志。因此，我们兄弟几人，在那动乱的战争年代，虽遭到家破人亡的不幸，既不彷徨，也不动摇，以大哥为榜样，经受了种种考验，革命到底。
我们清楚记得，大哥除教育我们兄弟几人积极参加抗战外，还将家中一切财物最大限度地提供出来，支援人民抗日义勇队，如房屋、粮食、枪支、弹药、马匹等。为了节省个人生活上的开支，他毅然决然地改掉了长期吸烟的习惯，并表示抗战不获得最后胜利，决不开戒。他从不考虑自己的衣着、饮食，就是连家庭的安危、个人的生死也置之度外。在二哥李坤若（时任丰县二区区长）的领导下，我们村李新庄对当时的抗日游击战争起了较大作用。汪亚民同志（曾任上海市文教办公室副主任、教育局长）最近回忆说：“李新庄对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发展和壮大起着很大作用：一、它是部队的供给部，是粮食、弹药、药品等物资的补充基地。李新庄的后院就是区的粮库，部队休整时，就住在这里，有的是粮食。另外，李新庄经常派人到各县募捐或购买子弹、手榴弹、鞋袜，部队需要时就到那里去取。二、它是部队的总情报站。经常有侦察员了解日寇、伪军的情况。各区、各村有了敌情，也送信到这里来，它把情报综合后与部队联系。三、它是部队的联络总站。各县要找部队，都是先到这里联系，部队的驻地总是要告诉这里。有的人参军，也是经常由这里介绍去的。”
大哥贞乾忘我的工作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即使在他身体不好时，也依然如故。如有一段时间，他的脚气病很严重，行动困难，也照样坚持工作，并拒绝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那时组织上虽然给他准备了马匹，但多次行军转移他总是步行，一直与大家同甘共苦。记得每当专署召开县长会议时，他总是认真看文件和准备会议总结，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他对被领导的干部，耐心教诲，循循善诱，在干部犯有错误、受到他的批评时，总是使人心悦诚服，毫无怨言。他克己奉公，艰苦朴素，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为党为人民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从而赢得了湖西地区党内外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李贞乾的女儿李俭始终忘不了父亲的音容笑貌，为怀念父亲，她写下了《不能忘却的那段历史》一文：
1938年11月，我在家乡江苏省丰县亲历了一场我抗日军民与日寇伪军拼搏厮杀的血战，即闵陈庄战斗。
记得那是一个北风凛冽的寒冷日子，驻守在李新庄的丰县二区抗日区中队，突然被丰城的日寇和伪军包围上来。当时担任抗日区长兼区中队的领导人，是我的二叔李坤若。此时，他当即决定将区中队武装和我全家人由李新庄转移到相距2华里的大寨子闵陈庄去。当时我腿上生疮，被单独安排由一位名叫常怀臣的伯伯背着，最先撤离李新庄。一路上子弹呼啸着不时从我的身旁、头顶和耳边飞过，我第一次闻到了战争的火药味，在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到闵陈庄的当天下午，在田家大院的一间西屋里，我最后一次看见了二叔。他脸色苍白，神情严峻，一只手用带子托在胸前，原来在指挥转移的途中，他左胸部负了重伤，二婶母用纱布给他重新包扎了伤口。一条白色的大绑带斜跨在他的上身。他对家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匆匆走出西屋，又投入了战斗。
夜幕渐渐降下，我们一家人在田家的西屋和北房里坐了一夜。只听得敌人的机枪和炮弹声渐渐猛烈起来，下半夜，北房的房顶被炮弹炸塌了一角，人们又慌忙转移到别的屋里。值得说明的是，经过一天多战火中的生活，我腿上的疮奇迹般得不痛了，似乎痊愈了，从此跟着家人在寨子里东躲西藏，也不需要别人的特别照顾了。
经过那一夜的紧张熬煎，到第二天一早，为了躲避炮火的轰击，我和两个姐姐还有姑姑被安排到一个红芋窖内。在狭小的地窖里，我们四人坐在排列整齐的红芋垛上，眼望着地窖小小的洞口，密集的枪弹在上面嗖嗖地飞过，炮弹在不远处轰隆炸开，震得地窖都颤抖了。于是四人紧紧依偎在一起，好像这样会安全些。年幼的姑姑和姐姐，学着祖母的样子，低低的轻声念着她教会的一段佛经，祈祷着上天保佑！好容易挨到天黑，我们被接出红芋窖，又跟随大人们躲在寨子里另外一些院子的屋里。但见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机枪子弹像骤雨和冰雹无情地倾泻在寨子里，炮弹一个接着一个地连续爆炸。邻近一个地方，一个十余岁的男孩被炸死在街头，因为家中屋子被炸塌了，一家人想转移到别处，一出门碰上个炮弹正落在他身旁，其它人因距他较远幸免于难。这惨景是一个和他们一起躲藏的大婶告诉我们的。
第三天的午夜时分，寨子被攻破……
二叔带区中队几十个战士、几十支枪，由李新庄转移到闵陈庄后，动员了寨内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加了保卫围寨的战斗。面对数倍于我的日伪武装及他们的机枪大炮，大家同仇敌忾，坚守围寨，没有枪和子弹，用棍棒、砖头、瓦块直接与敌人拼杀。二叔身带重伤亲自指挥战斗，最后他和英勇的区队战士（除个别几人突围出去外）大部分壮烈牺牲，那时他刚33岁。死后，万恶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挂在日伪大据点——常店的寨门上。
记得寨子被攻破的那晚，我和三妹与母亲被拥挤的人群挤散了，只和外祖母紧紧拉在一起（数天前，外祖母到我家探亲，即遇上了那场劫难）。当我们走出黑暗的屋子，到寨子的街心时，炮火渐渐停息，耳边回荡着敌人通过喇叭发出的刺耳嚎叫声：“谁能活捉李坤若赏大洋肆佰块……”月光像冰冷的水洒在苦难的大地上，我和三妹被外祖母一手牵着一个，挤过稠密的人群，走回寨子的街心，然后往西门走去。出了西寨门，到了寨外一家茅草屋里，只见屋内已挤满了人，这时三妹哭喊着肚子饿了，姥姥向房东要了一个高粱饼子给她，她吃了饼子就伏在屋角的小桌上睡着了。过了一阵，就听有人说寨子里起火了，于是人们都挤出屋外去看，我也跟着跑到屋外，只见寨子里火势已熊熊燃大，鲜红的火舌卷着黑色的浓烟，猛烈地直冲天空。不多时寨子变成了一个大火海，染红了半边天，大火一直燃至通霄。我们就和一些不相识的人，挤在那间茅草屋里，熬过了下半夜。天一亮，姥姥就带着我俩又回到寨子里，想寻找母亲和其它家人。只见寨子里墙倒屋塌，一片废墟，到处是未燃尽的火堆。一处院落里，屋子的遗址上一堆堆残火，还冒着火苗。一个老人的身形伏卧在火堆上，她的残骸还在燃烧，脚上穿的尖头草靴燃烧后还显现着原形，臀部流着烧焦的黄油，我不敢多看，赶快把脸扭开。我们又到了曾住过的田家大院，见到的也是一片焦土和废墟，地上狼藉地散落着一些零乱衣物，只有大门前的墙，还保留着原来的架子。寨子里，已看不到老百姓，更未见母亲及家人的影子。姥姥含着悲痛的眼泪对我俩说：“他们一定被敌人抓走了！”于是我和三妹就跟随姥姥回到了师后楼（姥姥的家）。
后来才得知母亲和其它家人（除少数外），上自年迈的祖母，下至襁褓中的小妹，共16口人，另外还有义勇军几位因病留守的男女战士，通通被敌人抓去，关进了常店的监狱。
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四叔李秉公在与敌人搏斗中被敌人抓去枪杀，遗体丢入大火中焚尸。家中财产被抢掠一空，李新庄被放火焚烧了。
敌人为什么要围攻李新庄和闵陈庄呢？对这个问题，我后来才渐渐明白……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在苏鲁豫皖那片热土上，我的父亲李贞乾为捍卫祖国弃文从戎，首先在家乡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我的家乡李新庄，地处战略要地，位于徐州西北70多公里的丰县城北。父亲在家乡组织起了抗日义勇军，在我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李新庄就成了抗日部队的训练场、供应站、联络点、集散地。刚刚侵占徐州和周围一些县城的日寇，为镇压敌后蓬勃兴起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在汉奸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的指点下，首先选中了我的家乡李新庄，伺机进行了那次疯狂的围攻和洗劫，妄图将抗日力量镇压下去。
后来还得知，敌人抓走我一家16口人后，曾扬言要放火烧死他们，以此来威逼父亲放下武器，但我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他们：“宁愿牺牲全家人的性命，也绝不会向敌人低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抗战到底……”
1938年底，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开进了湖西区，他们像天兵天将一样，以强大雄伟的气势，首先给了日伪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我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威慑下，迫使敌人释放了我全家老小和义勇军几位战士。我一家人在敌人监狱里，整整坐了29天牢，出狱后，又开始了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活……
4年后，我的父亲于1942年12月21日在对日寇的一次大规模的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回首往事，国仇家恨永世难忘。60多年过去了，对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我们民族和人民承受的空前巨大灾难，是国人永远不会也不能忘却的！
2009年，李俭与李慧、李颖还合写了纪念父亲李贞乾的《祭文》：
（一）
烽火硝烟抗日寇，为国捐躯献赤心。
而今盛世国运兴，中华崛起世界惊。
先父忠魂当欣慰，含笑天国听捷音。
此时恭祭父英灵，无限思念忆父尊。
（二）
吾父殉国六十年，人世沧桑乾坤转。
山河壮丽春色美，国强民乐盛世安。
后代继承先烈志，忠国爱民效先贤。
勤奋敬业做公仆，父尊英魂悦心间。
应地方党史部门的约请，李俭和李贞乾的侄子李宗元合写了一篇《李贞乾烈士传略》：
（一）
李贞乾，名秉刚，字贞乾，1903年出生在江苏省丰县师寨乡李新庄。父敬章，务农，母孙氏，兄弟姊妹8人，他排行老大，五弟少年夭折。李贞乾8岁入学，曾在丰县城南务本高小读书。当时丰县全县只有丰城文庙小学及毕楼务本两所高级小学，因本村堂兄李秉铨在该校任校长，所以他与二弟坤若、四弟秉公兄弟三人都在该校读书，在他的带动下三人学习都很努力，互相帮助，团结得很好，两个弟弟对兄长非常尊敬。1921年，李贞乾考取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他聪敏过人，学习十分刻苦，除学好学业外，课余还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文章，受到师生的赞誉。
李贞乾19岁时，与师家姑娘师秀文结婚，虽是家庭包办婚姻，但婚后夫妻关系很好，妻子连续生育女孩，未生儿子，父母对此不悦，但他毫不嫌弃，还安慰妻子说：“男孩女孩都一样，我都喜欢。”
李贞乾自幼忠实厚道，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石猴子”。他听后欣喜地说：“石猴子全身都是石头，里外一个样，实实在在，做这样的人有什么不好。”
（二）
在省立七师读书时，该校学生陈家安（陈亚峰）、郭帮清（郭子化）等人组织赤旗社，创办石印刊物《赤旗旬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道理，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1925年，他从徐州七师以优异成绩毕业，应聘到丰县女子高小任教。这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高潮中，也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夕，作为一个思想进步、积极追求真理的青年，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影响下，更进一步激发了他反帝、反封建、反对军伐割据的民主革命热情，因此，他不久即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他还担任了国民党丰县县党部的常务委员，担任过丰县县立中学校长、丰县农会副干事长、丰县县政府一科科长等职。
随着时局的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他开始看出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已经走向反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开始全面侵吞我中华大好河山，他更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反动与无能。这时，在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他毅然宣布退出国民党，于193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历任苏鲁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总队长，国共两党五县联防军讨逆（讨伐汉奸王献臣）总指挥，苏鲁豫皖边区联合抗日后方司令部司令兼丰、沛、单、砀、鱼联合办事处主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四大队大队长、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支队长，山东省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湖西专员公署专员等职。1942年，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大“扫荡”中，壮烈牺牲于单县城东马桥，时年39岁。
（三）
李贞乾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对那些欺压民众、贪污腐败的行为深恶痛绝。北伐战争后，王公屿任丰县县长，李贞乾等人联络王公屿，将丰县的头号恶霸孙基士进行了镇压，为丰县人民除了一大害；将原福建督军李厚基在城郊渠楼的房地产全部没收，充作丰县师范学校校舍，从而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封建势力的威风。他还协助王公屿开挖复新河、推倒城隍庙泥塑神像、开办民众教育馆、提倡妇女放脚等，为丰县人民办了不少好事。
1928年秋，李贞乾被聘任为丰县师范学校校长。当时丰师一些进步学生开展学生运动，闹学潮，他同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对此不满，于1929年春免去了他的校长职务，但后来他仍在国民党丰县党政机关任职，不管他在哪里任职，他的思想行为都代表着国民党的左派，都在关心着民众的疾苦。
1931年，丰县县长杨良派二区区长刘保恩负责挖东支河，丰县的地势南高北低，挖南北河对丰县农民有好处。可是，县长杨良却擅自决定挖东西流向的东支河，这样一旦遇到暴雨，积水汇聚东支河，流不及时，会泛滥成灾。因此二区人民强烈反对，当时他的二弟李坤若与王茂苓等人发动二区几百农民，抬着粪筐高呼“欢送刘保恩”的口号，在欢口街上游行示威，并闯进区公所，揪出刘保恩用担架抬着他，将他“欢送”走了。刘被群众赶走后，仍不知悔改，次年又厚着脸皮回到二区。上任后，首先向群众发表不再挖东支河的声明，以为这样可以在二区稳定下来，谁知县长杨良仍命令他挖东支河，他遂打起县长旗号，大肆宣传坚决要挖东支河，并扬言县里派武装来监工。从此再次激怒群众，在李坤若、王茂苓等人的鼓动下，组织起了300多人和枪，到张庙村护河，当夜被县里的武装包围了起来，次日各村农民又组织了3000多人扛着铁锨、抓钩前往声援。在此情况下，县区当局害怕惹出不堪设想的后果，才将武装撤回县城。但事后，县长杨良和刘保恩密谋将李坤若、王茂苓二人拘起来，借以镇压群众。时适值学校放暑假，二区在丰城读书的学生，又揪住刘保恩不放，逼他立即放回李坤若、王茂苓，并痛打了刘一顿。刘答复了学生的要求，放了李坤若、王茂苓，二区群众再次取得了反挖东支河斗争的胜利。
1931年，国民党骑兵第三师进驻丰县，师长张占魁、副师长杨天斌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同年末，张占魁、杨天斌等人突然率兵抡劫了县政府田赋征收处，并烧毁征粮单，抢劫了大量公私财物。
1932年，丰县县长杨良借口粮册粮单被烧，下令重收农民的田赋，不分青红皂白，无论原先缴纳与否，一律催缴，有的农户，因遗失收据，重征3次以上的大有人在，致使农民经济破产，逼死人命，闭门自缢者不断发生。在此紧迫情势下，丰县农会副干事长李贞乾等人鉴于农怨之沸腾，不能坐视不问，遂挺身而出坚决站在农民一边，维护农民的利益，经过若干调查，掌握了确凿证据后，具文呈报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主席，要求江苏省政府对丰县县长杨良撤职查办。经过几个月的周折，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将骑兵第三师调离丰县，县长杨良也被撤职调离丰县，由王述先接任丰县县长之职。
在以上各次事件中，李贞乾都是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积极支持群众的正确行动，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敢于带头向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
（四）
1935年，丰县师范学校改为丰县中学，李贞乾任校长。当时他是丰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又是著名左派人物，他任校长后，首先聘请了一些思想进步、知识渊博的人到丰中任教，如孙叔平（共产党员）、刘尹斋、陈雪楼等人，在课程内容上，删去了国民党“党义”、“修身”等内容，代之以通俗哲学、社会科学及鲁迅等人的作品，使学生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学生中的爱国运动更加活跃起来。
孙叔平高尚的品质，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谦虚谨慎的作风，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戴和欢迎，也受到校长李贞乾的崇慕，他把孙叔平视为挚友，来往密切，两人常到校外郊游谈心。他在孙叔平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救国之路。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李贞乾更加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各种抗日活动，因掩护孙叔平的革命活动，曾受到国民党当局很大的压力。在他任校长的3年中，共产党在丰中的工作开展得很活跃，也很顺利。
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激发了丰县中学师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在李贞乾和孙叔平的直接领导下，丰中学生开展了“援绥抗日”活动，组织了演讲队、募捐队，到乡下宣传抗日，唱抗战歌曲，演文明戏，把募捐来的钱寄给抗战前线的将士。
（五）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我国芦沟桥驻军发动进攻，我国守军奋起还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消息传到丰县，激起了丰县人民的无比愤慨。李贞乾向丰中师生大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罪行，大讲中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抗日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他和教师孙叔平等发动学生，组织抗日团体，在学生孙兆立、王效斌、孔凡林等带领下，上街下乡，宣传抗日救国，并联络外校学生和社会青年，组织起200多人的“丰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他们还在丰中校门上写了“上延安，下临汾”六个醒目大字，引导学生投奔八路军，走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后来孙兆立、王效斌、梁步庭等十几名同学，分别奔赴延安、临汾，或在当地参加了抗日队伍。
李贞乾还召集了5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进步学生，汇集丰城，举行“知识分子抗日救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当前抗日形势》的报告。会后，他和孙叔平又召集知识分子100多人，在丰城文庙小学成立了“丰县知识界抗日自卫救国会”。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李贞乾和孙叔平等又在丰中举办“农民抗日训练班”，有中小学教师、进步学生、农村知识青年260多人参加。还在丰城文庙小学开办了“妇女抗日训练班”。丰县女子小学还请李贞乾去作《全面抗战中小朋友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的讲演。他号召女生积极参加宣传队、歌咏队，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1937年9月至1938年春，李贞乾还到家乡李新庄，亲自主持举办了3期抗日训练班，每期四五十人，多是贫苦的青年农民。在丰县沦陷后，成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基础。由于李贞乾在丰县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上述训练经费均由丰县国民党当局拨给。
（六）
1937年冬，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丰县也很快成立了“动委会”。丰县的“动委会”由董雪山（国民党党员）、彭世亨（国民党党员）分别任正副主任，王文彬（共产党党员）为委员。1938年春，丰县的“动委会”改组，由李贞乾任主任，陈筹（共产党员）任常务委员兼秘书。这时，我党已控制了“动委会”的领导权，县“动委会”改组后，各区也成立了“动委会”。丰县二区“动委会”由史为功、冯景沂（二区区委书记，共产党员）等人组成，其余各区“动委会”也大都在我党各区区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随着县区“动委会”的成立，县区也先后成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会”等抗日救国组织。这些组织成了我党发动群众、训练干部、组织抗日武装的合法组织形式，对我党的迅速发展和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很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为后来开展湖西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大举向我华北地区进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济南沦陷后，丰县岌岌可危。在此情况下，丰县各界上层代表人物由于对抗战前途的认识不同和其它各自的原因，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分歧，形成两大派：一派主张逃跑，他们的理论是“敌强我弱，抗战必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一派以国民党县长董玉珏为代表。另一派主张与丰县50万人民一起坚决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一派以李贞乾为代表。
（七）
1938年5月，丰城沦陷。国民党县长董玉珏率随从逃亡，其它官吏也都逃散。在这一片混乱之际，李贞乾回到家乡李新庄，首先向家乡父老乡亲表明他的抗战决心及态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不当亡国奴”、“路死路埋，坑死坑埋”、“坚决血战到底”！随后，他同共产党员陈筹等人，四处宣传抗日，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当时，许多共产党员和越来越多的积极抗日的爱国知识分子，经常来往于李新庄。李新庄很快成了抗日活动的联络站，这些人的食宿，大多由李贞乾家招待。不久，他家中的多年积蓄全部用完，还卖掉21亩土地。为了抗日，李贞乾全家在财物方面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李贞乾利用“动委会”这一合法组织，将原来在李新庄受过训练的那批贫苦青年农民和学生集合起来，作为抗日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并带头将自己和本村本族的20多支步枪和弹药，全部献出来，同时还筹集了些钱，购置了部分武器弹药。由于他的积极活动和筹措，再加他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在很短时间内，即组建起了一支近百人的抗日游击队，李贞乾任队长，陈筹任指导员。在此基础上，他又和共产党员王文彬、郭影秋、张如、孙鹤一等人进一步发动群众，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同年6月，王文彬，李贞乾率领丰县抗日武装，郝中士率领沛县抗日武装，孟宪琛率领砀山抗日武装，高文甫、王华瑞率领单县抗日武装，到丰县城南渠楼汇合，宣布成立苏鲁抗日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不久，徐西北区委和鲁西南特委又调集湖西其它县的抗日武装1000余人，到丰县东南华山镇尹小楼一带会师，正式组成了苏鲁抗日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下辖20多个大队，共5000多人，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郭影秋先后任政治委员，张如任参谋长，孙叔平任政治部主任。
李贞乾任总队长后，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不论行军作战还是平素生活，都能和战士打成一片。有一次同日军作战，缴获了一匹大洋马，组织上决定分给他骑，但在行军中，他总是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
抗日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成立后，李贞乾率队活动在丰鲁边境的十字河地区，这里是敌伪顽和我激烈争夺的地区。这时，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他与其它领导人一起，及时在十字河两岸建立了丰县二区和三区两个抗日区政府，由李坤若、渠伯奎分别担任二区和三区区长。他们坚持对敌伪的斗争，努力扩大抗日根据地，从此李贞乾率领的二总队，开始在更广阔的区域中与日伪展开游击战。1938年7月，在单砀（山）边境的马良集附近，截击一股西犯日军，毙伤日军六七十人，缴获汽车两辆，这次战斗是义勇军第二总队打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经过这次战斗，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义勇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8月，在丰县华山附近又一次截击日军，毙伤日军小队长1名，士兵数名，并缴获一部分军用物资。同日，义勇队第十七大队奇袭位于陇海铁路附近的日军黄庙据点，由4名队员扮作送礼品的群众，巧妙地进入敌据点，全歼日军1个小队，击毙日军21名，缴获三八式步枪18支、轻机枪1挺，我无一伤亡。这次战斗，可以说是义勇队用游击战术出奇制胜、以少胜多歼灭日军的一个典型战例。李贞乾率领的义勇队出师伊始，旗开得胜，打破了一些人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人民抗日的斗志，坚定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1938年5月，徐州沦陷。6月，中共徐西北特委在沛县三河尖召开丰、沛、萧、砀、鱼五县抗日联防会议。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国共两党抗日武装力量的代表人物都来参加。会议决定成立五县联防办事处，领导层由李贞乾、黄体润、冯子固等人组成。
同年秋，盘据在丰北十字河两岸的地主武装王献臣（绰号“王歪鼻子”）投靠日军，被日军封为“苏北警备司令”、“丰沛剿共司令”、“苏北剿共救国军第一军军长”等职。王疯狂向我挑衅，五县联防办事处决定讨伐汉奸王献臣，成立讨伐司令部张贴布告，公布王投靠日军、卖国求荣的五大罪状。经过协商，我义勇队出兵2000人，国民党沛县冯子固出兵1个支队，国民党丰县黄体润出兵4个中队，以及丰县、单县、砀山、沛县、鱼台、金乡等县在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共4000余人，组成讨逆联军。这次讨王战役是国共两党合作抗击日伪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由李贞乾任总指挥，向盘据在丰北刘小营、刘大营周围一带村庄的王部进行围攻。战役分东西两线夹击敌人，丰县国民党黄体润部驻在十字河以西和刘小营以南一带村庄，为西线；抗日人民义勇队和沛县国民党冯子固部驻在欢口以东一带村庄，为东线。义勇队是东线的前锋，为攻坚主力。战斗首先从东线打响，激战21天，先后攻克欢口、司堂、刘大营、宋寨、王虎子、河口、蒋屯等十几个村庄，俘虏伪军200多人，缴获步枪200多支。讨王战役的初期，进展较为顺利，后来王献臣将他的全部兵力撤回他的大本营——刘小营，采取深沟高垒，死守不出的办法，刘小营未能攻克，战斗旷日持久。时值秋季，天气渐寒，我战士衣单被簿，又是刚组织起来的队伍，缺乏攻坚经验，加之国民党部队参战不力，甚至按兵不动，消极观战，给王献臣以可乘之机，也给讨王战役以极为不利影响，造成刘小营屡攻未克。9月19日，李贞乾在丰北薛庙主持召开会议，宣布讨王战役暂告结束。这次讨王战役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首先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在讨伐王献臣激战期间，丰鱼两城的日军龟缩在城内不敢出城增援，丰城的敌人更是惊恐万状，于9月9日弃城逃窜到徐州去。经过讨王战役，十字河两岸的日伪据点基本被拔除，打通了湖西地区与外界的联系，自此从单东到沛北，从湖西到湖东的交通要道畅通无阻了。讨王战役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抗战人民的志气，进一步鼓舞了湖西人民的抗日热情。
在讨王战役之前，李贞乾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一切抗战活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鉴于他具有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及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因此，在这次战役未结束之前，由王文彬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报山东分局批准，正式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贞乾能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是偶然的，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义感，再加上长时间与共产党员孙叔平有密切交往，深受影响。七七事变后，党组织派王文彬来丰县工作，李贞乾亦受其影响，因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使他很快成熟起来。
（八）
讨王战役后，王献臣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于1938年12月的一天，趁着抗日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不在丰县的时机，勾结日军和其它伪军一千余人，突然向李贞乾家乡李新庄进行报复性的围攻。当时李贞乾的二弟李坤若是丰县二区区长，带着区中队七八十人驻在李新庄。战斗打响后，李坤若率队进行抵抗，他一边抵抗一边保护未来得及疏散的家人及病伤的战士，向闵陈庄撤退，待撤至仇屯村时，中弹负伤，仍英勇战斗。撤至闵陈庄后，敌人紧跟上来，团团围住闵陈庄，用迫击炮、机枪猛烈围攻。李坤若带领军民英勇抵抗，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包括围攻李新庄的时间）毙伤敌军50余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又无援军，寨子即将被攻破。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李坤若决定率队进行突围，在突围中他不幸壮烈牺牲。牺牲后，敌人残暴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挂在常店（敌据点）西门“示众”。当其三弟将这一悲惨情景向其大哥哭诉时，李贞乾强忍住悲痛对其三弟说：“敌人的疯狂与残暴，只能激起我们无比的愤慨，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向敌人讨回血债。”
在这次战斗中，李贞乾的四弟李秉公被日寇抓住，枪杀后又将遗体投入烈火中焚尸，家中房屋财产被敌人烧光，母亲及其它眷属共16口被敌人抓去关在常店的监狱里，敌扬言如果李贞乾不来缴枪投降，就把他全家人浇上煤油烧死，妄图以此来动摇他抗日救国的意志。李贞乾以党和祖国人民的利益为重，不仅拒绝了敌人一切威胁和讹诈，反而更加坚定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李坤若牺牲后，李贞乾的三弟李秉真重新组建区中队武装，毅然接任了丰县二区区长的职务。当地群众赞许说：李氏兄弟英雄辈出，老二老四倒下，老三又站了出来，为了抗日救国，不怕牺牲，可歌可泣。
1938年12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开赴湖西后，立即向盘据在崔韩庄的汉奸马世芬及王献臣的老巢——常店发起进攻。在我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被迫将李贞乾的母亲和其它眷属以及数名病伤义勇队队员全部释放出来。我军将王献臣部1000余人大部歼灭，王受重伤，伪军团长马世芬被击毙。丰县城内日军100余人出来增援，亦被我全部击溃，仓皇逃窜龟缩在县城内不敢出来。王献臣经毁灭性的打击后，带残部跑到丰县城里，不敢再妄动。至此，湖西的抗战局面打开了，抗日武装迅猛发展，根据地迅速扩大。当地各抗日武装公认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广大人民群众欢呼，八路军是天兵天将，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在此大好形势下，为加强抗日宣传工作，李贞乾向丰县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去借印刷机和印刷技术人员，当时由于国共合作，统战关系好，黄体润等当即答应了李贞乾的要求，借给四开机1台、八开机2台、十六开机1台，铅字字盘和铸字工具全部配套，连排字印刷技术工人也全部跟了过来，于1939年春建立了湖西印刷厂，为《湖西日报》以及其它刊物和宣传资料的印刷出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九）
1939年初，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湖西人民的要求，丰、沛、单、鱼、砀五县抗日负责人在丰北吴庄召开会议，成立苏鲁豫皖边区联合抗日后方司令部，李贞乾任司令员。同时，成立五县联合抗日后方办事处，李贞乾兼任办事处主任。
1939年1月，苏鲁抗日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李贞乾任支队长，郭影秋任政治委员。同年2月，挺进支队又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李贞乾任大队长兼政委。改编后不久，李贞乾南下，越过陇海路，转战萧县、宿县、永城、桐山、砀山等地，3个多月，与敌伪战斗10多次，指挥杀敌屡建奇功。温山战斗后，奉命北返，于6月下旬，越过陇海路，挺进鱼台县境，在湖边游击四大队的配合下，对经常向我袭扰的国民党鱼台县县长朱启森部发起反击，一举歼敌700余人，活捉县长朱启森。经上级批准，同年7月1日，建立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李贞乾任县长。同时，建立湖边司令部，李贞乾任司令员。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湖西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建立后发行了“鱼台流通券”，通行全区，这对支援抗日战争，稳定根据地物价，对敌伪顽开展经济斗争发挥了极大作用。
（十）
正当湖西抗日革命斗争形势蓬勃发展之际，1939年9月，湖西地区发生了一起使亲者痛、仇者快，骇人听闻的湖西“肃托”事件。当时的湖西地委组织部长、暗害分子王须仁勾结“苏支”四大队政委王宏鸣，利用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严重错误，用极其阴险残暴的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湖西地区优秀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近300人。他们胆大包天，竟于1939年10月25日，在东孟庙逮捕了李贞乾。王须仁和王宏鸣在审讯李贞乾时，用刑极为残酷，鞭打、灌水、火烧、压杠子、过电等，死去用水灌醒，醒后再用刑，明目张胆地要李贞乾供出苏鲁豫支队四大队负责人中的“托匪”，并威胁说“如若不说，就持久地用刑”。李贞乾在严刑逼供面前，威武不屈，正气凛然，表现了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不仅没有供出一字一人，反而把所谓的“证人”骂得哑口无言，他还理直气壮地与审讯人公堂辩论，耳闻目睹者无不由衷地崇敬。
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苏鲁豫支队司令员彭明治将湖西的“肃托”情况电告八路军一一五师，请求罗荣桓同志迅速赶到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罗荣桓同志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等同志率领骑兵，从鲁南出发，日夜兼程，赶到湖西，立即接见了被关押的领导干部，掌握了“肃托”的真实情况，明确果断地指出“‘肃托’是错误的，搞错了”。而后将李贞乾、郭影秋、郝中士、梁兴初等同志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宣布无罪，恢复工作。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将王须仁交一一五师保卫部审查。由此刹住了妖风，解救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李贞乾虽然受到百般折磨，但仍以党和革命利益为重，他的夫人带女儿三美前往探亲时，看到他遍体鳞伤，周身裹满纱布的惨状，泪如雨下（“肃托”事件中，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他却告诫夫人说：“事情已经过去，坏人已经抓了出来，你不要难过，我的伤会慢慢好起来的，不要再把我的情况告诉别人了。”他的这些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的高尚品质。
由于山东分局及时处理了湖西“肃托”事件，湖西抗战的局面又逐渐好转起来。1939年12月，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恢复工作，李贞乾继续担任县长。他带伤整治县政，干劲不减往常，鱼台县委考虑他在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威望较高，决定由他兼任县委统战部长。他在活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0年4月，湖边司令部的1000余人随“苏支”一、二、三大队南下。李贞乾考虑到鱼台县没有武装，县委、县政府活动困难，于是，他指导其三弟李秉真（当时被组织安排在国民党丰县常备队任第十中队队长），从顽军中拉出所带中队200多人、170多支枪，扩编为鱼台县独立营，活动在丰鱼边境，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之后，李贞乾又派赵紫生打入鱼台伪军李怀扬内部，两次发动组织了1000余伪军起义。
1940年上半年，丰县、单县、金乡也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同年7月，在单县建立了湖西专员公署，由李贞乾任专员。他是湖西广大人民群众最信赖的专员，在湖西德高望重，是一个影响很大、号召力很强的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在湖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李贞乾主持湖西专署工作期间，很快建立了县、区、乡各级政权。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巩固根据地的政策，在党委的领导下，颁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政策法令，积极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进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有的地方推行“五一减租”，推行“分半减息”。通过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调动了农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为长期坚持湖西地区艰苦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对农民的土地税（缴纳公粮）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改为累进税率，实行合理负担。首先实行免征点和累进税率，每人占有土地一亩以下者，免征土地税，一亩以上者将计算税额，占有土地越多，累进税越多；其次是根据地质好孬，折合负担亩，土地好的多征，反之少征，这又大大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二、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湖西专署成立不久，在单县终兴集天主教堂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宣告了湖西地区参议会成立。会议选举了郭影秋为参议长，杨汉章为副参议长，讨论和颁布了施政纲领，制订了各项基本法令。湖西地区参议会成立后，各县也先后成立了参议会。各级参议会的成立，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
三、精兵简政。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更有利于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进行了精兵简政，精简机构。抽调干部加强基层，勤杂人员充实到战斗部队，老弱病残合理安排。通过精兵简政，人民群众的负担减轻了，抗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军政民更加团结。
四、组织全区军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搞好农副业生产，带领群众自力更生，战胜灾荒，度过荒年。
五、破路挖濠，坚壁清野。为了对付敌人机械化部队大“扫荡”，动员群众把大路全部挖成8尺宽、5尺深的大沟（时称“抗日沟”），沟沟相接，四通八达，部队行军，工作人员活动，群众转移都很方便，对反“扫荡”起了重要作用。
六、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对军烈属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积极帮助解决，根据军烈属的实际困难，发给救济粮款、衣被等，还发动群众给军烈属代耕，这对巩固部队和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湖西专署成立不久，即创办了湖西抗日中学，李贞乾任校长。这是一所大型的抗日中学，数年内，先后培养出1000余名学生，他们大都成为我党政军的中级或高级干部。
李贞乾不仅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湖西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1年9月，山东分局决定成立湖西地区军政委员会，李贞乾为五名成员之一。
1942年12月21日，苏北、鲁西南数县的日伪军万余人联合向湖西抗日根据地合围“扫荡”，妄图消灭我湖西抗日武装力量，摧毁湖西抗日根据地。当时我湖西专署驻在单县东的马桥，敌人突然从四面八方向马桥合击。在此情况下，李贞乾首先命令军事科长张金波抽出两个排的武装掩护杨汉章、张宗申、刘铭盘、王茂龄、苗宗藩等109位民主人士和伤病员转移，民主人士和伤病员们热泪盈眶地说：“你抽两个排掩护我们转移，谁来保护你呢？我们不能走，我们坚决和李专员战斗在一起。”李专员严厉地一挥手，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命令，快！向北转移。”待他们转移后，李专员率领的警卫连和专署的全体干部，已经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李专员身先士卒，率领警卫连和专署的全体干部向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抗击，并乘机向马桥的西北方向突围，当冲到朱大庄东头，马被打伤，李专员跌落下来。他站起来又往西北方向冲杀，冲到徐楼东南角，在一个坟头前与敌人英勇战斗，敌人集中猛烈的炮火向他轰击，他身体多处中弹，倒卧在血泊中，鲜红的热血浸透了他的军装——我们敬爱的李专员壮烈牺牲了。当天下午，日伪军还没有走远，四处还弥漫着硝烟，当地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就迅速赶赴战场，救走负伤的同志，掩埋牺牲的烈士。胡庄的群众冒着很大风险，当夜就将李专员的遗体抬离战场，用棺木葬在胡庄西南地里。
至此，李贞乾和他的两个胞弟都为抗日救国而战死。到解放战争中，六弟李秉亮又被国民党还乡团抓去活埋。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他一家弟兄四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3年春，湖西党政军民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在单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地委宣传部长郝中士、湖西区参议会副参议长鹿渠清也都在《湖西日报》上撰文沉痛悼念李贞乾烈士。1945年11月，湖西革命烈士陵园在单县琴台落成，李贞乾烈士的遗骨用特大的棺木，于1946年元旦，从单县胡庄起运到单县琴台，安葬在湖西革命烈士陵园内。
在湖西革命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时，湖西区参议会副议长杨汉章先生缅怀李贞乾烈士作诗一首，抄录于后：
纪念李专员
创建湖西第一人，宽宏大度超群伦。
义师初起急平贼，强敌未除竟殒身。
善政常留同宓子，英风永著媲张巡。
陵园公举落成礼，光复神州先奠陈。
李贞乾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对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扩大作出了贡献，是湖西人民的好专员，也是湖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良师益友，为时人爱戴，后人敬仰！他没有留下任何私人财产，却给湖西广大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