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军医的故事

明月几时有著

一 、情系梅田矿务局医院

        梅田矿务局医院地处湖南省宜章县，矿务局的全称是广东省梅田矿务局，因梅田矿务局隶属于广东省管理，我们的通信的地址跨越了两个省：湖南省宜章县广东省梅田矿务局医院。上世纪60年代，为了缓解广东省煤炭供求矛盾，开始筹建广东省梅田矿务局，到80年代，梅田矿务局的职工人数近2万人，他们为广东省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96年到2000年之间，梅田矿务局开始实施”关、停、并、转”措施。当年在梅田矿务局医院工作的医生，很多是从广东省人民医院或广州市医院支援过来，矿务局医院病人少，病种也比较单一，但师资力量和医疗设施、设备还是比较好的。2001年梅田矿务局实施人员分流安置，很多医生又回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和广州市医院。

遇良师何其有幸

        1975年8月4日，我们结束了军医大学的临床课程，进入了临床实习阶段，“从医之路”开启了新篇章。实习前大队领导对实习班进行了调整，女生由原来的6个班  缩编为4个班，我和刘星同学由原来的20班来到新组建的12班。我们16名同学来到湖南省宜章县广东省梅田矿物局医院和宜章县人民医院实习。我们班分成四个实习小组，每组4个人，定期轮换，3个组在梅田矿务局医院实习十五周，1个组在湖南宜章县医院实习5周。我们在梅田矿物局医院实习的日日夜夜，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和事记忆深刻。在那里，我们参加梅田矿务局伤员的救治工作，我们遇见了军医大学的教员，他们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驱散我们的内心的紧张与不安，坚定我们治病救人的初心，引领我们“医路”前行。

临床教员孙居坚

        带教实习的老师是附属医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孙居坚教员。他是山东人，大个子，体态胖，满脸络腮胡，心特别细，对我们实习同学真是倾尽了心血。他为同学们制定实习轮转计划，到各科室督导检查；他带教我们在妇产科看门诊和手术；每天早上他会督促我们起床；他带我们下矿井，体验矿工的生活。他即是严格的带教老师，又如同慈父一般，关心到我们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

        1975年9月18日，梅田十一矿发生一起井下瓦斯燃 烧事件，一名安全员当时在井下死亡，另有25名矿工有不同程度的烧伤。广东省各级领导十分重视伤员的救治工作，地方和军队医院都派出医疗队支援，我们军医大学派出了附属医院烧伤科的关国勤教员、基础教研室的赵克森和王铁丹教员，连夜赶到梅田矿务局医院，参加烧伤病人的救治工作……。

         根据患者的人数和病情，我们2个同学一组分成若干组，有的组是负责特护一个重伤员，有的组是管理几个病情稍微轻点的病人，全程负责病人的诊疗及护理。 医院离我们的招待所驻地距离大概半个小时路程，中间要通过一片空旷的田地。我们凌晨2点钟晚夜班交接换班时，孙居坚老师怕我们女生走夜路不安全，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他白天工作有多忙多累，他都会准时起床，送我们上下班。

        一个多月过去了，所有的烧伤患者脱离了危险，病情也慢慢好转了。矿工们因为在井下操作时戴着口罩，所以他们烧的都是眼睛、额头、双手。当她们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烧伤的面容，看见双手、耳朵挛缩的瘢痕时，情绪变得格外激动和焦躁。为树立他们的生活信心，孙教员特别嘱咐我们要多关心鼓励他们，国庆节期间，我们班同学排演了几个小节目，在病房里为他们演出，病房内一片欢声笑语。这次演出的得到了矿医院领导的赞扬和支持，抽调医院医护人员和我们班同学一起排演了一台节目，到各个分厂矿轮回演出。记得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们乘坐拉煤的大卡车回招待所驻地时，发现公路右边山上的工棚着火了，全体同学立刻跑步上山参与救火，并将救出的烧伤患者抬上卡车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生化教员王铁丹

        发生煤矿事故的那一天上午9点钟左右，我正跟随矿务局医院内科的叶主任查房，突然听见一阵警报声，还没有等我会过神来，只见叶主任飞快跑出了病房，我楞了一下，随之紧跟着她跑向医院大门口的空场地。当时看见满地躺着刚刚从煤矿井下送来的伤员，全身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清。受伤的伤员有的在哭喊，有的在呻吟，有的不言不语。医务人员一个个的神色紧张，匆匆忙忙，里里外外地快步跑着运送伤员和药品。我紧紧跟随叶主任查看病人生命体征，建立静脉通道，实行抗休克、镇静、镇痛、补液治疗，把受伤的伤员送到手术室或病房。

        我和夏照帆同学负责一名叫王丽萍的女患者，她是梅田矿务局全国著名的铁姑娘掘进队的队长，她的头面部和双上肢烧伤面积大约30%左右。抢救当天我值下半夜夜班，凌晨3点多钟，病人出现了情绪躁动、伴有头  痛恶心、眼球有点外凸、球结膜水肿等症状。我去值班室找医院值班医生汇报病情，护士说他刚下手术台回家去吃饭了。正当我一筹莫展时，突然听到病房外面有汽车的声音，我跑到医院大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看见几个穿军装的人下车，其中有给我们讲生化课水电质平衡的王铁丹老师。我飞快跑到王教员面前，顾不上礼貌和寒暄， 一边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先到病房看我管的病人王丽萍， 一边向他汇报病人的病情，说可能有脑水肿想给她用甘露醇脱水。

        与三位老师一起疾步来到病房，逐一查看了几个重伤特护的病人。随后王教员对我们说，你们现在不仅仅是实习生，还要担负护理、医生的责任。从现在起老师们与你们一样，分成小组分管病人，在医院24小时值班。还专门提出了王丽萍的病情，指示可以使用甘露醇 脱水治疗。

        毕业后我回到原武汉军区总医院。 一次王铁丹老师在武汉转火车停留时，通过医院总机找到我，从火车站打来一个电话。当我接到王教员电话时特别激动，感谢王教员还记的我的名字。王教员说，在梅田矿务局医院实习的每一位同学他都记得，希望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保持和发扬在梅田矿务局医院救治伤员精神，不辜负军医大学的培养。

烧伤科教员关国勤

        矿难事件的救治工作，成为我们班同学的共同记忆，以至于毕业很多年都久久不能忘记。附属医院烧伤科的关国勤教员，操着东北人口音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说话不慌不忙，对病人特别有耐心、仔细。

        烧伤病人使用凡士林纱布覆盖创面，每天给病人换药揭下大片纱布触碰患者创面时，病人痛的哇哇叫。我和夏照帆同学就把纱布剪成一小块敷在伤口上，关教员查房时看见了表扬了我们，还告诉我们可以剪得再小一点，如同邮票大小敷在创面上，这样换药时没有那么长时间痛，还有利于“皮岛“生长。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教员用剃须刀片一点点地给病人削去手指上的焦痂，非常精细的操作一做就是几个小时。

        听说瓦斯燃烧事件中有一名去世的安全员还在太平间停放，等待家属来才安葬，关教员叫上我们几位同学到了太平间。打开太平间的门，就看见去世的矿工平躺在地上，仍然穿着上班的矿工服，全身黑乎乎的，头发、眼睛、脚上到处都是煤渣，房间里还放着一口新棺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心里特别恐惧，因为有老师和同学在，我不好意思躲避，硬着头皮跟着他们进到太平间。关教员蹲下来查看了死者的体征后对我们说：“同学们，这些煤矿工人在旧社会被叫做煤黑子，我们现在是新社会，应该尊重和感激他们辛勤的劳动，我们一起为他清洗干净让他上路”。听了关教员的话，有的同学去病房拿盆子到院子里打水，有的找来毛巾。关教员拿起毛巾沾上水从头到脚清洗尸体，同学们也帮着一起清洗，直到全身上下清洗的干干净净为止。大家又为他穿上了新的矿工服，找来两条长板凳和木板，把他放在木板上，盖上了洁白的床单，等待家人来做最后的告别。多少年过去了，始终记得关教员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对逝者最大的尊重，而我作为一名实习军医则受益终身。

        毕业离校时，关教员专程到广州火车站送我们，他提着我的背包对我说：“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员，这是第一次送学员到火车站。”并说希望我今后能从事烧伤专业。十分遗憾的是，我毕业后更换了好几个专业：临床血液病、临床药理、最后从事的是医院感染控制专业。令人惊喜的是，我们班夏照帆同学毕业后不仅从事烧伤专业，还成为全国知名的烧伤专业院士。

病理生理教员赵克森

        救治工作告一段落，赵克森和王铁丹教员先期返回广州之前那个晚上，两位教员和我们实习同学一起围坐在医院值班室，大家在小卖部买了饼干、糖果，从食堂买的晚餐，以水代酒与老师话别。席间，赵克森教员欣然用俄语唱了一首“喀秋莎”,至今难忘。

        赵克森教员给我们讲病理生理学课程，他的声音极富有磁性，讲课的内容与自己的情感表情相结合极有风采。记得有一次课堂快结束的时候，他抬起右手指向前方说：“如果你认为它是真理的话，那必将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接着就宣布下课。他讲的休克机制、微循环障碍至今记忆犹新。1978年，我所在的原武汉军区总医院，对全院所有的医生进行了一次医学理论基础考试，我居然考了98.6分，位居全院第二名。其中有一道题就是简述休克的机制。

        赵教员在课堂上有一句话，也是令同学们印象深刻，“一个好的学生，不是做书本的奴隶，而是要站在书本之上，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回想过往已经五十年了，特别感慨当年遇良师，何其有幸。

十六名女生一台戏

        实习之前，我们班16名女生来自于学员五队四区队的各个班，大家彼此之间不是特别熟悉。在孙教员细致入微的教育和关怀下，在班长辛英、副班长范晓宁同学的带领下，全班同学很快拧成一股绳，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

        1975年的国庆节，梅田矿务局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参加的有矿领导、矿务局医院领导、科室主任、孙教员和我们班同学。在国庆招待会上，获悉医院的朱院长和内科的叶主任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我们真是敬重和仰慕他们。想起一次在科里病例讨论时，朱院长和叶主任争论起来，可能怕我们听见，也可能说英语更顺流一些，谈着谈着，他们两个人都开始用英语交谈了。对我而 言 ，印象最深的还是桌子上的香蕉，又大又黄又香，吃在嘴里软糯软糯的，特别甜。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这么大、这么甜的香蕉，连续吃了2个香蕉，肚子胀的特别难受，只想把刚刚吃进去的东西全部都吐出来，李红英同学陪着我到院子外面走了好长时间才舒服一点。

        国庆放假前，孙教员组织我们几个“文艺骨干”开会，要求我们排练几个节目，为病房的烧伤病人演出。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在入校前就是原单位的文艺宣传队的，叶爱平会拉手风琴、会弹扬琴、还会作曲；白建平的嗓音好，上学前在原单位演过样板戏《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明晓燕小时候经过舞蹈训练，她走路总是挺胸收腹的，说话慢慢的就像她的舞姿一样柔软，大家都叫她“芭蕾”;我在上大学前在医院战士宣传队呆过2年，参加过跳舞、对口词、小话剧等节目的演出，每年春节军医大学举行文艺汇演，我们五队的节目质量都是非常高的。记得刚入校的第一年春节，我们演出的是，湖北省歌舞团创作的优秀舞蹈节目《土家喜送爱国粮》在全校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还跳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快乐的女战士片段。我们还自编、自谱曲、自演原创小舞剧《军民联防打财狼》特别受大家的喜爱，广州市驻军宣传队还来我们学校学习这个舞蹈，令学校俱乐部领导和其他学员队对我们都刮目相看，因为我们是学员五队，也有些人嫉妒的说我们是“舞队”,跳舞的舞。

        我们几个“文艺骨干”商议后，很快确定了几个节目。叶爱平的手风琴和扬琴独奏、明晓燕跳芭蕾舞蹈《北风吹》、我跳了一曲《一条大河》。那会没有录音带的歌 曲和音乐，我们跳舞的时候，叶爱平伴奏，其她同学都在后面伴唱。白建平和夏向南创作了一个具有闽南特色的刮板小曲《唱唱我们的……》, 由白建平、夏向南、范晓宁和我四个人表演，最后16位同学一起合唱《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演出地点安排在一个大病房里，不能行走的病人把病床推进来，病房里、窗台上、门外到处挤满来了看演出的患者和工作人员，每演完一个节目掌声热烈，病房内外一片欢声笑语。这次演出得到了矿物局工会和医院领导的赞扬和支持，决定抽调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我们班同学一起排演了一台节目，到各个分厂矿巡回演出。

        当时要搞一台节目还是有点困难的，但我们愣是整出了一台节目。在前期排演的几个节目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大合唱《红军不怕远征难》、藏族舞蹈《洗衣歌》、朝鲜舞蹈《红太阳照边疆》、豫剧表演唱《军民一家人》、舞蹈《草原英雄小姐们》等等，有十几个节目吧。我们班16个同学都参加了演出，有的跳舞、有的伴唱、有的打鼓，有的敲锣，反正没人闲着，需要干啥就干啥、能干啥就干啥。记得当时演出用的道具，两片小竹板和带有齿的长条刮拉板，就是大家找来竹子，医院领导安排工人给做的。朝鲜舞蹈演出需要长鼓，不知道是哪位同学突发奇想，把2个竹子编的字纸篓底部相连，字纸篓两边上端开口用牛皮纸糊上做成鼓面，中间用红色的彩纸缠绕做成鼓架，再用绳子穿在筐的中间挂在脖子上。虽然是用字纸篓做的朝鲜长鼓，远看效果还特别逼真。

        在那个物质和文化生活都比较匮乏的年代，矿里看个电影都很少，更别说看演出了。每个周末，矿物局工会安排我们到11个分矿厂巡回演出。听说是军医大学在矿务局医院实习的女军医来矿上演出，观众们早早的就到演出的礼堂或者是操场占位子。演出现场，简陋的舞台上方挂着横幅：“热烈欢迎广州军医大学来我矿慰问演出”。我们最后一场演出是在宜章县礼堂演的，台下坐满了观众，礼堂的走道、舞台边始终都挤满了人，县里的领导和人武部的领导都来观看演出了。

        在梅田矿务局每次演出结束后返回驻地，夜幕下我们乘坐的解放牌卡车行驶在山间的泥沙公路上，大家仍然沉浸在演出现场兴奋不已， 一首一首的唱着红歌和军歌。记得一天晚上，我和叶爱平等几个同学站在卡车车头前，远远看见前面的山间红光映红了半边天，我们立刻唱起了《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

        唱着唱着，当卡车拐了几个弯临近那片红光时，才发现是公路右边半山腰的矿工家属居住的工棚着火了。大家焦急的使劲拍着车头大声喊：“停车，停车，"汽车停后同学们一跃跳下卡车，跑步上山参与救火。当我们跑到山上时，工棚已经烧的一片灰烬，剩几根竹子框架仍然在燃烧火焰，工人和家属们围着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被一场大火烧毁的家，工棚中央还有一个没有救出来2岁的孩子，已经被烧得碳化遗体冒着点点火苗，十分难过和惋惜心痛。我们看见救火工作已经停止了，转身问围观的工友们，有没有受伤的病人，听说我们是矿医院的实习军医，有的矿工们就问，矿医院的医生怎么来的这么快?他们带着我们来到几个痛苦呻吟的病人身边，借着火把的光亮，我们先查看了烧伤患者的生命体征和烧伤创面，让几位需要到医院处理的伤员坐我们的车，有2位伤员需要用担架，于是我们和矿工们一起，把病人放在床板上抬上卡车，护送伤员一直到矿物局医院进行救治，病人安全住院后，我们才回到招待所宿舍休息。

        多年后回忆我们十六名同学居然组织并亲自参加演出了一台节目，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并感到特别自豪。当年，我们的演出不仅为当地矿工和老百姓带来欢乐，也让我们一段难忘的记忆。在那个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我们用歌声和舞蹈传递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

重走“骑田岭”

        1975年8月13日，学员五队肖彦大队长和胡家法干事巡查实习点时，医院领导和同学们在骑田岭煤山矿井入口处照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题词写着：“当年红军路，五岭育新人”。孙教员告诉我们，当年毛主席写下七律长征”的豪迈诗句，其中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骑田岭”就是其中的五岭之一。五岭是指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和越城岭，五座山岭横跨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四省边境，在秦汉早期就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也是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骑田岭位于湖南省宜章县，是湘粤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骑田岭的主峰海拔1510米，不算特别高，但因其险峻雄奇而著称。顿时，骑田岭在我们心中萦绕着一种神圣的光芒，因为这里曾经留下过红军长征的足迹。

        十月的一个秋高气爽周末，孙教员带领我们同学，一起去爬“骑田岭”。早上不到8点，我们背着挎包、水壶，带着准备好的馒头和榨菜，满怀期待的跟着当地的向导出发了。刚刚走出招待所驻地，向导就拦住了一辆到骑田岭煤山矿井拉煤的卡车， 顺路把我们送到了骑田岭的山脚下。

        我们遥望远处骑田岭的山顶，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开始攀登。刚刚爬山的时候，大家兴致勃勃， 一边走，一边欣赏沿途风景，时而谈笑风生，时而唱着歌曲 《红军不怕远征难等歌曲》、 《我们都是神枪手》等歌曲，喊着“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途中看见路边地上撒落一些弹珠样大小的野生毛栗子，我和叶爱平等几个同学一哄而上，蹲着地上高兴地捡着毛栗子。剥开露出褐色栗子皮带刺的外壳，吃着金黄的栗子肉，野生栗子清甜还带有丝丝的奶香味，非常好吃，大家吃着毛栗子，有说有笑的又走了一程，那叫一个兴奋。

        我们看见前面的山顶，以为到达顶峰了，谁知爬上后又下坡，继续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走了将近3个多小时，翻过一道山又走过一道岭，还没有爬上骑田岭的山顶。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滑，灌木越来越密，丛生的杂草将近有一人多高，掩盖着山间小路模糊不清。我们紧紧跟着向导后面，走在前面的人扒开小道 两边一人多高的草，不停向后传达口令“小心、跟上、别掉队”。大家的体力似乎有点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喘着气，相互拽着，搀扶着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前行。有些同学就在路边捡一根棍子当拐杖，走几步停几步，问向导爬上山顶还有多远、还要走多久。中午一点多钟，我们终于抵达了骑田岭的山顶，此时，大家又如同打了鸡血一样激动，吃着自带的干粮，边喊边叫，叶爱平还采集了一束野花草捆在“拐杖”头上，我们一起在骑田岭主峰上合影留念后，沿原路返回。

        常言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在上山时爬过陡峭的山峰，下山时只能倒着走，有的地方路太滑了，一不小心就摔个屁股蹲，有得同学干脆坐在地上，坐滑梯似得一点点向下滑，有的同学手脚并用的倒爬在地上，慢慢地向下退。快到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下到了山下。看见了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向村民们一打听，说离我们驻地还有4-5公里的路程，还要走一个多小时，顿时大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劲了。

        天色渐渐暗去，我们一边行走一边回头看，特别期盼能像早上一样，有一辆顺便的卡车路过，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俏皮话：“别说卡车了，就是一辆拖拉机也行啊”;“没有拖拉机，马车也行”;“现在就是有一头猪，我都想骑上去”。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又满血复活地行进在路上。突然身后边射来一束汽 车灯光，终于盼来了一辆卡车。大家高兴地招手让卡车停下来，走近才发现卡车上装满了煤渣，上面根本不可能坐人。好在驾驶室旁边有一个空位置，我们让孙教员上车先回驻地，同学们两人、三人的拉着手，挎着胳膊，一步一步继续往前挪着步履，坚持着向驻地走去。

        天色越来黑，我们终于看见了驻地的灯光，回到了招待所宿舍，累的连话都不想说了。这次骑田岭之行，以为就是爬爬山，玩一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从早上出发爬山，来回路程用了十几个小时。去食堂吃晚饭时，大家没有看见孙教员，敲他的宿舍门才知道，孙教员患有高血压有点不舒服，刚刚口服了降压药躺下，同学们赶紧找来血压计给孙教员测量血压，嘱咐他好好休 息。

事后大家回忆爬山的经历，有些同学感叹的道，当年红军长征行程两万五千里，物质极度匮乏，行路这么艰难，还要面对敌军追击，他们始终保持昂扬的革命斗志，战胜敌人，战胜困境，取得胜利真是不容易。赵勇同学提起那天爬山情景说，多亏同学们帮助，辛英班长一直紧紧地拽着我，要不然我可 能就和大家走散了。

        通过骑田岭之行，我弄明白了“山”和“岭”的区别，“山”通常是指单座的山峰，而“岭”则是由多个山峰组成连绵起伏的山地形态，所以我们爬了几个山峰才到达主峰。追寻红军足迹，重走“骑田岭”,不仅是一次体力的 挑战，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我们将带着对骑田岭的记忆，对历史的铭记，继续在人生道路上坚定前行。

黑暗中的光与热

——致煤矿工人

        在大地的深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坚韧的脊梁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用无畏的勇气穿梭在地层黑暗之中，用青春的汗水点亮万家灯火，他们就是煤矿工人。

        开采煤矿的地下矿井，对我们这些学医的女兵来说，那是一个充满神秘之地。在梅田矿务局医院实习期间，有幸得到矿物局领导安排，获得一次到煤矿井下参观的机会。矿井是为采矿在地下修建井筒和巷道。井筒是矿井到达地面的进出口，井筒分为竖井和斜井。竖井是从地面向下垂直开掘的井筒，通常用于深部矿山的开采。斜井是向地底倾斜的井筒，矿体较浅，矿体倾角大。巷道是在地面和煤矿之间，按不同的断面和长度挖凿出来的地下通道，这些巷道用来运煤、通风、排水和人行走等。

        矿务局领导十分重视我们下矿井参观活动，为保障我们的安全，专门安排矿务局总工会的李主席、分矿的矿工队队长和安全人员陪同前往。我们一行乘车到达分矿的煤矿井口，矿工队长让大家列队清点人数，他对我们说，井上井下两重天，安全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下矿井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了队长的讲话，我们顿时有点紧张，也有点小兴奋。按照安全员的指引，我们到更衣室脱下军装，换上厚厚的矿工服，戴上沉甸甸的矿工安全帽，穿上高筒雨鞋，而后去领取矿灯戴在矿工帽上。一位负责给矿灯充电的女师傅仔细的检查矿灯的电量，把矿灯戴在矿工帽上，并教我们如何打开矿灯的开关。随后，我们列队清点人数，紧跟在队长后面，沿着由地层开掘通往地面的水平洞口，走向地下的巷道。刚进洞口的井下巷道大约有4-5米宽，一人多高，巷道越  向里延伸越窄，黑黢黢的看不见前面是啥样，只有走动的人影，头顶上的矿灯闪烁着微弱却坚定的光亮。

        我们下井参观的路线是个运煤的主巷道，采煤工作区还要往里往深处走。我们在井下巷道边走边看边问，明小燕同学问带路的师傅，怎么还没有看到挖煤的地方。师傅说，采煤是在掌子面上挖，因采煤的巷道太窄，只能一个人进出，而且进入掌子面洞口只能一个人爬进去，里面粉尘大，也比较危险。70年代 的梅田矿务局，还没有采煤的机械化设备，巷道旁边的 轨道是将井下的煤，运到坑道外面去，不时看到有人推着装运的煤车从我们身边走过。杨南沙同学记得有一位40多岁的女工患者，因推运煤车被煤车撞后，导致骨盆骨折。在采集病历时，患者哼哼唧唧的有话想说又不愿说，南沙同学反复与她沟通“我们是医生，你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跟我说的，我可以帮助你。”原来患者是看杨南沙年轻，不好意思说自己可能怀孕了。杨南沙报告孙教员后，经过检查证实确实是怀孕。

        在巷道行走一阵，突然看见巷道壁的右上方的有一束亮光射进来，我们沿着有光亮地方慢慢爬上坡，居然走出了井下巷道。原来，矿务局领导从安全考虑，没有让我们走到矿井最深处的作业面，而是从矿井巷道的另外一个安全通风口通道走出来。安全通风口不大，是一个坡道，赵利斌同学记得孙教员走在她的前面，出通风口时，卡在洞口出不来了，大家前拉后推才把孙教员推出来。走出井口回到地面，看到明媚的阳光，呼吸清晰的空气，大家都体会到矿工们工作的艰辛，充满对他们的敬佩和感激。在矿井门口，我们和工会李主席、陪同参观的队长和师傅们一起合影留念。

        这次到煤矿井下参观，同学们都深刻体会到煤炭的来自不易，让我们记住了在黑暗中为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的采煤矿工，他们在和黑暗潮湿的地层，不仅从事繁重的劳动，还有难以预料的危险。每一次的下井，都像是一场未知结局的冒险，不知道是否能够平安归来。记得梅田矿务局医院的朱院长，给我们介绍医院情况时，指着医院对面的那座山告诉我们，那是一座“坟山”,矿务局开始生产不到十年，这座山上掩埋的逝者已经快满了。煤矿工作是个高危职业，在井下作业过程中，会面临多种安全风险，煤矿的灾害和安全事故如：瓦斯爆炸、煤尘爆炸、透水等，往往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另外，井下操作通风不好，那个年代的防护用品不足和防护措施不到位，井下采煤的矿工吸入煤粉，容易患矽肺、支气管肺炎和肺气肿、肺癌等职业病。记得在矿务局医院传染科轮转实习时，看见住院患者的诊断基本上是矽肺和肺气肿。听临床带教的李医生说，这些矽肺患者一旦住进医院，就出不了院了，直到他们去世。

        在煤炭矿井井下参观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常常浮现救治烧伤患者的场景，浮现为死去的矿工做尸体料理的场景。当时我给原单位武汉总医院的战友，政治处的青年干事张泽时写过一封信，信中讲述了我们救治煤矿女子掘进队烧伤患者的情况；讲述了我们下到矿井参观，看到矿工们的在黑暗深处，艰苦环境中的工作不易；讲述了正是有了煤矿工人在黑暗中开采，才有了我们拥有的光明与温暖。她看信后在青年团员组织活动中，把我的信读给大家听。她回信告诉我，很多人听完后非常感动，认为煤矿工人虽然不是军人，但矿井如同战场一般，随时都有牺牲、受伤事情发生，他们也是最值得敬意的人。衷心希望煤矿工人们每一次下井都能平安，他们在黑暗中开采的煤，燃烧时释放无尽的光和热能够温暖着他们，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敬畏生命

        对于医学生来说，见习和实习都是很憧憬的，因为学习了理论，很想到实践中去检验一下，这样会记得更清楚。给我印象最深的见习是刚开始学习听诊的时候，去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有几个病人教员让我们去听诊。我听诊第二个病人时，感觉这个病人心跳有点不整齐，再仔细听心音，感觉也不整齐，于是我就想到教员讲得心脏听诊要点，心率快慢不一，心音强弱不一，心里想着这些要点，对照实际的听诊情况，立刻顿悟：这是房颤。马上请老师来验证，老师说这个人是房颤，初次上阵，旗开得胜，从此就很相信听诊器，在整个行医过程中，听诊器始终伴随从没离开过。

        真正的实习是从广东梅田矿务局医院开始的，记得那是75年的秋天，我们来到梅田矿物局医院，已经是下午下班的时候，和赵勇一起在急诊室，天将黑时，几个农民模样的男人抬着用竹子做的躺椅匆忙走进急诊室， 把一个用被子裹着的病人放在了抢救床上，这几个人表情凝重急切，等护士一进来，他们就用广东话向护士讲述病情。我听不懂广东话，我就看了躺在急救床上的那 个人，那是一个女性，年轻的脸上带着几分清秀，只见她皱着眉头，闭着眼睛，似乎有点难受，气息微弱，这是一个怎样的病人呢?我正在想着什么时，护士走过来，掀开被子，啊?!我顿时惊了一下，这是一个产妇啊，下身没穿裤子，两腿之间看到一个小手。“怎么回事呀?"我不禁失口问到。“生孩子生不出来。”护士回答。“为什么不早点送来呢"?“因为住在大山里面，路远，走了几个小时才到这里”。原来是这样，看样子是被耽误了。

        护士拿了一瓶10%葡萄糖注射液500ml,很麻利地给病人进行了静脉输液。然后护士就去忙别的工作了，我一个人在那里观察产妇。过了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突然发现那个搭在外面的小手动了起来，我马上走近抢救床边，试图帮助那个小手，没想到的是，刚刚轻轻地拿着小胳膊，那个小胳膊上的皮肤就有点裂了，吓的我失声大叫：“护士，护士快来呀!”。护士赶快跑过来，这时候小胳膊动的幅度更大了，又过了一会儿，小脊梁露出来了，再过一会儿小屁股也出来了，随后，那个胎儿的随着羊水蜷缩着流出来了。让人心痛的是，这个胎儿曾经是那么近的接近人世间，可是终因妈妈没有力气推送他，让他遗憾的离去。

        后来我仔细分析了这个孕妇送到医院后，没有做其他的检查治疗，只是输了10%的葡萄糖注射液500ml, 待输到近半瓶时，她的身体内补充了能量，就是这点能量促进了子宫收缩，把胎儿推送出来了。我想如果这个孕妇的村里有医生，能够及时给她输入葡萄糖注射液，那么这个小生命能不能被挽救呢?那时候让我就意识到，基层的医疗条件对于广大老百姓的生命是多么重要啊!同时，作为医生，对生命，对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学会保护自己

        一天晚上夜幕已黑，没有上班的同学都在招待所宿舍里，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延续在学校的习惯上晚自习，看书、背英语单词或写家信。这时靠近窗户的同学间断听到外面响声，刚开始大家并没有在意，后来不断有响声发出，好像是有人故意扔石头砸墙的声音。赵勇同学的书桌正好在窗户下面，她往窗外看了一眼，马上大喊一声："有流氓。"靠近窗户的几个同学立刻站立起 来，下意识地向窗外看去，只见一个男的把裤子脱光了，面向窗户站着不停地来回晃动。顿时，那几个同学吓的“啊”尖叫，也不知是谁被吓哭了。此时，坐在一旁的叶爱平同学站立起来，边往窗户这边走边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以为我们没有见过，我还给病人插过导尿管呢!“谁知她刚到窗口， 一下 子蹲在地上，声音颤抖的喊道“孙教员啊，快来抓流氓啊!”我住在靠近宿舍一进门的地方，听说有流氓心里有点害怕，吓傻了似的站在书桌边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听见叶爱平同学大喊孙教员，我才醒悟地跑到孙教员的房间使劲敲门。孙教员出来后，我急促地告诉他，有个流氓在我们房间后面的窗户下面，孙教员回头拿着手电筒，向招待所后面窗户跑去，我也紧跟着他身后跑过去 。

        我们居住的招待所宿舍是背靠一片空地的三层楼房，我们住在一楼最头上的拐角处，后面空地上长满了杂草，我们跑到宿舍后面，来回找了几遍都没有看见人，后来又跑到招待所外面的马路上，也没有见人影。孙教员将情况向矿务局领导报告了，矿务局领导和保卫科都来人了，把空地又搜索了一遍，依然没有找到人。 我们回到了宿舍，大家一看孙教员来了都围了过来，叶爱平同学一边说还一边抹眼泪，孙教员对她说：“你们是学医的，人的大体标本没有见过吗?这种流氓怕什么,只当他是人体标本了。"接着又安慰我们说：“矿务 局领导十分重视这件事情，保卫科从今天开始，已经安排民兵在招待所周围巡逻，大家安心睡觉吧。”

        通过这件事情，孙教员对我们的保护更通过这件事情，孙教员对我们的保护更自接送，恐怕路上出危险。 一天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孙教员看我不好好吃饭，问我怎么不舒服了。我指着牙说：“我右边有个阻生牙，痔疮发炎了。”孙教员一听楞了一下，紧接着问"是痔疮发炎?"“嗯。"他微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看小靳，她说痔疮发炎了，怎么指着牙呢?”我突然认识到自己说错了，连忙说：“不对不对，是智齿发炎了，今天我出外科门诊，看的全部都是痔疮病人，所以把智齿和痔疮说混了。”孙教员听后收起了笑容问我，给病人检查时外科老师在不在场啊，我说有时在，有时不在。孙教员嘱咐我们，以后给病人做检查时，最好有老师在场，你们女孩子要注意好好保护好自己。还有，你们给病人做刮宫手术时，如果有把握可以先操作，而后请老师帮助检查子宫内膜是否刮干净，但是老师操作后，你们就不要再接手操作了。当时我还不太理解问为什么呀?孙教员说：“万一刮宫操作时把子宫刮穿了，不好界定是谁操作的责任。“孙教员告诫在诊疗操作时，保护自己的基本常识，都成为我们在今后从医的基本行为准则。

        孙教员的女儿叫孙菊心与我同岁，所以，我从孙教员那常常感受到父辈般的爱。大学毕业后，我把结婚的消息写信告诉孙教员，他寄来一个很大的相册，还用红纸写上他和师母孙敬芝祝福与签名；1996年我们毕业20周年时，恰逢我所工作的  武汉总医院建院五十年纪念活动，每个工作人员人发一 块飞亚达纪念手表，我专门领了一块男款，让出差的同事带到广州送给孙教员。1997年10月，我从香港玛丽医院参观学习返回广州时，到孙教员家探望，孙师母一大早买菜做饭忙了一上午，包的鲅鱼饺子特别好吃。孙教员到武汉出差时曾来过我家，下班时我在菜场买了两条鲫鱼请他吃饭，孙教员看我笨手笨脚的不会刮鱼鳞，于是接过菜刀杀鱼，而后又下厨房烧鱼。我们餐桌上放着一瓶豆腐乳，我家称之为“值班菜”,孙教员将豆腐乳抹在馒头里，说馒头夹上豆腐乳最好吃了。以后我们用豆腐乳夹馒头吃时，常常会想起孙教员。2007年孙教员因心脏病来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手术治疗，我多次到医院探望他。

        2016年11月，我们毕业四十年在广州聚会，聚会结束的前一天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赵勇、夏向南等几个同学相约去看孙教员，她们找到我时，我正在理发室洗头没有和她们一起前往。其实那一年我妈妈刚去世不久，按照地方习俗是不合适去别人家探望老人的，所以去广州前没有告知孙教员。后来听赵勇说孙教员还问我为什么没有去看他，赵勇告诉孙教员我在化妆准备晚上的演出。聚会结束后返回到武汉不久，我接到孙教员的女儿孙菊心打来的电话，告知她父亲去世的消息。广州参加同学聚会的那一年，没有去看孙教员成了我终身遗憾。

告别梅田矿务局医院

        1975年12月结束了梅田矿务局医院的实习，准备到基层部队锻炼。离开梅田矿务局医院的那天，我们到医院向医护人员和救治过的病人告别，医院的领导、医护人员、病人来到医院门口的场地送我们，看见曾经救治过的烧伤患者的脸上、手上留下的瘢痕，心里特别不好受。医院领导告诉我们，这些烧伤的姑娘们，准备送他们到上海医院去做整形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心里略感欣慰，不由地回忆起最初救治他们的情景。

        赵勇同学说那天，她当时正好在医院门口，远远看 见一辆卡车拉着一车“煤”,伴随着一股烧焦的味道，直到卡车停在医院院里，才看清楚车上拉的是人不是煤。受伤的工人呻吟声一片。当时整个人是麻木的，也不知道该干些啥事。她记得搀扶的一位受伤的工人，手上粘着一个东西，甩来甩去的，以为是手套，想帮他拽下来，没想到跟本不是手套，是手上的皮，当时她的心都在颤抖。

        参与救治的医疗队来自各个地区医院，分别负责不同的病人，我们实习同学也分成不同的组，跟随不同单位的上级医生。赵勇他们这组护理的是一个小伙子，跟随的老师是梅田矿务局医院的，他的治疗方法与其单位的医生都不一样。他把病人的烧伤创面全部开放，不用任何敷料覆盖，定时给创面上喷洒虎杖酊，让伤口慢慢干燥，病房里都是虎杖酊的味道。赵勇同学怕病人的伤口感染，就用纱布给病人缝了一个简单的短裤让他穿上。他每次起床时，怕碰着他的创面，只好把头伸在他跟前，让病人的双手勾住她的脖子，颈部用力把病人带起来，当时也顾不上分什么男女的了。后来这个小伙的耳朵一直感染不好，想了许多办法，最后只保住了半个耳朵 。

         有位拄着双拐的年轻病人急匆匆地赶到医院门口，他看见我停了下来，微微一笑问：“医生，你们要回广州了吧?"我回答：“是的。”看着他右下肢没有穿鞋悬着，想起来这个病人是在几个月前， 一场机械事故截断了他的右脚掌，当时我接到通知到离医院不远的火车轨道边接病人。我沿着火车轨道的方向走，半路碰见几个矿工轮换背着这位受伤的年轻人，向医院跑来。受伤的矿工右下肢用衣服包扎的伤口渗着血，旁边有位工人手上捧着他的断离的脚掌，看见我过来着急的问我“这个脚能不能接上。”我立刻接那支断离苍白的脚掌，沿着轨道线飞快向医院跑，后面的矿工紧跟着我加快了步伐。在医院门口看见孙教员在那等 候，我气喘嘘嘘举着这个断离的脚掌问孙教员“这只脚掌可以接上吗?",孙教员眉毛竖起瞪了我一眼，冷静地对我说：“先把病人送手术室吧。”后来我知道了，当年的梅田矿务局医院还不具备这类手术的能力。毕业后多年，孙教员见到我，还提起我拿着断离的脚掌，朝医院快跑这件事情，说当时他特别感动，认定将来我一定会成为好医生的。 一位三岁小姑娘拿着她和她妈妈的 2张照片送给我，小女孩的妈妈是个护士，我值班的时候，她常常给我端来桂圆和红糖熬的糖水，我抱起小女孩，不舍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他们送的照片我一直保留着，但是已经记不起来这位护士的名字了。

        看见不断有护士、医生及其他工作人员、相互搀扶患者、拄着拐杖的病人赶过来，恋恋不舍的与我们告别，听见矿务局的朱院长对孙教员说：“我当医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 的场景。”

        告别了医院的患者、领导，我们从医院回到招待所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火车站。站在院子里看见3个当兵的男同志从招待所大门进来，认出其中一个是一区队的焦自修区队长，他们是下一批到梅田矿务局医院实习的男生班。孙教员听见声音从宿舍走出来，告诉他们马上要送我们上火车，并嘱咐他们先安排住下来。孙教员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站台上，大家都看着他，想让他和我们一起坐火车去部队，孙教员一直没有回答。谁知开车时居然发现孙教员和我们一起上了火车，大家高兴的又叽叽咂咂起来。因为我们是从中途上车，没有买到座位票，火车上的人很多，我们只能站在火车过道或者两节车厢的空地之处。看见和我们一起站着的孙教员，我问他：“您不管男生了吗?”孙教员说：“他们班还有一些同学明天才到，先把你们送过去，我明天回梅田。“听见孙教员这样说，我想，他一定是不放心我们，或者是不舍得我们。

        我们中午从广东韶关坪石火车站上车，下午到达大坑口火车站，部队派了一辆卡车来接我们。刚从火车上下站台时，也不记得是哪位同学的一件行李忘记拿了，着急的转身又上火车去拿，车厢的列车员也跟上去帮助寻找，列车长叫我们不要着急，我们都在站台上，等着这位同学找到行李下车，原来她把行李放在座椅下面，慌忙下车时忘记拿了。为此，还造成列车延迟发车几分钟，想想那时老百姓对军人真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