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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杨献平

主讲人简介: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生于70年代,作品见于《天涯》《人民文学》《山花》《中国作家》《诗刊》《啄木鸟》《解放军文艺》等刊,曾获冰心散文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和首届林语堂散文奖,在场注意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奖项,已出版个人著作有《匈奴帝国:刀锋上的苍狼》、《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沙漠之书》《沿着丝绸之路旅行》《行走沙漠二十年》《河山寂寥》《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以及《<寂静的春天>导读》等。主持策划出版《散文中国》系列丛书20卷本,主编《笔尖下的西藏》等多种。<!--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


                                                      第一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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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个人而言,写散文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1994到1998年写诗,1999年后正式以散文为主。十五六年的时间,可以分成两截。1999-2005年处在癫狂状态,认为散文大有可为,是一个“庄严的事业”,进而用心戮力,为伊消得人憔悴不说,还想以此做点什么特别的效果来。2006年之后,忽然觉得散文写作,整个的中国散文都很荒谬。从大的文学环境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的散文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经不起推敲,尤其是2006年之后的散文。从个人写作经验来说,新世纪十五年来的散文就是他们标举的模样吗?散文成就真的煌煌然吗?究竟有哪一些散文和散文理论、批评真正地留了下来?又有哪些散文家的写作真的卓尔不群,巍然有效?


  一、源头何在:新世纪十五年散文的个人观感

  从经历和主要从事的文体创作来说,我可能也算是一个新世纪以来中国散文写作的参与者(旁观者可能更合适)。因为个人“闲散”之余还从事散文研究和批评,关注和观察可能是一种自觉而经常的行为。就散文写作大的气候和环境来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可能是最好的。在此之前,有“八十年代”文学的铺垫,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小说家、诗人、学者自觉自愿地参与到散文的实践和“改革”当中,如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周涛、季羡林、余秋雨(钱钟书、杨绛夫妇自不必说)等人。贾平凹《太白山记》和《商州三录》从文本价值说,可能高于他少数长篇小说之外的多数长篇小说。张承志自《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之后,开始在散文随笔方面持续发力。中国三十多年来,真正的好散文非张承志一人莫属,尽管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韩少功包括《山南水北》在内的一系列散文随笔作品,其深度和广度,灵慧与思想的方面,也都是令人叫好的。作为诗人的周涛的《游牧长城》可以看出是性灵散文的一个制高点,最近的《文学回忆录》也非常地诚实和具有时代风度。余秋雨《文化苦旅》所提供的文本厚度和散文形式上的“力所能及”,当然也功不可没。


  考察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散文,这里才是“源头”,也正因为这些小说家的文墨“闲余”,使得散文与上世纪七十年的散文写作形成了“质”的区别。当然,与周涛同时代的诗人马丽华、苇岸,以及纯散文随笔写作者王宗仁、杨闻宇、王充闾、王英琦以及谢冕、林非、王巨才、牛汉、雷达等文学批评家、诗人的散文随笔写作,当然也是一种持续的充实和拓展。有了这一些“铺垫”,才有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新散文运动”。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我多次这样说过,新散文运动的主将们果断地与这些人及散文历程割裂开来,看起来是一种勇气,实际上,还是站在这些人及其作品之上的一个“延续”。包括文学,从没有哪一种事物的凭空诞生,然后推出一些“探索”和“实验”自我生成一种新的东西。尊重前人就是尊重文学史。尊重前人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这是一个不可舍弃,也难以舍弃的“新的散文历程”,或许这并不符合那些学院派的散文史写法。研究者和实际操作者向来是两码事。


  对于个人来说,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头五年,阅读经验之内,不用翻书架还能记得起来的人和作品主要有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冯秋子《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和朝阳的《丧乱》;以及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周晓枫个人的第一本散文集;张锐锋《沙上的神谕》,于坚《棕皮手记》;王充闾《熬鹰》;王宗仁《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刘烨园《精神收藏》;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沈苇的《苹果之父》、张炜《万松浦笔记》、钟鸣《畜界·人界》、《旁观者》、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等。此外还有张立勤、马步升、马丽华、朱鸿、素素、斯妤、夏榆、朱增泉、唐韵等人和林贤治、朱学勤、严秀、蓝英年、李陀、耿占春、吴思、摩罗、余杰、徐晓、敬文东、单正平、梁鸿等学者的随笔作品。具体到七十年代的同代人,则有谢宗玉《麦地中央的坟》;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极少数作品。照实说,以本人的阅读兴趣而言,不怎么喜欢历史文化之类的散文随笔,我经常以为,历史无法复原,后人所有的述说和解读都是“自说自话”,“张冠李戴”“指鹿为马”自然是其主要特征。因而格外崇尚那些具有时代现场的真切性,关于人的现实生存、遭遇和精神困境、诉求,以及有自我标示鲜明且注重艺术和品位散的作品。因为,我们所能看清并切身“感受”和“呼应”到的,唯有和我们同在的这一个时代。


  二、多路并进:十五年散文的多种风景


  以上的梳理,完全是个人化的,不牵扯任何个人情感,更没有偏私。之所以这样去做一种大致的“告白”,是想理一个线条出来,即我们当前的散文写作到底从何处来,经历了哪些,沿途又有哪些“让人记住”的“独立风景”。因为,文学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人能够阅读并“记住”一个如此大概。当然,而文学的本质在于传播。传播,第一必须具备的就是令人“爱读”和“好看”两个方面的特征。这话看起来是庸俗的。但我个人却觉得,文学的价值不是让人“读下去”和“记住”,并有所“感应”的话,那么,文学的存在就令人怀疑。我的意思是说,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中期,散文的阵营急剧分化,且异常严重。



    按照散文的个性追求来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求新求异,最大限度地表现当代人群的“内意识”和物质时代对人精神的威胁和篡改,以及个人在某些特定时候的“特异”体验;二是一窝蜂的时尚写作和心灵鸡汤。读书,小资生活,碟片,行旅等等,多以讲蹊跷、温暖故事,说安心道理和普世价值为主。毫不客气地说,绝大多数的历史文化散文也不自觉地加入此类“合唱”。三是以书写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主,泥土味、生活味浓郁,其惯用手法是写自己的某一段特殊经历以及他人的某种遭遇。

 

  这三种态势或者说类型,我觉得是近十五年来中国散文的主要“景观”。第一个类型无疑是注重“实验”和“形式”创新的,主要代表作家就是通常自我标举和朋党联合推崇的那几位。这些作家及其落实在文本当中的表现,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他们对散文内容的纵深拓展,在于他们对散文的重新定义和无限度纳入。尤其是在强调个人主体性和时代于具体人内里、精神的痕迹,乃至对个人和群体生活的影响上,当然功不可没。但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不完美的。这些作家作品也是如此。比如,过分强调自我而使得文本少却了生命的温度和人间烟火气,也缺乏真正的对他人的观照和体恤,使得文本始终处在一种“凌驾”和越来越“架空”的境地之中。第二个类型泛泛者众,写作者大都居于一二线都市,生活优裕且没有大地意识的二代和三代城市居者,而其主力军则是港台地区。这类写作者深谙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和时代特征,常用一种清浅而又不乏玄奥与普世的话语套路来“结构”文章,让人读了“放下”,不与人争、不与事争,安得其所,一切从命、不怒不怨,和心灵鸡汤性质相同,只不过有些略微“文学艺术化”一些。历史文化散文主要用来普及历史常识,满足人们的自古以来的猎奇心理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情结。


  第三类多数是以各种方式成功入城者,考学、参军、招工、转干等等,身上多数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烟火气和田间地埂上的泥浆草芥的味道。对乡土格外用心,其关注面和熟悉的写作对象也以乡村诸般物事和人为主。另一类的是小城生活者,县城、乡镇,既不真正地的熟悉乡村,也对城市隔膜。写作多数以半小资半城市居者的状态为主,且多数为女性。这类作家大都处在两难之间,城市生活经验不足,乡村生活或太扎实或过于肤浅,使得他们的写作也时常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


  当然还有第四类,那就是沿着传统的,犹如中学课本上的散文路子,写行旅,写亲人和朋友、同学,唯美,浪漫,还不忘诗意,其主题是感动人,而且还要“升华”。这一类型的散文写作,是真正的语文课本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最深的。另一类专门以书评和读书为业的。比如止庵。他的一些读书随笔读了之后,没态度,没说法,就是读,而且还都是书中的一些边角料。如果书评是这个样子。要书评干吗?书评如果没有艺术方面的评价和看法,只是从他人书上找一些小东西并拿到自己文章当中,书评的价值又在什么地方?


  三、真实的荒谬:对当前散文的偏执性意见

  张承志的散文可能是我从始至终保持敬意的。还有贾平凹,以及沈从文、孙犁等人的作品。当然,这可能只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或者习惯以及文化的精神的方面问题。于坚散文的健康品性;祝勇高强度凝入个人情感的部分历史文化散文;刘亮程一贯的去形容词叙述和呈现;周晓枫在散文“高强度修辞”和“过分”的“自我审视”意识;学者林贤治的学养、态度及其在《漂泊者萧红》《旷代的忧伤》等作品中的表现;冯秋子的大地意识和苦难美学;李敬泽《小春秋》的运笔“景致”和化大为简而如诗的章法;黑陶对每一个词语 “深究”式的迷恋;马叙对日常生活碎片化的“集中”“摆设”和整理;野夫的自由态度和不妥协;刘瑜、熊培云等人的学者书写等等。我觉得这些作家作品可能是新世纪散文十五年来最重要的收获。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一些很“红”的散文家,其中有些是被高估了的。如台湾的余光中、龙应台、李敖等等。倒是作为批评家的雷达的散文没有被抬到一个怎样的“高位”,照实而言,雷达的散文更为宽厚,纯雅且有气质 。也是极为难得。同为批评家的张柠的《土地的黄昏》也是当下散文当中相当出色的一本。也正是这些学者,再加上美学家高尔泰、诗人北岛、学者资中筠等人的作品,使得散文忽然有了“宽阔与深厚”“多向度”和更多的“效能”及其挥发性。


  尽管如此,当下的散文仍旧是不够理想的。这种不理想主要体现在“专业”的散文家及其写作上。


  第一,视野的狭窄与思想的贫弱是其致命伤。专业散文家始终有自我限定和框定的嫌疑。大多数作家只是在“结构”,在“行文”,只是针对一事一物,一现场一种角度,没有把散文做大做雄伟,反而越来越局限,越来越“更像散文”;另一个,专业散文家长时间操持一种体裁和题材的居多。现在的散文,包括所有的文学写作,不是越单纯、单一的好,反而是越杂糅越好。散文要突破“抒情”“言志”“记录”“表情达意”等固定“功能”,使之更具张力、感染力和“气象”,必须要向其他体裁伸手拿来;思想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作家的弱项。思想不重要,但支撑作家持续写下去的,一个是文化底蕴,另一个就是思想。有些散文作家自以为懂的哲学,在文章中大肆“哲学”,结果拗口难懂,还特别不伦不类,成为“夹生饭”。


  第二,过分自我高估和跟从“名者之言”。一旦有人喝彩,便会自我膨胀,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下第一,这是人之通病;有一些则是自我评价过高。这可能是一种眼界不够宽阔的表现。文学艺术,绵延几百几千年的历史,众多的人前赴后继,各种各样的“形式”先人都已经“尝试”过;即使中国没有,这些年的翻译作品规模之大,数量之广,堪称世界第一。即使阅读,也会从他国作家作品中得到证实。因为一点而觉得独立高标,其实是浅薄的表现。另一个是“盲从”。一个有权势的人说好,马上紧跟。如边地题材的散文,在一个暴恐血腥频发的地方,怎能自在唱牧歌?于流水线与逼仄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怎么能以暴露个人隐私和“大胆”表现个人性的某种际遇而为打工者“代言”?面对日渐溃败的村庄,如何还能以“精神田园”“唯美之地”作为赞美的对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众多的人跟从而上,殊不知有些是纯粹的政经行为和营销手段。很多时候,在微信、微博和博客看到一些有名无名者的“二度唾液”,我就觉得,写作者,自己的“脑子”究竟在哪儿?可以说,独立研判能力的薄弱;人云亦云的习性;不加考量的冲动和虚妄;从不自觉自知的盲从与“应和”;这才是文学创作的真正致命所在,尤其对于七、八十年代的专业散文家更是如此。这话可能说的绝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审美趣味,但这不能够成为“没有自我的理由”。


  第三,追求“高大上”的虚妄与荒谬。宏伟历史、家国幽微。当下这类写作者多不胜举,而且多出身寒微和生活在普通人阶层的。如过分对齐邦媛《巨流河》,龙应台《大江大河1949》的追慕,甚至效仿,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平民,想如太史公那般书写大历史与大人物没错,但在如此环境下,一个普通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对某一时期家国命运洞若观火。齐邦媛、龙应台等人是国民党二代,幼时就在那样的环境长大,耳濡目染,当然可以书写。重要的是写得像。一个农民的儿子去写蒋介石家族的秘事和在命运攸关时候的历史,除非关于这个人的历史档案全部解密。仅仅根据报刊和网络上只言片语的资料,就开始自我判定、书写,赞美或歌颂,鞭挞或惋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后美其名曰,“还原”“揭示”“呈现”了某一历史“真相”。这肯定是荒谬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人笔下如此这般的情境,真正的“真相”永远属于历史的“当事人。”


  第四,批评和理论的苍白无力。这三十年来,对外国文学和当代小说诗歌,甚至解放区、建国初期、红色经典的研究和批评都非常的可观,唯独散文的研究和批评薄弱甚至苍白。其中,学院派的研究老套,观念陈旧,且对新的散文写作态势关注不够,评析能力也不尽人意。专业批评家的散文批评和理论建设泛善可陈,系统的、客观的、有建设性的几乎找不到。更多的散文批评随波逐流,热衷于拿红包、劳务费,从根本上无视文学的基本规律和现实状况。可以说,新时期三十多年来,真正说到本质又有高度的散文批评唯有林贤治的《中国散文五十年》;继发者还有王兆胜《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及多篇长文。其他如批评家雷达、李敬泽、李建军、张清华、施战军、何平、张燕玲、孟繁华、张清华、张光茫、谢有顺、李晓红、汪政、李林荣、王冰;作家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铁凝、贾平凹、张炜等人对中国散文的“把脉”,他们无意中的别具一格的言说,自由而“旁观”的散文批评态度,也对散文做出了有效的判断与有力的推动。


  但相较于散文创作实绩,散文的研究与批评仍旧是薄弱的。报刊上,多的是针对一人一文一书的吹捧式赞美,有些甚至罔顾散文的基本“方法”和应有的道统。有些则停留在熟识的几个人及其作品上,根本谈不上客观、全面性,却又热衷于做无所不能的散文“裁判”和“评委”。这也是散文批评家为何难以为继,甚至与散文写作一同被人轻蔑的原因之一。


  在此境遇下,谈论荣耀和成就都是可耻的,也是自我膨胀的一种表现。二十世纪十五年的散文,远远没有达到它的“理想境地”。所谓的荣耀都是一种自我加冕。一部作品真好还是假好,没有二十年以上的时间,谁也说不起这样的话。当然,尽管散文各方面都不怎么景气,甚至令人沮丧。仍还有一批散文家和批评家一直在努力,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躬身践行,一边反省,一边努力突破。这一群人,大都集中在1960至1980年年龄段之内。有一些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气象和境界,与“无主”跟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佯装自大的……有效地进行了区别。在目前这种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我个人认为,散文必须宽泛起来、路子“野”起来、妖娆起来、内容丰盛起来、形式别致起来,当然,也更要具备反省意识和强烈的自适应能力。因为,时代正在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文学也应当紧跟而上,既要坚持艺术品位和真正具有时代和自我特点的“创新”,又要能够很好地去适应媒体平台的性质和当代人趣味不一的阅读和审美习惯。因为,艺术的盛衰总是和读者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自成一统,必然要和周边的一切发生关系。


     第二个题目:当前散文写作的基本判断与两个主要问题

     

    关于散文和当下的散文写作,这两年,我说的比较多。感觉是,说的比做的好。尽管说的也不好。相比较而言罢了。在这里,我想说重点说三个方面的认知或者说经验。一是散文的“述常”和“述异”问题。二是散文的时代经验和个人经验问题。三是当前散文的一些问题或者伪命题。


     当下的散文,其实是无可足观的,尽管很多从业者以散文洋洋自得,特别是那些因为散文暴得大名者,一篇两篇文章得到了很多人夸奖,甚至列入不朽经典之列,但散文乃至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在这个年代,已经不能够一篇一部就可以定天下的。我们对陈忠实及其《白鹿原》的尊敬,对杨显惠及其苦难三部曲的尊敬,实际上都建立在一个比较文学的、客观的,甚至时代和政治的前提上,除却这些因素,散文家想以一部非虚构或者散文作品而使得自己获取大面积的尊敬乃至文学史上的不朽,我觉得是狂妄的。因为,纵观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缺乏就是原创性,很多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其他大师的影子。这种拿来的文学创作在当下文学环境中特别容易走红,引起喝彩,但对于写作者来说,因此而走红而被肯定,就自己把自己当成大师先驱,我觉得非常浅薄。文学创作的第一个要素,我觉得就是原创性,此前可能有,但没有你那么极致,此后也可能产生,却不会有你的独特。我想,一个写作者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可惜,很多时候,四顾无人。


     当然,我不是全盘否定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成绩,反而,时常会对那些对散文有革新之功的人表示敬意。在这里,我愿意再次澄清或者说呼吁一个问题,那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小说家们对于散文革新的实践之功,如张承志、贾平凹、史铁生、韩少功这一类的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之余的散文创作,在我看来,乃是散文创作革新的根本驱动力与最好的文本证明。现在,很多的散文专著和散文研究者,一说散文创新的功臣就是这一个哪一个,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公允的,也有掠人之美的嫌疑。散文和其他文学创作,始终是一个承继的过程。前些年,诗人们号称“割断脐带,杀死母亲”,以此与传统决裂,好像也很轰轰烈烈。但很多年以后,我们会观察发现,这些诗人们并没有割裂传统,在他们的诗歌作品当中,充斥的都是半生不熟的西方主义乃至西方的一些意象、方法和技巧,甚至腔调都变得异常怪异。虽然说,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审美和情趣也大同小异,但文学始终有其源流和传统,也有其本道与特殊语境。一旦盲目,就会完全丢了自我。一旦全部效仿于他人,当然会变得不堪入目。文学,也始终是融会贯通,兼容并生的。我不是反对学习大师经典,特别是西方的那些,而是觉得,融汇提升,再走新路的能力,是优秀作家的基本功法,也是成就优秀作家的必由之路。


     因此,我在阅读同行的作品时候,往往肯定的少,说缺点的多。因此,也确实得罪了不少人。前些年批评的劲头大些,一发现问题就想说;现在,则安静了许多,特别不想指责很多人的作品。不是怕,而是觉得,我个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爱好写字的人,从不自称作家诗人,也不敢。写东西是个人的事情,多半与个人的成长、文化环境、灵魂质地和思想识见有关。写的好和不好,都是个人造化,用不着其他人来说三道四。优秀者自会层层高楼,庸常如我者,再怎么建议和批评也还是水波不兴。


     在我看来,所谓创作,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没有太史公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和才力,智慧与思想,作家这个称谓是很难担当起来的。作家是有操守的,也是有理想与底线,思想与境界的,如威廉·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中所说:“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惟独他永远能够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已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这两个作家及其文学成就,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他们的雄心、智慧和思想更为缺乏。因此,在先贤大师面前,写了几个文章,引起了一些关注,就不可一世的做法和想法,我以为是可耻的。也因此,我们的作家们很多时候只能称之为写作,而不能称之为创作。散文尤其如此,还特别是在当下。在这里,我还要说的一个问题是,散文这个文学体裁的别划分,有一些被强奸的意味。十七年的文学将散文越收越紧,越弄越像是一朵鲜花上的三五点露水,越写越框定为一个院子里的风花雪月,是对散文本质的最大戕害。也因为这样,才使得几代人的文学教育,特别是对散文的理解和看法,走向了狭隘、偏颇和不成器的境地。而上述一些小说家,及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散文家和诗人们对于散文解放的努力和实绩,是值得尊敬的,也使得我们今天的散文写作才走上了一个宽敞并且长远的道路上来。但在我看来这远远不是散文写作最好的时代,我们的散文也远远没有达到它应当的理想境界。


    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散文写作,是建立在这些人经验和成功之上的。对于先贤和智者的尊重,不仅是一个姿态,也是一个良知的表现。在很多场合,我一再对诸多的前辈和同辈人甚至晚一代的写作者表示敬意。在写作上,无论是朝后看还是朝前看,我都能找到自己的老师。我也相信,每一个写作者都有其独特性。甚至,有些独特性是我所不具备,能够给我很大教益和启发的。依我看,在文学创作上,几乎所有的路都有人走过了,大多数后者所做的,大抵是在重复前人。这非常悲哀。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有效地与前人和后人的写作区隔开来,如何有效地建立自己的写作,并使其有着稍微独特一些的光亮,进而自我武装和建立起来。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微小的,但对于个人,却犹如梦魇,欲罢不能,但有囿于才力和智慧、思想,无法实践与实现,这样的痛苦,是相当锥心而且持续深入的。


    就上所说,我自己特别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想法说出来,但请原谅我才疏学浅和能力有限,尽管写了很多年的散文,但却常常思考的不深,实践的也很差。拿出来,博大家一笑。


    第一个问题,关于“述异”和“述常”。

    艺术的本质是典型性和艺术性的。艺术的第一个要素我觉得是感染力。也可以称之为带入的力量。也就是说,任何一件艺术品,倘若不具备打动人和引人读下去,钻进去的“属性”和“效果”,那么,这样的艺术就值得怀疑或者不能称之为艺术品。某一年冬天,我在北京的798转悠,在一大堆现代派的艺术当中昏昏欲睡,蓦然看到韩美林的几幅画,立马就被它们吸引过去了。心里也想,不管怎样的艺术,它们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艺术的首要品质,就是吸引人,打动人,进而为读者再造一个世界,让他们走进去,并且长时间流连忘返,有所思也所感,并在离开之后,还有所回味。散文乃至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何尝不应当如此?在我看来,所谓的“异”也是从许多的“常”中诞生的,所谓的“异”也是无数的“常”的变异或者拔高与降低。在散文写作中,“异”可能很吸引人,给人的震撼性可能更大。所以说,文学乃至一切艺术创作,其实都是为英雄或者高出普通人的那些人和物而进行和绵延不衰的。按照埃兹拉·勒庞《乌合之众》的说法,人类社会自诞生起,个人就从心理和精神上依赖于展臂一呼的某种人物的导引了,倘若没有人导引,更多的个人便会失去动力甚至希望。这种从众的心理,其实也与文学写作的基本正道相呼应。即,文学作品永远在突出、异于众人的“少数者”当中找寻对象,并且以多数人的特点与“常情”作为书写的基本经验和“串联”。因此,述异可以说是文学写作的一个基本途径。可我们还应当承认,小说从英雄叙事到平民叙事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也是民主与启蒙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成功的转换、延伸、实践和普及。


    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作为平民写作者,我们的视野和胸襟完全不可以与作为太史的司马迁相提并论,诸多的庙堂之事,特别是关乎家国与民众的大事来龙去脉,关于某些事件与政治、经济的隐秘过程,却是鲜有人知晓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述常”便成为了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的、无奈的着力点。当我们在努力搜寻并且塑造平民中的类似“英雄”“圣人”“小丑”“坏蛋”“恶棍”“好人”等等题材和对象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可笑而且可悲的。可是,即使“述常”,又何尝不是对“述异”的一种校正和补充呢?我相信,每一个平民身上,特别是我们的命运、包裹很深的人心和人性,以及诸多的、辐射面广泛的现实的、精神的困境,都不可避免地与所在的具体时代、环境和人群发生着深刻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一个命运蹊跷、内心和灵魂复杂深邃的平民的现实遭际以及在诸多非常时候爆发出的人性,也是时代的另一种深刻投射与反映。


     基于此,引出第二个问题,即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


     我觉得,散文的唯一要点只有两个,一个是真诚,另一个是自由。就本人而言,前一个做的还行,后一个则做的太差。我一直觉得,一个写作者,即使最伟大的幻想作品,它们的出发点也还是离不开现实这个“基点”。照此来说,所谓的纯幻想是不存在的。我也不相信那些以纯粹的幻想与虚构来强调自己作品的作家和艺术家。文学始终是以人为主要参照点并且以人为主要书写、呈现与提升、挖掘对象的。离开了人,任何艺术都是不成立的。因此,我觉得,如何纵深地、艺术地去展现和挖掘个人的时代经验和时代的个人经验,不仅是小说和小说家的事情,也应当成为散文写作者的主要用力点。我们的散文写作,再不能沉浸在村庄的怀旧与登山临海的性情抒发,再不能就事论事,一二三泾渭分明,散文需要混沌,更需要把艺术的着力点对准人,特别是当下时代个人在其中的具体遭际和现实命运,尤其要深度关注普罗大众在这个时代的现实和精神困境,心灵的不安与灵魂的毁损。我觉得,散文应当是一种混沌的清晰,复杂的简单,而不是简单的复述、打捞、铺陈,唯有深度地、多方位地区关注人和人群,才能使得我们的散文写作更饱满,更具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并且能够与小说、戏剧等保持更近的距离。我相信,在这个年代,或者不论何种年代,一个在其中生活的人身上,必然有其浓烈的时代性;时代投射和塑造的在它之中生活的人身上和灵魂当中,也与其本质相呼应,甚至相辅相成。唯有建立在人心人性的探索之上,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想与正义、民主的坚持、启蒙和弘扬基础上,文学写作才是正道的,也才是有光亮的。


     对于散文,这仍然是一个需要革新和创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需要一大批卓越的写作者改变散文越来越同质化甚至腐朽的面貌。当然,这一类的优秀写作者已经在努力,而且做得效果很不错。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我觉得,当下的散文写作,在技术和形式上的探索与实验还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境界。而最为缺乏的,是自由的思想、独我深邃的识见与饱满而卓越的精神高度。


    我一向觉得,散文乃至一切艺术创造,都是有气象和境界的,气象和境界肯定是决定作家作品高下优劣的最高和最终的尺度与标准。当下,露阴、窥阴式的写作相当之多,这一些,虽也是人性之一种,但以此来作为焦点和吸引力,我觉得矫枉过正,也是极为不堪的。在这里,我还是比较喜欢张承志的散文,以及林贤治、资中筠等人的作品,还有诗人于坚、评论家李敬泽的散文随笔。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大致是文学之正道。


    散文不是用来宣泄某种个人特殊经历和体验的,而是要将个人的特殊体验与经历,转化成对时代人心的观察和表达,转化成对现实生活,特别是人性的一种探究与的呈现。我读过一些作家作品,写自己的以及长辈的性,写得异常激烈甚至刺激、别异、新鲜,很多人叫好,甚至称之为杰作,我倒觉得,这是散文写作之一种,但绝对不是正道。真正的文学创作,是悲悯的,同情的,是自由的,也是刚健与厚德载物的,用一些非正常的细节来博取新奇,那不是创造,是取宠;用冷漠和甚至暴力、以及煽动暴力、仇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的写作,是最不可饶恕的。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持续改良的年代,暴力与阴谋的后果,只能带给大多数人灾难。


    我们的文学作品,一方面要持续地激励人心,进行深度的和广泛的唤醒和启蒙,另一方面,应当最大限度地给予我们自己和其他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精神的照耀。尽管这在很多人看来是虚妄的,没有意义的。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必然有其传播性与影响力。这个年代,文学何其小众,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小众,而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把草原以3D形式来显现,把雪山与江河做成绘画,而是应当更远的放逐,更高更广阔和纵深地去发现和探索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和历史、未来,特别是在当下遭遇的种种蹊跷而富有多重意味与指向的、各色各样的纠葛、和解、不妥协与龃龉,以及恐惧与向往,不安与和谐,愉悦与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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