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散文写作的基本判断与两个主要问题

关于散文和当下的散文写作，这两年，我说的比较多。感觉是，说的比做的好。尽管说的也不好。相比较而言罢了。在这里，我想说重点说三个方面的认知或者说经验。一是散文的“述常”和“述异”问题。二是散文的时代经验和个人经验问题。三是当前散文的一些问题或者伪命题。

当下的散文，其实是无可足观的，尽管很多从业者以散文洋洋自得，特别是那些因为散文暴得大名者，一篇两篇文章得到了很多人夸奖，甚至列入不朽经典之列，但散文乃至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在这个年代，已经不能够一篇一部就可以定天下的。我们对陈忠实及其《白鹿原》的尊敬，对杨显惠及其苦难三部曲的尊敬，实际上都建立在一个比较文学的、客观的，甚至时代和政治的前提上，除却这些因素，散文家想以一部非虚构或者散文作品而使得自己获取大面积的尊敬乃至文学史上的不朽，我觉得是狂妄的。因为，纵观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缺乏就是原创性，很多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其他大师的影子。这种拿来的文学创作在当下文学环境中特别容易走红，引起喝彩，但对于写作者来说，因此而走红而被肯定，就自己把自己当成大师先驱，我觉得非常浅薄。文学创作的第一个要素，我觉得就是原创性，此前可能有，但没有你那么极致，此后也可能产生，却不会有你的独特。我想，一个写作者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可惜，很多时候，四顾无人。

当然，我不是全盘否定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成绩，反而，时常会对那些对散文有革新之功的人表示敬意。在这里，我愿意再次澄清或者说呼吁一个问题，那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小说家们对于散文革新的实践之功，如张承志、贾平凹、史铁生、韩少功这一类的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之余的散文创作，在我看来，乃是散文创作革新的根本驱动力与最好的文本证明。现在，很多的散文专著和散文研究者，一说散文创新的功臣就是这一个哪一个，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公允的，也有掠人之美的嫌疑。散文和其他文学创作，始终是一个承继的过程。前些年，诗人们号称“割断脐带，杀死母亲”，以此与传统决裂，好像也很轰轰烈烈。但很多年以后，我们会观察发现，这些诗人们并没有割裂传统，在他们的诗歌作品当中，充斥的都是半生不熟的西方主义乃至西方的一些意象、方法和技巧，甚至腔调都变得异常怪异。虽然说，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审美和情趣也大同小异，但文学始终有其源流和传统，也有其本道与特殊语境。一旦盲目，就会完全丢了自我。一旦全部效仿于他人，当然会变得不堪入目。文学，也始终是融会贯通，兼容并生的。我不是反对学习大师经典，特别是西方的那些，而是觉得，融汇提升，再走新路的能力，是优秀作家的基本功法，也是成就优秀作家的必由之路。

因此，我在阅读同行的作品时候，往往肯定的少，说缺点的多。因此，也确实得罪了不少人。前些年批评的劲头大些，一发现问题就想说；现在，则安静了许多，特别不想指责很多人的作品。不是怕，而是觉得，我个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爱好写字的人，从不自称作家诗人，也不敢。写东西是个人的事情，多半与个人的成长、文化环境、灵魂质地和思想识见有关。写的好和不好，都是个人造化，用不着其他人来说三道四。优秀者自会层层高楼，庸常如我者，再怎么建议和批评也还是水波不兴。

在我看来，所谓创作，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没有太史公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和才力，智慧与思想，作家这个称谓是很难担当起来的。作家是有操守的，也是有理想与底线，思想与境界的，如威廉·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中所说：“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惟独他永远能够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已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这两个作家及其文学成就，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他们的雄心、智慧和思想更为缺乏。因此，在先贤大师面前，写了几个文章，引起了一些关注，就不可一世的做法和想法，我以为是可耻的。也因此，我们的作家们很多时候只能称之为写作，而不能称之为创作。散文尤其如此，还特别是在当下。在这里，我还要说的一个问题是，散文这个文学体裁的别划分，有一些被强奸的意味。十七年的文学将散文越收越紧，越弄越像是一朵鲜花上的三五点露水，越写越框定为一个院子里的风花雪月，是对散文本质的最大戕害。也因为这样，才使得几代人的文学教育，特别是对散文的理解和看法，走向了狭隘、偏颇和不成器的境地。而上述一些小说家，及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散文家和诗人们对于散文解放的努力和实绩，是值得尊敬的，也使得我们今天的散文写作才走上了一个宽敞并且长远的道路上来。但在我看来这远远不是散文写作最好的时代，我们的散文也远远没有达到它应当的理想境界。

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散文写作，是建立在这些人经验和成功之上的。对于先贤和智者的尊重，不仅是一个姿态，也是一个良知的表现。在很多场合，我一再对诸多的前辈和同辈人甚至晚一代的写作者表示敬意。在写作上，无论是朝后看还是朝前看，我都能找到自己的老师。我也相信，每一个写作者都有其独特性。甚至，有些独特性是我所不具备，能够给我很大教益和启发的。依我看，在文学创作上，几乎所有的路都有人走过了，大多数后者所做的，大抵是在重复前人。这非常悲哀。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有效地与前人和后人的写作区隔开来，如何有效地建立自己的写作，并使其有着稍微独特一些的光亮，进而自我武装和建立起来。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微小的，但对于个人，却犹如梦魇，欲罢不能，但有囿于才力和智慧、思想，无法实践与实现，这样的痛苦，是相当锥心而且持续深入的。

就上所说，我自己特别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想法说出来，但请原谅我才疏学浅和能力有限，尽管写了很多年的散文，但却常常思考的不深，实践的也很差。拿出来，博大家一笑。

第一个问题，关于“述异”和“述常”。

艺术的本质是典型性和艺术性的。艺术的第一个要素我觉得是感染力。也可以称之为带入的力量。也就是说，任何一件艺术品，倘若不具备打动人和引人读下去，钻进去的“属性”和“效果”，那么，这样的艺术就值得怀疑或者不能称之为艺术品。某一年冬天，我在北京的798转悠，在一大堆现代派的艺术当中昏昏欲睡，蓦然看到韩美林的几幅画，立马就被它们吸引过去了。心里也想，不管怎样的艺术，它们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艺术的首要品质，就是吸引人，打动人，进而为读者再造一个世界，让他们走进去，并且长时间流连忘返，有所思也所感，并在离开之后，还有所回味。散文乃至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何尝不应当如此？在我看来，所谓的“异”也是从许多的“常”中诞生的，所谓的“异”也是无数的“常”的变异或者拔高与降低。在散文写作中，“异”可能很吸引人，给人的震撼性可能更大。所以说，文学乃至一切艺术创作，其实都是为英雄或者高出普通人的那些人和物而进行和绵延不衰的。按照埃兹拉·勒庞《乌合之众》的说法，人类社会自诞生起，个人就从心理和精神上依赖于展臂一呼的某种人物的导引了，倘若没有人导引，更多的个人便会失去动力甚至希望。这种从众的心理，其实也与文学写作的基本正道相呼应。即，文学作品永远在突出、异于众人的“少数者”当中找寻对象，并且以多数人的特点与“常情”作为书写的基本经验和“串联”。因此，述异可以说是文学写作的一个基本途径。可我们还应当承认，小说从英雄叙事到平民叙事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也是民主与启蒙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成功的转换、延伸、实践和普及。

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作为平民写作者，我们的视野和胸襟完全不可以与作为太史的司马迁相提并论，诸多的庙堂之事，特别是关乎家国与民众的大事来龙去脉，关于某些事件与政治、经济的隐秘过程，却是鲜有人知晓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述常”便成为了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的、无奈的着力点。当我们在努力搜寻并且塑造平民中的类似“英雄”“圣人”“小丑”“坏蛋”“恶棍”“好人”等等题材和对象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可笑而且可悲的。可是，即使“述常”，又何尝不是对“述异”的一种校正和补充呢？我相信，每一个平民身上，特别是我们的命运、包裹很深的人心和人性，以及诸多的、辐射面广泛的现实的、精神的困境，都不可避免地与所在的具体时代、环境和人群发生着深刻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一个命运蹊跷、内心和灵魂复杂深邃的平民的现实遭际以及在诸多非常时候爆发出的人性，也是时代的另一种深刻投射与反映。

基于此，引出第二个问题，即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

我觉得，散文的唯一要点只有两个，一个是真诚，另一个是自由。就本人而言，前一个做的还行，后一个则做的太差。我一直觉得，一个写作者，即使最伟大的幻想作品，它们的出发点也还是离不开现实这个“基点”。照此来说，所谓的纯幻想是不存在的。我也不相信那些以纯粹的幻想与虚构来强调自己作品的作家和艺术家。文学始终是以人为主要参照点并且以人为主要书写、呈现与提升、挖掘对象的。离开了人，任何艺术都是不成立的。因此，我觉得，如何纵深地、艺术地去展现和挖掘个人的时代经验和时代的个人经验，不仅是小说和小说家的事情，也应当成为散文写作者的主要用力点。我们的散文写作，再不能沉浸在村庄的怀旧与登山临海的性情抒发，再不能就事论事，一二三泾渭分明，散文需要混沌，更需要把艺术的着力点对准人，特别是当下时代个人在其中的具体遭际和现实命运，尤其要深度关注普罗大众在这个时代的现实和精神困境，心灵的不安与灵魂的毁损。我觉得，散文应当是一种混沌的清晰，复杂的简单，而不是简单的复述、打捞、铺陈，唯有深度地、多方位地区关注人和人群，才能使得我们的散文写作更饱满，更具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并且能够与小说、戏剧等保持更近的距离。我相信，在这个年代，或者不论何种年代，一个在其中生活的人身上，必然有其浓烈的时代性；时代投射和塑造的在它之中生活的人身上和灵魂当中，也与其本质相呼应，甚至相辅相成。唯有建立在人心人性的探索之上，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想与正义、民主的坚持、启蒙和弘扬基础上，文学写作才是正道的，也才是有光亮的。

对于散文，这仍然是一个需要革新和创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需要一大批卓越的写作者改变散文越来越同质化甚至腐朽的面貌。当然，这一类的优秀写作者已经在努力，而且做得效果很不错。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我觉得，当下的散文写作，在技术和形式上的探索与实验还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境界。而最为缺乏的，是自由的思想、独我深邃的识见与饱满而卓越的精神高度。

我一向觉得，散文乃至一切艺术创造，都是有气象和境界的，气象和境界肯定是决定作家作品高下优劣的最高和最终的尺度与标准。当下，露阴、窥阴式的写作相当之多，这一些，虽也是人性之一种，但以此来作为焦点和吸引力，我觉得矫枉过正，也是极为不堪的。在这里，我还是比较喜欢张承志的散文，以及林贤治、资中筠等人的作品，还有诗人于坚、评论家李敬泽的散文随笔。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大致是文学之正道。

散文不是用来宣泄某种个人特殊经历和体验的，而是要将个人的特殊体验与经历，转化成对时代人心的观察和表达，转化成对现实生活，特别是人性的一种探究与的呈现。我读过一些作家作品，写自己的以及长辈的性，写得异常激烈甚至刺激、别异、新鲜，很多人叫好，甚至称之为杰作，我倒觉得，这是散文写作之一种，但绝对不是正道。真正的文学创作，是悲悯的，同情的，是自由的，也是刚健与厚德载物的，用一些非正常的细节来博取新奇，那不是创造，是取宠；用冷漠和甚至暴力、以及煽动暴力、仇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的写作，是最不可饶恕的。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持续改良的年代，暴力与阴谋的后果，只能带给大多数人灾难。

我们的文学作品，一方面要持续地激励人心，进行深度的和广泛的唤醒和启蒙，另一方面，应当最大限度地给予我们自己和其他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精神的照耀。尽管这在很多人看来是虚妄的，没有意义的。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必然有其传播性与影响力。这个年代，文学何其小众，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小众，而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把草原以3D形式来显现，把雪山与江河做成绘画，而是应当更远的放逐，更高更广阔和纵深地去发现和探索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和历史、未来，特别是在当下遭遇的种种蹊跷而富有多重意味与指向的、各色各样的纠葛、和解、不妥协与龃龉，以及恐惧与向往，不安与和谐，愉悦与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