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何在：新世纪散文十五年
就个人而言，写散文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1994到1998年写诗，1999年后正式以散文为主。十五六年的时间，可以分成两截。1999-2005年处在癫狂状态，认为散文大有可为，是一个“庄严的事业”，进而用心戮力，为伊消得人憔悴不说，还想以此做点什么特别的效果来。2006年之后，忽然觉得散文写作，整个的中国散文都很荒谬。从大的文学环境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的散文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经不起推敲，尤其是2006年之后的散文。从个人写作经验来说，新世纪十五年来的散文就是他们标举的模样吗？散文成就真的煌煌然吗？究竟有哪一些散文和散文理论、批评真正地留了下来？又有哪些散文家的写作真的卓尔不群，巍然有效？
一、源头何在：新世纪十五年散文的个人观感
从经历和主要从事的文体创作来说，我可能也算是一个新世纪以来中国散文写作的参与者（旁观者可能更合适）。因为个人“闲散”之余还从事散文研究和批评，关注和观察可能是一种自觉而经常的行为。就散文写作大的气候和环境来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可能是最好的。在此之前，有“八十年代”文学的铺垫，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小说家、诗人、学者自觉自愿地参与到散文的实践和“改革”当中，如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周涛、季羡林、余秋雨（钱钟书、杨绛夫妇自不必说）等人。贾平凹《太白山记》和《商州三录》从文本价值说，可能高于他少数长篇小说之外的多数长篇小说。张承志自《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之后，开始在散文随笔方面持续发力。中国三十多年来，真正的好散文非张承志一人莫属，尽管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韩少功包括《山南水北》在内的一系列散文随笔作品，其深度和广度，灵慧与思想的方面，也都是令人叫好的。作为诗人的周涛的《游牧长城》可以看出是性灵散文的一个制高点，最近的《文学回忆录》也非常地诚实和具有时代风度。余秋雨《文化苦旅》所提供的文本厚度和散文形式上的“力所能及”，当然也功不可没。
考察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散文，这里才是“源头”，也正因为这些小说家的文墨“闲余”，使得散文与上世纪七十年的散文写作形成了“质”的区别。当然，与周涛同时代的诗人马丽华、苇岸，以及纯散文随笔写作者王宗仁、杨闻宇、王充闾、王英琦以及谢冕、林非、王巨才、牛汉、雷达等文学批评家、诗人的散文随笔写作，当然也是一种持续的充实和拓展。有了这一些“铺垫”，才有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新散文运动”。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我多次这样说过，新散文运动的主将们果断地与这些人及散文历程割裂开来，看起来是一种勇气，实际上，还是站在这些人及其作品之上的一个“延续”。包括文学，从没有哪一种事物的凭空诞生，然后推出一些“探索”和“实验”自我生成一种新的东西。尊重前人就是尊重文学史。尊重前人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这是一个不可舍弃，也难以舍弃的“新的散文历程”，或许这并不符合那些学院派的散文史写法。研究者和实际操作者向来是两码事。
对于个人来说，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头五年，阅读经验之内，不用翻书架还能记得起来的人和作品主要有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冯秋子《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和朝阳的《丧乱》；以及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周晓枫个人的第一本散文集；张锐锋《沙上的神谕》，于坚《棕皮手记》；王充闾《熬鹰》；王宗仁《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刘烨园《精神收藏》；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沈苇的《苹果之父》、张炜《万松浦笔记》、钟鸣《畜界·人界》、《旁观者》、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等。此外还有张立勤、马步升、马丽华、朱鸿、素素、斯妤、夏榆、朱增泉、唐韵等人和林贤治、朱学勤、严秀、蓝英年、李陀、耿占春、吴思、摩罗、余杰、徐晓、敬文东、单正平、梁鸿等学者的随笔作品。具体到七十年代的同代人，则有谢宗玉《麦地中央的坟》；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极少数作品。照实说，以本人的阅读兴趣而言，不怎么喜欢历史文化之类的散文随笔，我经常以为，历史无法复原，后人所有的述说和解读都是“自说自话”，“张冠李戴”“指鹿为马”自然是其主要特征。因而格外崇尚那些具有时代现场的真切性，关于人的现实生存、遭遇和精神困境、诉求，以及有自我标示鲜明且注重艺术和品位散的作品。因为，我们所能看清并切身“感受”和“呼应”到的，唯有和我们同在的这一个时代。
二、多路并进：十五年散文的多种风景
以上的梳理，完全是个人化的，不牵扯任何个人情感，更没有偏私。之所以这样去做一种大致的“告白”，是想理一个线条出来，即我们当前的散文写作到底从何处来，经历了哪些，沿途又有哪些“让人记住”的“独立风景”。因为，文学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人能够阅读并“记住”一个如此大概。当然，文学的本质在于传播。而传播，第一必须具备的就是令人“爱读”和“好看”两个方面的特征。这话看起来是庸俗的。但我个人却觉得，文学的价值不是让人“读下去”和“记住”，并有所“感应”的话，那么，文学的存在就令人怀疑。我的意思是说，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中期，散文的阵营急剧分化，且异常严重。按照散文的个性追求来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求新求异，最大限度地表现当代人群的“内意识”和物质时代对人精神的威胁和篡改，以及个人在某些特定时候的“特异”体验；二是一窝蜂的时尚写作和心灵鸡汤。读书，小资生活，碟片，行旅等等，多以讲蹊跷、温暖故事，说安心道理和普世价值为主。毫不客气地说，绝大多数的历史文化散文也不自觉地加入此类“合唱”。三是以书写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主，泥土味、生活味浓郁，其惯用手法是写自己的某一段特殊经历以及他人的某种遭遇。
这三种态势或者说类型，我觉得是近十五年来中国散文的主要“景观”。第一个类型无疑是注重“实验”和“形式”创新的，主要代表作家就是通常自我标举和朋党联合推崇的那几位。这些作家及其落实在文本当中的表现，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他们对散文内容的纵深拓展，在于他们对散文的重新定义和无限度纳入。尤其是在强调个人主体性和时代于具体人内里、精神的痕迹，乃至对个人和群体生活的影响上，当然功不可没。但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不完美的。这些作家作品也是如此。比如，过分强调自我而使得文本少却了生命的温度和人间烟火气，也缺乏真正的对他人的观照和体恤，使得文本始终处在一种“凌驾”和越来越“架空”的境地之中。第二个类型泛泛者众，写作者大都居于一二线都市，生活优裕且没有大地意识的二代和三代城市居者，而其主力军则是港台地区。这类写作者深谙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和时代特征，常用一种清浅而又不乏玄奥与普世的话语套路来“结构”文章，让人读了“放下”，不与人争、不与事争，安得其所，一切从命、不怒不怨，和心灵鸡汤性质相同，只不过有些略微“文学艺术化”一些。历史文化散文主要用来普及历史常识，满足人们的自古以来的猎奇心理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情结。
第三类多数是以各种方式成功入城者，考学、参军、招工、转干等等，身上多数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烟火气和田间地埂上的泥浆草芥的味道。对乡土格外用心，其关注面和熟悉的写作对象也以乡村诸般物事和人为主。另一类的是小城生活者，县城、乡镇，既不真正地的熟悉乡村，也对城市隔膜。写作多数以半小资半城市居者的状态为主，且多数为女性。这类作家大都处在两难之间，城市生活经验不足，乡村生活或太扎实或过于肤浅，使得他们的写作也时常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
当然还有第四类，那就是沿着传统的，犹如中学课本上的散文路子，写行旅，写亲人和朋友、同学，唯美，浪漫，还不忘诗意，其主题是感动人，而且还要“升华”。这一类型的散文写作，是真正的语文课本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最深的。另一类专门以书评和读书为业的。比如止庵。他的一些读书随笔读了之后，没态度，没说法，就是读，而且还都是书中的一些边角料。如果书评是这个样子。要书评干吗？书评如果没有艺术方面的评价和看法，只是从他人书上找一些小东西并拿到自己文章当中，书评的价值又在什么地方？
三、真实的荒谬：对当前散文的偏执性意见
张承志的散文可能是我从始至终保持敬意的。还有贾平凹，以及沈从文、孙犁等人的作品。当然，这可能只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或者习惯以及文化的精神的方面问题。于坚散文的健康品性；祝勇高强度凝入个人情感的部分历史文化散文；刘亮程一贯的去形容词叙述和呈现；周晓枫在散文“高强度修辞”和“过分”的“自我审视”意识；学者林贤治的学养、态度及其在《漂泊者萧红》《旷代的忧伤》等作品中的表现；冯秋子的大地意识和苦难美学；李敬泽《小春秋》的运笔“景致”和化大为简而如诗的章法；黑陶对每一个词语 “深究”式的迷恋；马叙对日常生活碎片化的“集中”“摆设”和整理；野夫的自由态度和不妥协；刘瑜、熊培云等人的学者书写等等。我觉得这些作家作品可能是新世纪散文十五年来最重要的收获。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一些很“红”的散文家，其中有些是被高估了的。如台湾的余光中、龙应台、李敖等等。倒是作为批评家的雷达的散文没有被抬到一个怎样的“高位”，照实而言，雷达的散文更为宽厚，纯雅且有气质 。也是极为难得。同为批评家的张柠的《土地的黄昏》也是当下散文当中相当出色的一本。也正是这些学者，再加上美学家高尔泰、诗人北岛、学者资中筠等人的作品，使得散文忽然有了“宽阔与深厚”“多向度”和更多的“效能”及其挥发性。
尽管如此，当下的散文仍旧是不够理想的。这种不理想主要体现在“专业”的散文家及其写作上。
第一，视野的狭窄与思想的贫弱是其致命伤。专业散文家始终有自我限定和框定的嫌疑。大多数作家只是在“结构”，在“行文”，只是针对一事一物，一现场一种角度，没有把散文做大做雄伟，反而越来越局限，越来越“更像散文”；另一个，专业散文家长时间操持一种体裁和题材的居多。现在的散文，包括所有的文学写作，不是越单纯、单一的好，反而是越杂糅越好。散文要突破“抒情”“言志”“记录”“表情达意”等固定“功能”，使之更具张力、感染力和“气象”，必须要向其他体裁伸手拿来；思想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作家的弱项。思想不重要，但支撑作家持续写下去的，一个是文化底蕴，另一个就是思想。有些散文作家自以为懂的哲学，在文章中大肆“哲学”，结果拗口难懂，还特别不伦不类，成为“夹生饭”。
第二，过分自我高估和跟从“名者之言”。一旦有人喝彩，便会自我膨胀，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下第一，这是人之通病；有一些则是自我评价过高。这可能是一种眼界不够宽阔的表现。文学艺术，绵延几百几千年的历史，众多的人前赴后继，各种各样的“形式”先人都已经“尝试”过；即使中国没有，这些年的翻译作品规模之大，数量之广，堪称世界第一。即使阅读，也会从他国作家作品中得到证实。因为一点而觉得独立高标，其实是浅薄的表现。另一个是“盲从”。一个有权势的人说好，马上紧跟。如边地题材的散文，在一个暴恐血腥频发的地方，怎能自在唱牧歌？于流水线与逼仄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怎么能以暴露个人隐私和“大胆”表现个人性的某种际遇而为打工者“代言”？面对日渐溃败的村庄，如何还能以“精神田园”“唯美之地”作为赞美的对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众多的人跟从而上，殊不知有些是纯粹的政经行为和营销手段。很多时候，在微信、微博和博客看到一些有名无名者的“二度唾液”，我就觉得，写作者，自己的“脑子”究竟在哪儿？可以说，独立研判能力的薄弱；人云亦云的习性；不加考量的冲动和虚妄；从不自觉自知的盲从与“应和”；这才是文学创作的真正致命所在，尤其对于七、八十年代的专业散文家更是如此。这话可能说的绝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审美趣味，但这不能够成为“没有自我的理由”。
第三，追求“高大上”的虚妄与荒谬。宏伟历史、家国幽微。当下这类写作者多不胜举，而且多出身寒微和生活在普通人阶层的。如过分对齐邦媛《巨流河》，龙应台《大江大河1949》的追慕，甚至效仿，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平民，想如太史公那般书写大历史与大人物没错，但在如此环境下，一个普通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对某一时期家国命运洞若观火。齐邦媛、龙应台等人是国民党二代，幼时就在那样的环境长大，耳濡目染，当然可以书写。重要的是写得像。一个农民的儿子去写蒋介石家族的秘事和在命运攸关时候的历史，除非关于这个人的历史档案全部解密。仅仅根据报刊和网络上只言片语的资料，就开始自我判定、书写，赞美或歌颂，鞭挞或惋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后美其名曰，“还原”“揭示”“呈现”了某一历史“真相”。这肯定是荒谬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人笔下如此这般的情境，真正的“真相”永远属于历史的“当事人。”
第四，批评和理论的苍白无力。这三十年来，对外国文学和当代小说诗歌，甚至解放区、建国初期、红色经典的研究和批评都非常的可观，唯独散文的研究和批评薄弱甚至苍白。其中，学院派的研究老套，观念陈旧，且对新的散文写作态势关注不够，评析能力也不尽人意。专业批评家的散文批评和理论建设泛善可陈，系统的、客观的、有建设性的几乎找不到。更多的散文批评随波逐流，热衷于拿红包、劳务费，从根本上无视文学的基本规律和现实状况。可以说，新时期三十多年来，真正说到本质又有高度的散文批评唯有林贤治的《中国散文五十年》；继发者还有王兆胜《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及多篇长文。其他如批评家雷达、李敬泽、李建军、张清华、施战军、何平、张燕玲、孟繁华、张清华、张光茫、谢有顺、李晓红、汪政、李林荣、王冰；作家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铁凝、贾平凹、张炜等人对中国散文的“把脉”，他们无意中的别具一格的言说，自由而“旁观”的散文批评态度，也对散文做出了有效的判断与有力的推动。
但相较于散文创作实绩，散文的研究与批评仍旧是薄弱的。报刊上，多的是针对一人一文一书的吹捧式赞美，有些甚至罔顾散文的基本“方法”和应有的道统。有些则停留在熟识的几个人及其作品上，根本谈不上客观、全面性，却又热衷于做无所不能的散文“裁判”和“评委”。这也是散文批评家为何难以为继，甚至与散文写作一同被人轻蔑的原因之一。
在此境遇下，谈论荣耀和成就都是可耻的，也是自我膨胀的一种表现。二十世纪十五年的散文，远远没有达到它的“理想境地”。所谓的荣耀都是一种自我加冕。一部作品真好还是假好，没有二十年以上的时间，谁也说不起这样的话。当然，尽管散文各方面都不怎么景气，甚至令人沮丧。仍还有一批散文家和批评家一直在努力，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躬身践行，一边反省，一边努力突破。这一群人，大都集中在1960至1980年年龄段之内。有一些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气象和境界，与“无主”跟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佯装自大的……有效地进行了区别。在目前这种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我个人认为，散文必须宽泛起来、路子“野”起来、妖娆起来、内容丰盛起来、形式别致起来，当然，也更要具备反省意识和强烈的自适应能力。因为，时代正在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文学也应当紧跟而上，既要坚持艺术品位和真正具有时代和自我特点的“创新”，又要能够很好地去适应媒体平台的性质和当代人趣味不一的阅读和审美习惯。因为，艺术的盛衰总是和读者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自成一统，必然要和周边的一切发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