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未改其名,三千余首诗篇咏其魂。
从宋之问的万里乡愁到范成大的荔枝红艳,从李商隐的悲悯祷文到杜牧的烟霞之趣——荔浦,这座岭南小城,被诗词浸泡了千年,终于在2023年捧回“中华诗词之市”的金字招牌。
让我们循着诗行,走进这座“诗城”的前世今生。
荔水悠悠,诗意千年
初次踏上荔浦的土地,是在一个雨后的清晨。
荔江的水还带着昨夜的潮气,薄雾缠绕着两岸的凤尾竹,像一卷刚刚展开的水墨。远处,文塔的尖顶从雾气中探出头来,七层八角,在晨曦中泛着青灰色的光。我沿着滨江步道慢慢走,忽然发现脚下的石板竟刻着诗句——“潋滟双溪开玉镜,悠然一棹漾青山”。再往前走,又是一句:“路长春欲尽,歌怨酒多酣”。整条长廊,诗词叠石、浮雕墙垣,像一部铺展在大地上的诗集。
这便是荔浦了。一座把诗词刻进骨子里的城。
荔浦建县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两千一百多年来,“荔浦”这个名字从未更改过。这在中国县制史上,殊为罕见。一座城名沿用两千年,本身就是一首长诗,写在岭南的山水之间。
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历代文人墨客为这座小城留下的诗篇,竟有三千余首。民间六百多处石刻碑记,像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仅鹅翎古寺一处,就存有石刻诗词一百多首。宋之问来过,李商隐来过,杜牧写过,范成大咏过,苏轼念过,查慎行送过——他们或在此驻足,或遥寄诗情,把荔浦的名字写进了中国文学史的册页里。
2023年12月16日,中华诗词学会秘书长何江将“中华诗词之市”的牌匾授予荔浦。这是桂林“诗乡创建”工作的历史性突破。从2013年荣膺“中国曲艺之乡”到2023年荣膺“中华诗词之市”,十年磨一剑。但我知道,这把剑磨了不止十年——它磨了两千年。
宋之问的乡愁:万里之外的洛阳音信
初唐的某个三月三日,宋之问站在桂州的某个高处,向南眺望。
他望见了荔浦。这个被贬谪到岭南的诗人,在《桂州三月三日》中写道:
“荔浦蘅皋万里馀,洛阳音信绝能疏。”
蘅皋,长满杜蘅的水边高地。万里之外的荔浦,水草丰美,却远得让人心碎。洛阳的音信早已断绝,故园的愁思却日夜萦怀。一个“绝”字,写尽了天涯孤客的绝望;一个“疏”字,道出了音书难寄的悲凉。
宋之问是被贬到岭南的。唐中宗时期,他因依附张易之兄弟被流放钦州。从繁华的洛阳到瘴疠的岭南,山水迢递,生死未卜。荔浦,便是他南行路上一个刻骨铭心的地名。
我想象着那个场景:一个北方诗人,站在桂江之畔,望着南方的群山。荔浦的方向,水雾迷蒙,蘅草萋萋。他想起洛阳的牡丹、曲水的流觞,想起故园的杨柳、亲人的面容。可这一切,都被万里的山水隔断了。他只能把满腔的愁绪,凝成七个字——“荔浦蘅皋万里馀”。
这七个字,是荔浦第一次走进中国诗歌的正典。从此,这座岭南小城便与乡愁、与远方、与游子的眼泪,紧紧连在了一起。
千年之后,当我站在荔江边读这首诗,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荔浦之所以能成为“诗词之市”,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写它,更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容器——盛放着无数游子的乡愁,盛放着无数诗人的叹息。
李商隐的祷文:一个诗人的悲悯
如果说宋之问的荔浦是远方的荔浦,那么李商隐的荔浦,则是人间的荔浦。
唐大中元年(847年),李商隐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来到桂林。这一年他三十五岁,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但他没有把自己关在愁绪里,而是走进了荔浦的田间地头。
在《赛荔浦县城隍神文》中,他写道:
“嗟我疲民,每虞艰食。寒耕热耨,始望于秋成;铄石流金,几伤于岁事。”
“嗟我疲民”——这四个字,让我心头一颤。一个流寓至此的诗人,竟然把荔浦的百姓称作“我民”。他没有把自己当成过客,而是把自己融进了这片土地。
寒耕热耨,烈日下耕作,秋收时守望。可天气太热了,“铄石流金”,连石头都要融化,庄稼怎能不受伤?李商隐看见了农民的辛苦,看见了天灾的无情,于是他来到城隍庙前,替百姓向神灵祈祷。
这不是一首诗,这是一篇祷文。但它比许多诗更动人。因为它里面有悲悯,有温度,有一个诗人对陌生土地上陌生人的疼惜。
李商隐还为荔浦写过《赛曾山苏山神文》《祭长安杨郎中文》。三篇文章,三种情感,但都指向同一个内核——一个知识分子对这片土地的关切。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荔浦民间有六百多处石刻碑记。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有多少是像李商隐这样的官员、诗人、过客留下的?他们来了又走了,但他们把心留下了一部分,刻在石头上,留给了后人。
范成大的红荔:瘴雾中的一抹亮色
南宋的范成大,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日子里写下“荔浦园林瘴雾中”的?
“荔浦园林瘴雾中,戎州沽酒擘轻红。五年食指无占处,何意相逢万壑东。”
瘴雾弥漫的荔浦园林里,诗人擘开一颗红艳的荔枝。那抹轻红,像暗夜中的灯火,照亮了南荒的沉闷。“五年食指无占处”——五年了,食指(指美食)没有着落,如今在万壑之东意外相逢,怎能不欣喜?
范成大是南宋的名臣、大诗人,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他来过荔浦,吃过这里的荔枝,写下这组《新荔枝四绝》。和宋之问的愁苦不同,和杜牧对杨贵妃“一骑红尘”的讽喻不同,范成大的荔枝是明亮的、欢快的、充满生活气息的。
“瘴雾”与“轻红”,一暗一明,一苦一甜。这正是荔浦的写照——它既是远谪之人的伤心地,也是物产丰饶的乐土;既是瘴疠之地,也是荔枝之乡。
范成大之后,还有更多诗人把荔浦写进了诗里。杜牧在《送荔浦蒋明府赴任》中写道:“路长春欲尽,歌怨酒多酣。白社莲塘北,青袍桂水南。驿行盘鸟道,船宿避龙潭。真得诗人趣,烟霞处处谙。”——路途虽远,但烟霞处处,诗趣盎然。
清代查慎行送友人赴任荔浦,写下“一官万里赴昭州,人替君愁自不愁。匣砚囊琴非俗物,丹梯碧落是清游”,把赴任荔浦写成了一场风雅的清游。宋代抗金名相李纲被贬岭南,路过荔浦喝了一杯修仁茶,竟写诗赞叹:“北苑龙团久不尝,修仁茗饮亦甘芳”——连御用的北苑龙团都比不上这杯茶。
荔浦的山水、荔浦的荔枝、荔浦的茶,在一代代诗人的笔下,从瘴疠之地变成了诗意之乡。
石头的记忆:六百处石刻与一座城的文脉
在荔浦,诗词不只活在纸上,更活在石头上。
鹅翎寺,始建于唐高宗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寺依山而建,群山环抱。民国三年的《荔浦县志》记载:“鹅翎岩,(南)七里。岩有二层,高百丈。第一层有石状如鹅,孔中滴水如乳,石刻题咏甚多。”
“石刻题咏甚多”——简简单单五个字,背后是多少诗人的手泽?多少游子的感慨?
我仿佛看见:唐宋的某个文人,攀着藤萝上山,在岩壁上题一首诗;明清的某个官员,路过此地,在石头上刻下自己的感怀;民国的某个书生,对着鹅翎岩的月色,赋一首新词。一代又一代,石头上的字越刻越多,荔浦的文脉越积越厚。
除了鹅翎寺,荔浦还有六百多处石刻碑记。它们散落在山间、寺观、桥头、路旁,像一部露天的地方志。近年来,荔浦市将这些石刻精华汇编成《荔浦石刻》一书,以拓片影印的方式,生动还原古碑原貌。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荔浦会有这么多石刻?
也许因为荔浦是“古代粤楚交界之地,是通往粤西、交趾的陆上重要通道”。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停驻、经过、告别。他们把自己的心事刻在石头上,好像这样就能让后人记住——记住这个叫荔浦的地方,记住他们曾经来过。
石头不会说话,但石头上的字会。一千多年后,我们依然能读懂那些笔画里的悲欢。
诗教的力量:一座城的诗意日常
2023年,荔浦获授“中华诗词之市”时,中华诗词学会同时授予荔城镇第三小学、第二小学等四所学校“中华诗教示范学校”的称号。
诗教,这个词让我心生敬意。
在荔浦,诗词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日常。自2020年启动创建以来,荔浦市大力推进中华诗词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景区的“六进”活动。学校里,老师以《将进酒》为旋律,自创古诗大课间操;机关里,结合工作开展诗词活动;社区里,设立诗词书刊阅览室;企业里,制作诗词画墙;农村里,引导诗词爱好者参与创作;景区里,建起诗词长廊。
全市累计开展诗词教学培训250场次,参训人员及师生达一万多人次。参与诗词文化活动的群众逾三十万人次,新创作诗词超两万五千首。荔浦市诗词楹联学会现有分会三十二个,会员一千五百多人。会刊《荔江神韵》已出版七十期。在双江镇龙坪村,农民诗人组成的双龙诗词楹联学会定期举办诗会,会员们即兴创作、挥毫泼墨。
“诗乡处处有诗韵”——这句话不是宣传口号,是荔浦的真实图景。
我走在荔浦的街头,看见一个老人在公园里吟诗,看见一群孩子在课间跳诗词操,看见一间企业的墙上挂着员工自己写的对联。这座城把诗词从神坛上请下来,还给了生活,还给了每一个人。
结语:诗心不老,荔浦长青
离开荔浦的那天,我又去了荔江边。
夕阳把文塔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江面上,像一支巨大的笔,蘸着金色的江水写字。滨江的诗廊在暮色中静静伫立,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诗句,被晚霞染成了温暖的橘色。
我想起那些来过荔浦的诗人:宋之问、李商隐、杜牧、范成大、李纲、查慎行……他们从不同的朝代走来,带着各自的悲欢,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诗句,然后转身离去。但他们留下的东西没有消失——它们刻在石头上,写在书页里,融进了荔浦人的血脉中。
苏轼在惠州曾“不觉至水北荔支浦上”,“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他说的“荔支浦”虽然不是广西的荔浦,但那个词、那个意象,和岭南这片土地深深相连。荔浦,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想写点什么。
从公元前111年建县,到2023年成为“中华诗词之市”;从宋之问的第一声叹息,到今日农民诗人的即兴吟咏——两千多年的时光,被压缩成一行行诗句,刻在石头上,写在江水里,飘在荔浦的风中。
诗心不老,荔浦长青。
这座城,本身就是一首未完的诗。每一个到来的人,都在为它增添新的句子。而我,只是千千万万个读者中的一个,在荔江边翻了翻这本两千年的大书,然后轻轻地,合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