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三月，安立诚去县里开会，回来的时候，郭明山说：“走，跟我去趟高台”。
“去高台干啥？”安立诚问。
“看看那些老战友”。郭明山说，“县里传下话来，高台要修烈士陵园了。我寻思着，趁还没动工，去给老团长磕个头——往后修了园子，人多，说话就不方便了”。
安立诚心里一紧。他知道郭明山说的“老战友”是谁——这些年，郭明山从来不提那段往事，可安立诚记得他讲过的那句话：“这片地方，我十三年前来过”。
两个人骑了两匹马，从县城出发，往高台走。三月的河西，风还硬，路边的杨树刚抽出鹅黄的嫩芽。郭明山一路上话很少，只是闷着头骑马。安立诚也不问，陪他走着。
过了骆驼城，远远望见高台县城的时候，郭明山忽然勒住了马。
“立诚，”他说，“你想不想听听，那年的事儿？”
“想”。安立诚说，“十三年前，你在这片地方，到底经历了啥？”
郭明山下了马，找了一块土坎坐下，掏出烟袋，装了一锅子烟，点着，吸了一口。烟在风里飘散，他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民国二十六年，那年我才十九岁，是红五军的一个通讯员”。他说，“我们军，军长叫董振堂——董军长，宁都起义过来的，打起仗来不要命，可对兵，比亲兄弟还亲。腊月里，我们打下了高台，城里老百姓夹道欢迎，军部就驻在城里的天主堂。军长说，咱在高台过年，跟老百姓一起过”。
“那时候，马家军的大队人马正在往高台压。城里只有我们红五军，三千多人，多半是伤员和机关人员，弹药也不足。有人劝军长撤，军长说：‘撤？往哪撤？咱要是撤了，城里的老百姓怎么办？马家军进城，是要屠城的。’”
郭明山吸了一口烟，烟灰在风里飘。
“腊月十一，马家军围了城。那仗，打了九天九夜。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石头砸完了，就用大刀、木棍、扁担。城墙上，血把土都染黑了。腊月二十，天快亮的时候，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口子，马家军涌进来。军长带着剩下的弟兄，在城东南角跟敌人拼到最后——”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烟袋里的火，灭了。
“董军长牺牲了。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也牺牲了。我眼睁睁看着杨主任倒在我前面三步远的地方——他倒下之前，还喊了一句：‘同志们，跟他们拼了！’”
风从祁连山方向吹过来，呜呜地响。郭明山的眼睛红了，可他没让眼泪掉下来。
“城破那天，活着的弟兄没剩下几个。我跟着一支突围的队伍，往南走，进了祁连山。天寒地冻，没吃没喝，队伍又被打散了几回。到了三月里，我腿上的旧伤犯了，又中了马家军一枪，掉在雪窝子里，以为自己要死了——就是那时候，双海子边上的乡亲们把我救回去的”。
他转过头，看着安立诚：“你爹，老耶尔赤，还有海子边那些牧民——他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叫啥，就因为我穿着红军的衣裳，就豁出命来护着我。马家军来搜了三次，三次，都有人提前把我藏起来。你爹托老驼户把我送出莲花的时候，老耶尔赤在门口唱了一夜的长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裕固人送亲人远行的歌”。
“立诚，”郭明山说，“我这条命，是明花人给的。可明花人救的，不只是我——是高台城下三千多个弟兄的念想。他们没白死。你看，如今新中国成立了，马家军完蛋了，咱老百姓分到了地，娃娃们能上学了。他们在天上，也该闭眼了”。
安立诚的喉咙发紧，半天说不出话。他想起爹临死前攥着他的手说“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队伍”——那时候他不全信。如今他信了。红军把命都撂在了河西，图啥？图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两个人骑马进了高台县城。城东南角，一片黄土坡上，立着几十块简陋的木板牌子，是当地百姓给牺牲的红军将士立的——有的写着名字，有的只写着“红军烈士之墓”五个字。
郭明山在那些木板牌子前站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地摘了帽子，跪下去，磕了三个头。
“董军长，”他说，“杨主任，弟兄们——我郭明山，替你们看看这新社会。你们放心，河西的老百姓，没忘了你们。咱的队伍，也没忘了你们”。
安立诚也跪下去，磕了三个头。他没见过董振堂，没见过杨克明，可他认得那些木板牌子上的字——“红军烈士之墓”。他知道，那是他爹、老耶尔赤、明花的牧民们，用命护过的人。
回去的路上，两个人一直没说话。快出县城的时候，安立诚忽然问：“郭主任，县里说，要修烈士陵园？”
“嗯”。郭明山说，“听说是省里批的，要修一座像样的陵园，把烈士的遗骨都迁进去”。
“那敢情好”。安立诚说，“往后，娃娃们也有个地方，给英雄们磕头了”。
“是啊”。郭明山说，“等陵园修好了，我每年都来”。
安立诚没有接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等解放长大了，他要带儿子来一趟高台——让儿子看看，他阿爸的阿爸，救过什么样的队伍；让儿子记住，明花人的血性，是跟红军连在一起的。
回到家，萨丽玛问他：“咋去这么久？”
“去了一趟高台”。安立诚说。
“去高台干啥？”
安立诚想了想，说：“去看了一些人。一些……把命撂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他顿了顿，又说：“萨丽玛，咱明花的娃，将来都得知道——这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用命换来的”。
窗外，三月的高台方向，夕阳把祁连山的雪顶染成一片金红。安立诚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很久。
安立诚带着明花的牧民们，去高台烈士陵园。一路上，没人说话。到了陵园，安立诚站在纪念碑前，脱帽，鞠躬。他说：“烈士们，咱明花人，来看你们了。１９３７年，咱明花人，救了三进三十个红军伤员。你们，是咱明花人的恩人”。
“太爷爷，”我在心里说，“你带咱明花人，记住了这段历史”。
祭奠回来，安立诚在骆驼城下，讲了一个故事。他说：“１９３７年，高台血战，三千多红军牺牲。咱明花的老人，亲眼看见——那些红军娃娃，穿着单衣，拿着大刀，跟马家军的骑兵，拼了一夜。他们输了，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投降”。
安立诚说：“图咱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我站在人群里，听着那对话，鼻子一酸。我在２０９２年学过的历史——“红西路军高台血战”——只有几行字。可今天，我从安立诚嘴里，听到了它的分量。
到了陵园，天刚亮。碑是白的，字是黑的，一排一排，密得像地里的苗。安立诚走在最前头，手里捧着一束菊花。他走得很慢，鞋底踩在夯实的土路上，一步一步。进门的时候，他把帽子摘下来，夹在胳膊底下，再没戴上。
人群里还有个老汉，一条腿是瘸的。他年轻时给红军带过路，送过三回饭。他蹲在碑前，从怀里掏出一小囊酒，拧开，往碑根上洒了一点。他说：弟兄们，喝口吧，这是咱明花的青稞酒。
有个小娃娃，跟着大人来的，手里捏着一朵纸花。他不认得字，指着碑上的名字问：阿爸，这些是啥字。他阿爸说：是人名。娃娃说：人咋跑到石头上了。他阿爸没答上来，摸了摸他的头，把纸花搁在了碑底下。
“你们记住了，”他说，“这几个人，是替咱把命留在这儿的。往后谁路过这儿，别踩碑，看一眼”。
“写着，”他说，“别把他们写得太大。他们就是普通人。就是当年，别人往后退的时候，他们往前迈了半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