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几百万”。藏族代表说，“比咱整个甘南的人还多”。
“几百万……”安立诚咂了咂嘴，“咱明花全区，才两千多人。这几百万人，要是一人吐一口唾沫，都能把明花的海子填平了”。
藏族代表哈哈大笑：“你这个人，说话真有意思”。
“这么多的人，一天得吃多少粮？”安立诚又问。藏族代表笑他：“你先操心上这个了”。安立诚认真地说：“人多了，粮就是天大的事。咱明花两千人的饭，我都操不完的心；北京几百万人的饭，得多少人操心？”
参观团还去了工厂。安立诚站在炼钢炉前，看着通红的钢水从炉口流出来，火花四溅，他半天说不出话。厂长问：“同志，你是哪个民族的？”
“尧乎尔”。安立诚说，“甘肃酒泉的”。
“尧乎尔？”厂长想了想，“是祁连山下放骆驼的那个民族吧？”
“对！”安立诚高兴了，“您知道我们？”
“听说过”。厂长说，“前年西北剿匪，你们尧乎尔的骆驼队立了大功。全国都知道”。
安立诚胸口一烫。他没想到，远在北京的工厂厂长，都知道明花的骆驼队。他隐约觉得，自己这趟北京，没白来——他代表的不只是自己，是整个尧乎尔人，是整个明花。
参观团还看了一场京剧。台上锣鼓一响，安立诚就坐直了。他听不懂唱词，可那锣鼓点，跟明花场院上的鼓点，竟是一个路数——敲在人心口上，咚咚的。
他跟着参观团，钻过一回胡同。胡同里晾着衣裳，灶上冒着热气，大娘蹲在门口择菜。他站在那儿看了半天，说：“这不就是明花的巷子？”
在胡同口，一个娃娃追着皮球跑出来，撞在他腿上。娃娃仰头看他，他也不恼，弯腰把皮球捡起来，递还给娃娃。娃娃的娘赶出来，一个劲地赔不是。安立诚摆手：“娃嘛，跑跑好。咱明花的娃娃，跑得比他还野呢”。
离京前一天，安立诚去了一趟新华书店。他买了两样东西：一本《新华字典》，一本《农民识字课本》。售货员问：“同志，给娃娃买的？”他说：“给自个儿，也给咱明花”。
那天晚上，他站在招待所窗前，数街上的路灯。数到一百，数不清了。他想起明花的夜——明花的夜里只有星星，和几盏油灯。他在心里说：等咱明花也有了这样的灯，娃娃们念书，就不用眯着眼了。
离京前，安立诚又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看了很久。领队招呼他走，他说：“再让我看看。这地方大不大，我心里得有个数——地方大，咱的家，才安稳”。
参观团离开北京那天，安立诚在火车上，把那套中山装抱在怀里，一夜没合眼。他望着窗外的田野、村庄、河流，心里一遍一遍地念叨：“明花，我回来了。北京，我记着了”。
火车轰隆隆地向西开。他知道，穿过戈壁，翻过祁连山，就是明花——就是他的家。
回到明花那天，牧民们围着他，问这问那：“安区长，北京城大不大？”“你见着周总理了没？”“天安门是不是金子的？”
安立诚哭笑不得：“天安门不是金子的，是红砖的。可我见到周总理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咱尧乎尔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谁也离不开谁”。
“周总理握你的手了？”牧民们羡慕得不行，“那你的手，可不能洗了！”
“不洗不洗”。安立诚笑着摆手，“留着这股子劲儿，给咱明花干活”。
安解放已经能跑会跳了。他见了安立诚，先愣愣地看，看了一会儿，忽然扑过来，一把抱住他的腿，怎么也不撒手。萨丽玛站在门口，笑着说：“认出来了。这娃，认人”。
他把那套灰色毛料中山装捧出来，给大家看。牧民们轮流摸了摸料子，啧啧称奇：“这料子，比咱的毡子细多了！”有人还凑近了，闻了闻，又笑了。
“这是国家的料子”。安立诚说，“我寻思着，这套衣裳，平时不穿，等咱明花有大喜事的时候，再穿”。
这趟北京，他带回来的东西不多：一套中山装，一条给萨丽玛的蓝围巾，一本《新华字典》，还有一支金星钢笔——那是他在王府井买的，说好了，留给安解放念书用。
郭明山听说他回来了，专门来了一趟。两个人蹲在院子里，一个问，一个讲，从晌午讲到日头偏西。郭明山说：“立诚，北京这一趟，你看见的，比读十年书都值”。安立诚说：“看见了。就是越看，越觉得咱明花小”。郭明山笑：“小不怕。小日子，也得有人过”。临走，郭明山回头说：“对了，县里的信儿——明年开春，区里开扫盲班。你那本字典，留得住”。
夜里，萨丽玛问他：“北京那么好，你就不想留在那儿？”
安立诚想了想，说：“北京是好。可明花有盐池河，有海子，有咱的骆驼，有你，有解放。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个根——我的根，在明花”。
回明花以后，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夜里要出门站一站。萨丽玛问他看啥，他说：“看黑”。“看黑干啥？”“看惯了北京的灯，回来看看黑。看完了黑，才知道咱明花，缺多少盏灯。缺多少，咱就点多少”。
萨丽玛没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窗外，明花的月亮升起来了，照着海子，照着沙梁，照着这个从北京回来的骆驼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