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五月，安立诚接到通知：作为西北各族参观团成员，赴各地参观学习，然后去北京。
消息传到明花，整个区都轰动了。
“安区长要去北京了！”牧民们奔走相告，“咱明花，有人要去北京了！”
安立诚自己反倒有些发懵。他找到郭明山——郭明山已经调到县里，当了民委主任——问：“郭主任，我大字识不了几个，去北京干啥？”
“你是咱尧乎尔人的代表”。郭明山说，“全国各族人民参观团，就是要让各地少数民族看看新中国——看看北京，看看工厂，看看咱们的国家有多大”。
“那……我该准备啥？”
“啥也不用准备”。郭明山笑了，“带上你的眼睛，带上你的心。回来的时候，把北京的好，讲给明花的乡亲们听”。
上北京前，明花人给参观团备了礼物。安进德托人从山林里收了两支鹿茸，晾得干干的，用油纸裹好，缝进一个粗布袋里。“立诚，”他说，“这是咱明花的心意。你带去了，见了首长，替咱明花人问个好”。
安立诚出发那天，明花的牧民们一直把他送到盐池河。老刘头牵来一峰骆驼，非要他骑上：“去北京，得骑骆驼去！咱明花的骆驼，驮过盐，驮过粮，驮过剿匪的弹药——这回，驮一个区长去北京！”
安立诚拗不过，骑上骆驼，走了。走出老远，他回头一看——盐池河边，站满了人。萨丽玛抱着安解放，站在最前面。她没哭，只是朝他挥了挥手。
参观团从兰州出发，一路向东。安立诚第一次坐火车——轰隆隆的火车，比骆驼快一百倍。他趴在车窗上，望着窗外的风景飞快后退，心里一阵阵翻腾：“这天下，真大啊”。
夜里，车厢里安静下来。他把那包鹿茸从行李里摸出来，借着车窗的光，看了又看。对面铺上，是个藏族的老汉，问他：“哪儿的？”安立诚说：“甘肃，尧乎尔”。老汉说：“咱是一路的”。两个人就着凉水，说了半宿的话，说的是各自的草场，各自的海子。
参观团到了西安、到了洛阳、到了武汉，看了工厂、看了水库、看了大学。安立诚一路上话不多，但眼睛不够用——他看见炼钢炉里的火，比明花的篝火亮一百倍；他看见长江上的大桥，比明花的沙梁长一百倍；他看见一群一群的学生，背着书包去上学，心里想起了一件旧事——顾嘉堪布——“要是堪布活着，看见这光景，该多高兴啊”。
参观团里，还有蒙古族、回族。大家口音不同，可凑在一块儿，都爱说家乡。有个蒙古族的老汉，会说几句汉话，跟安立诚说：“你们尧乎尔，人少”。安立诚说：“人少，心不少”。老汉笑了，说：“对。心，不在人多”。
五月二十三日，参观团到了北京。
安立诚被安排在天安门附近的一家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仰头看着那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看了很久很久。
“这就是北京”。他喃喃地说，“这就是咱新中国的心脏”。
当天下午，参观团接到通知：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接见大家。
安立诚换上萨丽玛给他做的新衣裳——蓝布对襟褂子，还特意理了发，刮了胡子。他站在队伍里，手心全是汗。
接见大厅的门开了。一位首长走出来，微笑着和大家握手。有人小声说：“这是刘少奇副主席……这是周恩来总理……这是朱德总司令……”
安立诚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看见周总理走到他面前，握住他的手，问：“你是哪个民族的？”
“尧乎尔”。他说，声音有点抖，“甘肃酒泉的”。
“尧乎尔？”周总理笑了，“祁连山下的尧乎尔，我知道。你们民族人口不多，可听说你们的骆驼队，在西北剿匪中立过大功？”
安立诚没想到总理知道这个，愣了一下，脱口而出：“报告总理，那是咱明花人应该做的！”
周总理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新中国，就是靠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干出来的。你们尧乎尔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谁也离不开谁”。
接见结束后，工作人员给每位代表发了一套灰色毛料中山装。安立诚捧着那套中山装，手都在抖——他长这么大，头一回穿这么好的料子。
那天夜里，他住在招待所里，把周总理的话，翻来覆去地念叨了一遍又一遍。他把那套中山装叠了又叠，舍不得穿。他趴在窗台上，看着北京城的万家灯火，脑海里浮现出明花——想起盐池河、想起海子边的芦苇、想起白骆驼、想起萨丽玛和儿子。
“明花离北京，远得很”。他对自己说，“可北京，在明花人心里”。
他望着满城灯火，心里默默地说：一盏油灯，一户人家；这满城的灯火，是千千万万户人家。咱中国，就是千千万万个明花——每一个明花，都是咱中国的一部分。
他掏出怀里的驼铃，轻轻摇了摇。叮当，叮当——铃声在北京的夜里，脆生生的。
“爹，”他对着驼铃说，“你儿子，到北京了。你救的那个红军娃娃，如今是咱新中国的干部。咱明花人，跟上共产党，走对路了”。
窗外，北京的夜空，星星很少。可安立诚觉得，比明花的星星还亮。
在北京的日子，安立诚天天像在做梦。参观团安排他们去看故宫——那红墙黄瓦的宫殿，比他见过的任何一座寺院都大；去看颐和园——那湖光山色，让他想起明花的海子，可又比海子大了不知多少倍。
他还专门去了一趟百货大楼，给萨丽玛，买了一条蓝布围巾。他挑来挑去，挑了最便宜的那条，说：“贵的，她也用不上”。
“这北京城，得有多少人啊？”他问同行的藏族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