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兵团”。老阿妈说，“走的时候说，打完仗就回来。我等着呢”。
安立诚握着她的手，半天没说出话。老太太的手，干得像一截老树皮。
他在登记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明海乡，白发老阿妈，捐银耳环一副。写完之后，又加了一行字：愿天下母亲，都等到儿子回家。写完了，他把笔搁下，搓了搓手。
回明花的路上，他路过一片坟地——那是同治年间兵祸时，明花人埋葬亲人的地方。坟头早已平了，只剩几丛芨芨草在风里摇。坟地的边上，立着一块半截的碑，字磨平了，看不清是谁的。他伸手摸了摸碑面——凉。
安立诚站了一会儿，说：“先人们，如今咱明花人，不用再怕兵祸了。志愿军在朝鲜打的是侵略者，咱在后方捐钱捐物，是护着咱的新中国。你们放心——咱明花人，跟上共产党，走对路了”。
风从祁连山方向吹来，吹动芨芨草。安立诚翻身上马，往明花的方向奔去。他身后，夕阳把戈壁染成一片金红，风把马的鬃毛吹起来，又落下。
明花的募捐，持续了一个多月。全区各族群众，尧乎尔人、汉族人、藏族人，一共捐了人民币八百余万元（旧币）、银元七十六枚、羊一百二十只、羊毛三百斤。这个数，在全县排了第一。安立诚把账目整理得清清楚楚，亲自送到县里。
县里的干部看了账目，又看了那只银镯子，感慨地说：“明花人，真是一片丹心”。他把账本翻了一遍，又说：“这账，记得比我们机关的都细”。安立诚笑笑：“咱明花人，记账，记了半辈子了”。
“咱明花人没别的”。安立诚说，“就是实在。国家有难，咱出人、出骆驼、出钱——应该的”。
募捐收尾那天，来了个拄拐的老汉。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几张票子。他数了数，递过来，说：“就这些”。登记的干事说：“叔，您留点买盐”。老汉摆手：“盐，少放点，也吃饭。朝鲜的娃娃吃不饱，可不行”。
晌午，来了一群娃娃。领头的那个，把一只豁了口的瓦罐，往台上一放，说：“先生，这是我攒的”。罐子一倒，滚出来一堆铜板，有的还带着土。干事问：“你攒了多久？”娃娃说：“攒了两年。我娘说，攒钱买糖。我不买了”。
过午，来了一群妇女。她们没牵羊，也没拿钱，一人挎一个包袱。包袱打开——是纳好的鞋底、缝好的布袜子，还有剪得齐齐整整的羊毛。领头的嫂子说：“钱，我们没有。鞋底，我们纳得厚。志愿军娃娃穿着，过冬不冻脚”。
老刘头也来了。他牵着一只鸡，往桌上一放，又摸出一块银元——那是他攒了半辈子的。干事不收，说：“刘爷，您留着吧”。老刘头眼睛一瞪：“咋？嫌少？”安立诚在旁边说：“收下。刘叔的心意，比啥都重”。
募捐之后，明花人又多了一件事——给志愿军写信。安立诚组织明花的中学生，给志愿军写信。信里，写明花的骆驼，写明花的海子，写明花的烧壳子。信纸是孩子们凑钱买的，一人出一分两分；不会写字的，就画——画一峰骆驼，画一个烧壳子。孩子们写道：“志愿军叔叔，你们在朝鲜打仗，辛苦了。咱明花人，给你们寄了烧壳子。你们吃了烧壳子，就像回了家”。
有个孩子问：“安区长，朝鲜在哪儿？”安立诚指着北边：“在北边，比北京还北。那里的冬天，雪比咱明花大”。孩子想了想，把自己捂手的兔皮筒子解下来，放到桌上：“那，把这个也寄去吧”。
志愿军回信了。回信里，写着一句话：“明花的孩子们，你们的烧壳子，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因为，那是家的味道”。安立诚把信，念给牧民们听。牧民们听着，眼睛湿了。
有人问：“安区长，志愿军，啥时候回来？”安立诚说：“等打完仗，就回来。咱明花，等他们回来”。
募捐的最后一天，安立诚把箱子打开，清点了一遍。他对着满院子的人念账：谁家捐了啥，一笔一笔，念得清清楚楚。念完了，他说：“乡亲们，这些，我一分一厘，都送到县上去。咱明花人的心，不能在路上打了折”。
转过月，县里来了通知：明花的募捐，在各区里排了头名，奖了一面流动红旗。旗是红缎子的，安立诚把它挂在区公所的墙上。牧民们路过，都要看上一眼。有人问：“这旗，能挂多久？”安立诚说：“挂到咱明花人，不用再捐东西的那一天”。
那天傍晚，募捐台收摊。干事抱着箱子往回走，箱子沉甸甸的。他说：“安区长，这箱子，比金子还沉”。安立诚说：“里头装的，是心”。
他走出县政府大门，抬头看见天上飞过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往南飞。翅膀划过天，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忽然想起萨丽玛说的话：“人活着，不能光顾自己”。
“对”。他对自己说，“人活着，不能光顾自己”。
从县里回来的路上，他又路过那片坟地。芨芨草还在风里摇。他勒住马，看了一眼，说：“先人们，家里的事，办完了”。
——他不知道，转过年来，他就要去北京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北京城会有多大。可他清楚一件事：明花人的心，是跟国家连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