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２日下午，特拉维夫哈比马广场旁的一间小公寓里。
米哈尔·阿维夫蹲在地板上，用黑色马克笔往硬纸板上写字。
三十六岁的她是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战争期间成了反战抗议的民间组织者。
她以经连续熬了两个晚上做标语。
纸板上三个希伯来语单词。
对战争上瘾。
这个短语来自她当天早上刷到的评论。
有抗议者说，内塔尼亚胡政府对战争、炸弹、破坏上了瘾，无视战争法，相信靠武力能解决所有问题。
她不是职业抗议者。
团队里两个同事被征召后，项目进度延误了整整两个月。
她参加抗议的理由很简单。
不想再收到“您的同事已被征召”的邮件。
举着标语站在广场的人群里时，她周围飘着几十块类似的纸板。
有的写着结束战争。
有的写着把士兵带回家。
有的只写了一个词。
够了。
人群里没有统一的政治诉求。
有人要停火。
有人要提前选举。
有人要调查１０月７日的安全失败。
有人只是喊比比下台。
她在人群里碰到一个从海法来的中年男人。
战争初期他还支持对伊朗动武。
现在他的儿子在黎巴嫩前线已经待了七十多天。
男人对着她叹了口气。
“我支持打伊朗。但我不支持打到我的儿子回不来。”
主打一个谁的孩子谁心疼。
抗议结束回到家，米哈尔刷到了媒体报道。
警方估计当天的抗议规模是数千人。
组织者说有上万人。
数字的差异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数字在过去两个月一直在涨。
３月底的抗议还只有几百人。
到５月初已经变成了几千人。
她在当天的日志里写。
第一个月我们只有几十个人。
第二个月几百个。
现在几千个。
下个月呢。
５月４日晚，数千名示威者在三个城市同步走上街头。
特拉维夫的人群挤在哈比马广场。
耶路撒冷约２５０人聚集在总理官邸附近的巴黎广场。
海法约１００人在霍雷夫地区抗议，六个人被警方拘留。
抗议者的核心诉求很直接。
要求总理及其内阁辞职。
结束地区冲突。
米哈尔又去了特拉维夫的现场。
她注意到一个新变化。
第一次出现了成建制的预备役军人。
他们穿着军装，没有携带武器。
一名刚从黎巴嫩回来的预备役军官站在人群前，拿着个扩音器讲话。
“我刚从黎巴嫩回来。在那里待了六十天。”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不爱国。”
“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所以我不想看到它被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拖垮。”
人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掌声。
５月１９日的抗议和之前的都不一样。
大批民众和被扣押人员家属在特拉维夫游行。
要求立即在加沙停火，让被扣的人尽快回家。
没有口号。
没有鼓声。
家属们举着被扣押亲人的照片，沿着街道慢慢走。
只有脚步声。
还有偶尔压不住的啜泣声。
一名被扣押人员的母亲站在国防部大楼前，对着记者的镜头说话。
“我们不是在抗议。我们是在等待。”
“每一天都在等一个电话。每一天电话都没有响。”
家属们已经持续抗议了几个月。
他们在国防部门外开新闻发布会，放话如果谈不拢交换协议，就升级抗议。
５月２１日，数千人再次走上街头。
这一次的焦点是提前选举。
示威者要求政府达成停火协议，提前举行选举。
特拉维夫的抗议者直接关上了阿亚隆公路，警方当场逮捕了数人。
耶路撒冷的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厦附近，反复喊着“选举，现在”。
米哈尔还是举着那块“对战争上瘾”的纸板。
她在人群里碰到一个从斯德罗特来的年轻人。
他家在战争初期被火箭弹击中过。
年轻人对着她耸了耸肩。
“我不是左派。我不是右派。”
“我只是不想再听到防空警报。够了。”
主打一个没有阵营，只有怕了。
５月中旬，特拉维夫一家新闻网站的办公室里。
亚埃尔·阿姆拉尼盯着面前的阵亡名单数据库。
二十九岁的她是军事记者的助理，负责整理军方公布的伤亡数据。
她以经连续核对了三天的数据。
自２月２８日对伊朗开战以来，黎巴嫩南部已有１１名士兵阵亡。
３７５名士兵受伤。
其中２７人重伤，５６人中度伤，２９２人轻伤。
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加沙战争爆发算起，以军阵亡总数已经到了９３６人。
其中４７２人死于加沙的地面战斗。
她整理名单时注意到一个细节。
５月初，以色列国防部承认过去一年里有１７０名士兵阵亡，５４人因战争致残。
她在数据库的备注栏里写了一个词。
１７０．一年。
这个数字不在每日新闻的头条里。
和阵亡名单同步增长的，是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下降曲线。
５月１５日拉扎尔研究所的民调出来。
５５％的以色列人希望内塔尼亚胡退出政坛。
只有３８％的人支持他继续领导利库德集团。
到５月２１日，另一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已经从３月初的４０．５％降到了２９．４％。
７２．５％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他的话。
５６．４％的受访者认为他在军事行动方面的表现是失败、糟糕。
亚埃尔整理数据时发现了一个矛盾的民意。
６３．２％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只有１２．１％表示支持。
４８．２％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
即便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的局面。
这意味着。
以色列人反对内塔尼亚胡。
但同时也反对美伊协议。
他们想要的是换一个领导人来继续打。
不是立刻停火。
她在数据库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备注。
阵亡９３６。
支持率２９．４％。
反对美伊协议６３．２％。
支持再次打击真主党４８．２％。
这四组数字放在一起，比任何一篇分析文章都更准确地描述了这个国家的状态。
她整理名单的时候尽然把两个阵亡士兵的部队番号写错了。
核对到第三遍才改回来。
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城镇里。
塔玛尔·格林伯格坐在餐桌前，盯着桌上的第三封征召令。
三十三岁的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丈夫在４月中旬收到了征召通知。
前两次分别在２０２３年和２０２４年。
这一次是在美伊停火生效后的第四天。
她在收到征召令的当天给丈夫的指挥官打了个电话。
问为什么停火了还要征召。
指挥官的回答很直接。
“停火不包括黎巴嫩。我们需要轮换。”
丈夫离开后，塔玛尔加入了一个预备役家属的线上社区。
群里有三百多名成员，大部分是女性。
她们交换的信息不是战争新闻。
都是具体的生活难题。
谁来接孩子放学。
谁来修漏水的水管。
谁来照顾生病的老人。
塔玛尔在群聊里写。
“我在新闻上看到有人说以色列人应该团结。但团结不能帮我把孩子送到学校。”
５月初，她参加了一次家属们在特拉维夫的小型集会。
规模不大，大概五十人。
她们没有举标语牌。
只是站在国防部大楼对面，手里举着丈夫的军装照片。
一个路过的司机摇下车窗喊。
“你们的丈夫在保卫国家！”
塔玛尔没有回应。
她在心里算了一句。
我知道。
但国家什么时候来保卫我们。
她以经攒了整整一冰箱的便签。
全是给丈夫留的话。
５月中旬的日记里，她写了一句话。
“我不反战。我只是想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不是很快，不是即将，不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一个确切的日期。”
特拉维夫一家咖啡馆里。
罗恩·阿马尔搅着杯子里的拿铁，告诉对面的合伙人。
他要走了。
不是暂时出差。
是永久移居。
目的地是温哥华。
三十四岁的他是网络安全初创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理由很简单。
妻子怀孕了。
他不想让孩子在防空警报的声音里出生。
他不是抗议者。
从来没参加过任何一场反战游行。
战争期间他一直在正常工作。
远程会议 代码提交 客户支持，一切照常。
但他的决定和街头的抗议指向同一个方向。
高科技行业已经有３５００名研发人员离开。
行业人力资源占比从５１％降到了４９％。
高科技约占以色列ＧＤＰ的１５％，贡献超过四分之一的所得税。
罗恩对着合伙人摊了摊手。
“我不恨这个国家。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创业。”
“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警报声中做数学作业。这不是政治立场。这是父亲的决定。”
合伙人没有反驳。
合伙人的弟弟也在考虑离开。
５月中旬收拾办公室的时候，罗恩在抽屉里翻到一张旧照片。
是２０１８年他在创业孵化器的合影。
照片里七个人。
他数了一下。
三个还在以色列。
一个在纽约。
一个在伦敦。
一个在柏林。
一个在多伦多。
他把自己归到了离开的那一栏。
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
“七个人。三个还在。这不是抗议。这是算账。”
他收拾抽屉的时候尽然翻到了三年前的工牌。
照片上的人还没留胡子。
５月２１日深夜。
特拉维夫哈比马广场上，米哈尔·阿维夫收拾自己的标语牌。
那块写着“对战争上瘾”的纸板已经磨出了毛边。
边角被前几天下的雨打湿了。
她把纸板折好，塞进背包。
在广场上站了将近四个小时，嗓子早就哑了。
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她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
“今天大概有五千人。也许是六千人。上个月是两千。下个月呢？”
耶路撒冷的新闻网站办公室里，亚埃尔·阿姆拉尼更新了阵亡名单数据库。
当天的数据没有变化。
９３６．
她在备注栏里加了一行字。
“下一次更新：不知道。每一条记录背后都有一个人。数据库不记录他们的名字。只记录数字。”
以色列北部的住宅里，塔玛尔·格林伯格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通话时间很短，信号断断续续。
丈夫说前线很安静，让她不要担心。
她没有告诉丈夫自己去了集会。
挂掉电话后，她在冰箱上贴着的便签上又加了一行字。
第７３天。
之前写的“等我回来”，已经被旁边的便笺纸边缘盖住了。
特拉维夫的初创公司办公室里，罗恩·阿马尔整理好了最后一个纸箱。
他的航班就在下周。
他在纸箱上贴了一张标签，上面写着温哥华。
他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
窗外的特拉维夫灯光还亮着。
这座城市不会因为他离开而改变什么。
但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５月２１日的特拉维夫，五千到六千人走上街头。
阵亡名单上是９３６个名字。
支持率跌到了２９．４％。
５５％的人希望总理退出政坛。
３５００名研发人员离开了高科技行业。
一个预备役的妻子在冰箱上写了第７３天。
一个高级工程师在纸箱上贴了温哥华。
这些数字和动作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但它们都在同一个国家里发生。
抗议的人在喊够了。
离开的人在收拾行李。
阵亡名单在继续。
支持率在下降。
街头的算术不需要算出一个总数。
它只需要让每一个数字被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