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１７日上午，耶路撒冷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会议室里，空调吹得人胳膊发凉。
约纳坦·佩雷茨坐在长桌前，向统计局领导层提交２０２６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初步估算数据。
四十岁的他在国民经济核算司工作，负责编制季度ＧＤＰ初步估算。
他以经连续核对了三遍核心数字。
２０２６年第一季度实际ＧＤＰ增长率，按季节调整后环比年率为－３．３％。
经济从增长直接转为收缩。
他尽然把环比折年率的调整系数记错了，核对到第三遍才改回正确值。
统计局在发布会上明确指出，这一下降直接反映了军事冲突对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
佩雷茨在需求项目的细分里，看到了更精确的图景。
个人消费同比下降４．７％。
这是所有分项里最大的下降项。
以色列国防军民防司令部对教育活动的限制，对十人以上室内聚会的战时规定，严重抑制了消费意愿。
政府支出同比下降４．８％。
人均ＧＤＰ下降４．５％。
人均个人消费下降５．８％。
企业部门ＧＤＰ下降３．１％。
他在报告中标注了这些数字的内部关联。
消费下降不是因为民众没钱。
是因为战时管制不让他们花钱。
学校停课。
餐厅关闭。
商业活动受限。
这些管制措施本身，就是经济活动下降的直接原因。
但报告里也有一组反直觉的数据。
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大幅增长１２．６％。
其中对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投资增幅高达６１．６％。
即便在军事冲突下，高科技领域的资金流入仍在维持。
佩雷茨在报告的备注栏里写了一句话。
消费在冻结。
投资在加速。
同一个国家，两套节奏。
出口数据同样呈现分化。
商品和服务出口整体下降３．７％。
但如果剔除钻石和初创企业相关出口，商品和服务出口实际上增长５．６％。
服务出口下降１３．２％，被商品和服务进口１９．８％的大幅增长所拖累。
佩雷茨在简报中写道。
战争打的是导弹和飞机。
经济数据打的是结构。
谁在出口，谁在被出口，一目了然。
报告提交后，他在办公室的便笺纸上写了一行给自己的话。
－３．３％．
央行３月的预测假设４月底停火。
现在是５月１７日。
战争还在继续。
下一次的季报会是什么。
他哪知道。
５月４日，耶路撒冷财政部预算司的办公室里，达芙娜·沙莱夫敲完了“战争成本统计表”的最新版本。
三十四岁的她在预算司工作，负责编制战争成本统计表。
这份表格是财政部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公布２０２６年预算初步框架时的核心附件。
表格的第一行是总数字。
持续两年多的战事已使以色列经济损失达２５００亿新谢克尔。
约合７７０亿美元。
第二行是分类明细。
其中１８００亿新谢克尔，约合５５０亿美元，为直接用于国防与安全的支出。
表格的第三部分是单项战争的账单。
仅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２月２８日启动到４月８日暂时停火，就给以色列带来了３５０亿新谢克尔的额外开支。
这笔钱花在了弹药补给、战机出动、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以及预备役士兵的薪酬和后勤保障上。
达芙娜编制表格时注意到一个过去两年多反复出现的趋势。
每一轮冲突的成本都比上一轮更高。
她在内部备忘录中写道。
２０２３年加沙冲突的日均成本是固定数。
２０２６年伊朗战争的日均成本是前者的数倍。
我们打的每一场仗都在通胀。
比超市的物价涨得还猛。
主打一个仗打的时间越短，钱花得越快。
财政部部长斯莫特里赫在公布预算框架时，宣布将赤字目标定为ＧＤＰ的３．２％。
但这个目标与此前议会通过的２０２６年预算（赤字目标４．９％）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达芙娜知道，这个３．２％是政治表态，不是财政现实。
惠誉评级在３月底已经预计，以色列今年的实际赤字将从２０２５年的４．７％扩大至５．７％。
超出政府４．９％的目标。
达芙娜在备忘录的末尾写了一个问号。
３．２％怎么实现。
当天下午，她参加了一场财政部内部会议。
会上讨论了“削减民事开支”的方案。
对所有民事政府部门统一削减３％的预算。
教育和医疗部门提出了异议。
达芙娜记录道。
国防要加。
民事要减。
中间的差额，没有人来填。
翻完厚厚的战争成本账表，她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要渡过这几个月的预算调整期，全靠桌上的冷咖啡撑着。
４月１６日，耶路撒冷以色列央行研究部的办公室里，埃兰·本－戴维为行长亚龙准备了华盛顿ＩＭＦ春季会议的发言材料。
三十八岁的他在研究部工作，负责宏观经济预测模型。
亚龙将在会上接受ＣＮＢＣ采访。
埃兰在准备材料中标注了核心数据。
央行已于３月３０日将２０２６年经济增长预期从１月预测的５．２％下调１．４个百分点至３．８％。
这个下调的前提假设是，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在４月底前结束。
亚龙在华盛顿的表态是审慎乐观的。
他说尽管近期有迹象显示冲突有望结束，但局势持续时间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他同时透露了央行的基准情景和风险情景。
如果冲突得以解决，２０２７年经济增速有望反弹至５．５％。
这是一个工作假设。
但冲突任何升级的情况，显然都会使当前预测的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
亚龙还披露了央行此前统计的总成本数据。
截至４月下旬，自２０２３年１０月以来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地区冲突，已使以色列付出４０５０亿谢克尔的总成本。
占ＧＤＰ的１７％以上。
埃兰在内部简报中把这个数字拆解为几个部分。
直接军事支出。
预备役征召的经济损失。
基础设施损毁修复。
民事支出的削减缺口。
５月２５日，央行宣布重启降息。
将基准利率下调２５个基点至３．７５％。
这是半年内第三次降息。
埃兰在降息决策的备选方案分析中，列出了完整的逻辑链。
４月年化通胀率约为１．９％，处于１％至３％的目标区间内。
谢克尔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胀，为降息提供了空间。
亚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程度已经下降，但并未消失，未来降息将取决于数据，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要求以渐进的节奏推进降息。”
埃兰在降息决策后的日志中写了一段话。
降息了。
谢克尔在升值。
通胀在目标区间内。
这些数据看起来都很好。
但我们的模型假设停火会持续。
如果不停呢。
如果我们又打了一轮呢。
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或者说，有人问，但没有答案。
属于是薛定谔的和平，模型全靠“如果停火”四个字撑着。
３月３０日凌晨，耶路撒冷议会大厦的秘书处办公室里，希拉·卡茨完成了２０２６年国家预算的表决准备。
三十七岁的她在议会预算委员会秘书处工作，负责协调预算案的表决程序。
预算总额为６９９０亿谢克尔。
约合２２２０亿美元。
财政赤字目标定为ＧＤＰ的４．９％。
国防支出是预算中规模最大的单项，达１４３０亿谢克尔。
较２０２３年加沙冲突爆发前增长约１２０％。
希拉准备表决时注意到，政府为战争相关费用另设了６０亿谢克尔的专项储备。
使补充国防预算合计至少达３８０亿谢克尔。
约合１２４亿美元。
约占ＧＤＰ的２％。
这笔钱主要用于补充以色列军事库存及支付预备役士兵薪酬。
资金来源包括几个部分。
各银行同意一次性向国库缴纳约３０亿谢克尔税款。
政府财政收入较预算目标超出的１００亿谢克尔。
对所有民事政府部门统一削减３％的开支。
表决结果出来了。
６２票对５５票。
预算通过，但差距只有７票。
希拉记录表决结果时注意到，弃权票比上一次预算表决多出了几张。
她尽然在整理表决票的时候把反对票多算了两张。
核对三遍才把票数对平。
她在预算委员会的日志中写道。
６２对５５。
不是压倒性多数。
不是共识。
是“勉强”。
预算通过后，希拉协助预算委员会编制了一份“战后财政展望”。
展望的核心问题是。
如果战争再持续六个月，预算是否还能维持。
委员会的经济顾问给出的评估是。
按照当前的消耗速率，３８０亿谢克尔的补充国防预算将在７月底前耗尽。
届时政府需要再次追加预算，或者大幅削减民事支出。
希拉在展望报告的末尾加了一行备注。
下一个追加预算的时间。
不确定。
金额。
不确定。
从哪里来。
不确定。
预算表决结束后的凌晨，希拉走出议会大厦。
耶路撒冷的凌晨很冷。
她在停车场里给丈夫发了一条短信。
“预算过了。６２对５５。我们今年还要再投一次票，我猜。”
５月初，特拉维夫以北的赫兹利亚，一场经济会议的会场里。
阿维·克莱因坐在台下，听财政部预算副主管莱维－博内的发言。
五十三岁的他在特拉维夫大学经济系任教，主要研究国防经济学和公共财政。
莱维－博内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概念。
创伤经济。
她的定义是。
在１０月７日带来的震惊和失败感之下，安全机构不断要求更多资金以确保国家安全，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财政循环。
她明确警告。
“安全机构必须学会以不损害生活水平的方式来满足其需求，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克莱因在会后与几位同行进行了讨论。
他的核心判断是。
以色列正在为这场战争支付两个层面的代价。
第一个层面是直接的财政代价。
政府社会支出下降和公共服务投资减少，这是由于连续几次全面削减预算所导致的。
他在研讨会上说。
“教育将受到影响。基础设施的质量会下降。医疗体系的效益也将大打折扣。”
第二个层面是增长代价。
持续动员数万名预备役军人的举措正在侵蚀生产力。
克莱因的研究团队在５月中旬完成了一份关于多线战争人力成本的论文初稿。
核心数据是。
自２０２３年１０月以来，预备役征召的累计人天数已经相当于以色列全年劳动力总量的可观比例。
在２０２６年２月至４月与伊朗的战争期间，预备役征召在４０天内动员了约３０万名预备役军人。
克莱因在论文中指出。
“这些人不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不在他们的实验室里。不在他们的教室里。他们在战壕里。这就是增长代价的微观基础。”
克莱因最担忧的是一个结构性趋势。
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６月１日发布的调查，他在研讨会时已经看到了预发布版本。
３１％的受访者表示，自２０２３年１０月以来收入有所下降。
其中个体经营者和低收入人群受打击最为严重。
克莱因在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说了一句话。
“ＧＤＰ可以修复。股票可以反弹。但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一旦被消耗，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重建。”
研讨会结束后，他回到办公室，在论文初稿的扉页上写了一段注释。
“经济学家的工作是给代价命名。我给这场战争的代价命名为创伤经济。不是因为战争造成了创伤，而是因为战争正在用创伤的方式重塑经济决策的逻辑。安全需求挤压一切。这不是战争经济。这是一种以战争为常态的经济。”
主打一个国防优先，民生靠后。
５月底，特拉维夫一家专注于网络安全和ＡＩ的风险投资公司办公室里。
亚埃尔·戈兰审阅了投资组合中几家初创公司的最新融资数据。
四十二岁的她是基金的合伙人。
她注意到一个看似矛盾的趋势。
尽管战争仍在继续，２０２６年前五个月以色列初创企业融资总额约为８６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约６０亿美元增长了约４５％。
资金主要流向了网络安全和ＡＩ领域。
但戈兰也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融资轮次的数量同比下降了约３５％。
这意味着虽然资本总额增加了，但投资集中到了更少的公司手中。
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将资金投向有经验连续创业者领导的公司。
戈兰在投资备忘录中写道。
“钱在进来。但进来的是聪明钱。它只去它最确定的地方。中小型初创公司拿不到钱。”
他以经见过太多工程师收拾行李飞去硅谷。
连离职手续都办得飞快。
戈兰最担忧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趋势。
人才外流。
一份全面的行业报告在５月底拉响了警报。
揭示了以色列高科技行业高技能人才外流正在显著加速。
戈兰在投资圈的社交活动中听到了越来越多的案例。
软件工程师、网络安全开发人员、高级数据科学家选择永久移居国外。
首选目的地是硅谷和纽约。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数据显示，高科技行业研发人员数量减少了３５００人。
其在全行业人力资源中的占比从５１％下降到了４９％。
戈兰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就有两家初创公司“迁移”了。
其中一家将研发中心迁到了伦敦。
另一家在纽约注册了新的总部。
高科技行业约占以色列ＧＤＰ的１５％，贡献超过四分之一的所得税收入。
高收入人群的离开不仅削弱了税基，也削弱了战后重建的财政空间。
她在备忘录中写道。
“钱在进。人在出。进的是美元，出的是大脑。美元可以再赚。大脑呢？”
５月底的一次投资圈晚宴上，她遇到了一位刚把公司总部迁到美国的创始人。
这位创始人对她说。
“我不是不爱以色列。我只是不想我的孩子在警报声中做数学作业。”
戈兰没有反驳。
她回到办公室后，在投资备忘录的末尾加了一段话。
“我们的投资组合里，以色列公司这个标签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有些公司注册在以色列，团队在以色列，但他们的总部、专利和未来在别处。”
５月２５日。
耶路撒冷央行的新闻发布厅里。
央行宣布降息２５个基点至３．７５％。
消息公布后，以色列股市开盘。
核心指数特拉维夫ＴＡ３５指数快速拉升，涨超３％，创下历史新高。
谢克尔兑美元汇率创下３３年以来新高。
央行副行长在解释降息决策时说。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程度已经下降，但并未消失。”
特拉维夫的风投办公室里，亚埃尔·戈兰收到了投资组合中一家初创公司的季度报告。
这家公司刚刚在纽约完成了新一轮融资，估值比上一轮高了４０％。
戈兰在报告上签了字。
但她注意到公司最新的员工名单中，有三个高级工程师的常驻地址已经变成了“美国·加州”。
耶路撒冷中央统计局办公室里，约纳坦·佩雷茨收到了下一次ＧＤＰ数据采集通知。
他在日历上标注了日期。
在等待下一次数据的这段时间里，他翻出了５月１７日提交的那份季报。
他在报告封面上重新看了一遍那个数字。
－３．３％．
他在心里问了一个问题。
下一份季报，是－１％还是－５％。
赫兹利亚的大学校园里，阿维·克莱因在５月２５日的论文修订稿中增加了一段新的分析。
他在分析中写道。
“以色列经济的韧性集中体现在少数几个领域。高科技、国防工业、金融。这些领域贡献了增长和税收。但大多数以色列人不在这些领域工作。３１％的人说他们的收入在下降。这个数字不会出现在股市的Ｋ线上。”
财政部的办公室里，达芙娜·沙莱夫在５月２５日更新了战争成本统计表。
表格的总数没有变。
２５００亿新谢克尔。
但她在表格的最后一行加了一个新的备注。
下一轮追加预算的时间窗口。
２０２６年第三季度。
如果战争持续。
５月２５日这一天，以色列央行降息了。
ＴＡ３５指数创了历史新高。
谢克尔汇率创了３３年新高。
同一天，中央统计局的季报上写着－３．３％。
财政部的成本表上写着２５００亿新谢克尔。
高科技行业少了一个工程师，多了一笔美元融资。
股市的Ｋ线在涨。
账本的底页在变薄。
两条线同时存在。
这就是创伤经济。
一个在战争中学会用两套账本计算代价的国家。
表面上的账本在涨。
底下的账本在沉。
没有人知道哪一本会先翻到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