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二月，安立诚走马上任，当了酒泉县祁明区第一副区长。
消息传回明花，牧民们议论纷纷。有人高兴：“立诚当官了！咱明花出干部了！”也有人犯嘀咕：“赶骆驼的也能当官？他能管好一个区？”
安立诚心里也没底。区政府设在莲花寺残墙外的一排土房里——就是以前保公所的房子，三间正屋，一间偏房，院子里长着一棵歪脖子榆树。他第一次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桌上摆的笔墨纸砚，脑袋嗡嗡的。
他在椅子上坐了半天，才想起一件事——这间屋子，他来过。
民国二十八年，他十八岁那年，就是在这排房子前头，站着听顾嘉堪布说话。那时候这里还是亚拉格家的地盘——安立诚家是亚拉格家的牧民，祖祖辈辈给头人放羊。顾嘉堪布穿着黄马褂，站在寺院门口，对聚拢来的牧民说：“娃娃们要读书。不读书，就得一辈子给人家放羊，一辈子让人家算账”。
那天，顾嘉堪布在莲花寺办起了小学，首期收了二十个学生，安立诚是其中之一。他从“人、口、手”学起，认了三年字，学会了算账、写信、看文书。后来，亚拉格家副头目安立明——论辈分，是安立诚的族叔——响应顾嘉堪布兴学的主张，又在明海寺办起了小学第二部，动员牧民修了二十间房，收了三十个学生。安立诚还去帮过工，搬过土坯。
可民国三十年秋天，安立明带着人去营救被土匪劫走的牧民，一去就没回来——连同去的二十三个人，都死在了北山。安立诚记得，那天下着雨，明海寺的小学里，三十个学生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谁也没有说话。
他那时候就想：明花人，不能没有文化。没有文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其实尧乎尔人不是没有读书人。老耶尔赤给他讲过，同治三年，高台河西堡就有个尧乎尔秀才妥文浩，开学授课，教的是尧乎尔和汉族的娃娃。那是明花人知道的头一个教书先生。可惜兵荒马乱，那学堂没办几年就散了。后来莲花寺办小学，头一个教师妥九思，也是尧乎尔——他教安立诚识字的时候说过：“咱尧乎尔，出过秀才，出过先生。只要有人肯教，就有人肯学”。
他记得小时候，族伯安立义家有一件宝贝——一枚银饰，银丝盘成骆驼的模样，驼背上驮着一卷经书。安立义说，那是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９年），一个俄国学者到明花考察，在安立义家住了好些日子，临走时留下这枚银饰作谢礼。那学者还会说几句尧乎尔话，问安立义的爷爷：“你们的歌，是从哪儿学的？”爷爷说：“从西至哈至带来的”。学者在纸上记了一笔，后来再没来过。安立义说，那学者叫马洛夫，是研究他们语言的人——“咱明花人说的话，外国人都当宝贝一样记。咱自己，可不能再把老祖宗的东西丢了”。
那枚银饰，安立义临终前传给了安进德——安立诚的父亲。父亲又传给了他。他一直揣在怀里，像揣着宝贝。他摸到它，就想起族伯的话：“咱明花人说的话，外国人都当宝贝。咱自己，可不能丢”。
后来，民国三十年冬天，东西海子推荐了十个尧乎尔青年去酒泉参加边疆青年训练团，安立诚是其中一个。他在酒泉学了半年——学国文、学算术、学时事。回来以后，他比明花大多数牧民都“有文化”，可他自己知道，这点文化，差得远。
“区长更得认字”。他对自己说，“不认字，看不懂文件，就得被人糊弄。咱明花人，不能再被糊弄了”。
文书是个姓李的年轻人，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字。安立诚把第一份文件递给他的时候，出了个洋相——把文件拿倒了，还正着看了半天。
李文书憋着笑，提醒：“安区长，文件……拿倒了”。
安立诚脸一红，把文件正过来，说：“李文书，以后这些公文，你念给我听。我听着，记着，慢慢学”。
“那您得先识字”。李文书说，“要不，我每天抽空教您？”
“教！”安立诚说，“白天没空，晚上学。我认字，你教我——咱俩一起，把这份工作干好”。
从那天起，安立诚白天处理公务，晚上跟着李文书学识字。他学得慢，但学得狠——一个字写十遍、二十遍，手心都磨出了茧。
萨丽玛来区上看他，见他趴在油灯下练字，心疼地说：“你都当区长了，还这么拼命干啥？”安立诚抬起头，笑笑：“不认字，咋给老百姓当家？”
萨丽玛没再说什么。她把腌菜和新鞋搁在桌上，临出门，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灯——灯下那个人，还在写字。
区长的活儿，比赶骆驼复杂得多。安立诚上任头一个月，就遇到三件事：
第一件，是牧民纠纷。两家牧民为草场打架，一个说对方越界放牧，一个说对方先动了手。安立诚把两家叫到区上，没有拍板，先问：“你们两家的草场，中间隔着啥？”
“隔着一条干沟”。
“干沟谁家的？”
“没人家的”。
“那就好办”。安立诚说，“从今天起，干沟东边算你家的，西边算你家的，以沟为界。谁再越界，按规矩办”。
两家牧民面面相觑，都服了。
第二件，是牧主和雇工的事。一个牧主拖欠长工工钱，长工告到区上。安立诚把牧主叫来，问：“你欠他多少钱？”
“没欠。说好了一年三石粮，年底给”。
“给了吗？”
“……还没到年底”。
“那到年底，你给不给？”
“给。可他要先干活”。
“他活干了吗？”
“干了”。
“那不就结了”。安立诚一拍桌子，“活干了，粮就要给。到年底不给，你来找我——我按明花的规矩，给你说道说道”。
牧主悻悻地走了。长工千恩万谢，安立诚说：“不用谢。你记住了——新社会，干活拿钱，天经地义。谁再欺负你，你来区上找我”。
第三件，是汉族移民的事。解放后，从内地迁来几户汉族人家，在明花落了脚。有人不愿意——“草场本来就紧张，又来分地的”。
安立诚把大家召集起来，说：“乡亲们，咱们明花的草场，是老天爷给的，也是老祖宗打下来的。可你们想想——咱尧乎尔当年从西至哈至迁来的时候，是谁给了咱一口饭吃？是当地的汉族老乡。如今他们遭了难，迁到咱这儿，咱能撵人家走？”
没人说话了。
“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安立诚说，“咱明花，尧乎尔人、汉族人、藏族人、蒙古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就是一家人。新来的汉族老乡，分草场、盖房子，咱帮一把——帮人就是帮己”。
那几户汉族人家，在明花落了户。后来，他们家的孩子跟尧乎尔孩子一起上学，一起放羊，成了明花的新居民。
夜里，安立诚坐在区政府的院子里，抽着旱烟，想着这些事。他忽然觉得，当区长，比赶骆驼累多了——赶骆驼，累的是身子；当区长，累的是心。
可这累，值——他操的，是明花老百姓的心。骆驼护群，人护家。他这辈子，认准了这片土地，认准了这片土地上的人。
安立诚当区长后，添了一样新毛病——爱往牧民家里跑。区上的文书小李劝他：“安区长，您是区长，有事让他们来汇报就行了，何必一家一家跑？”
“坐在办公室里，听不见真话”。安立诚说，“草原上的事，得站在草原上看。我赶骆驼的时候，就明白一个理儿——骆驼要喝水，你得牵着它到水边去，不能在家里等它自己来”。
他跑遍了祁明区的六个村、两个牧场，哪家有几口人、几峰骆驼、几只羊，心里都有本账。牧民们见了他，不再叫“安区长”，都喊“立诚哥”或者“老安”——像是喊自家的兄弟。
冬天，一场大雪压塌了几户牧民的棚圈。安立诚连夜带着区上的干部，顶着风雪去救人。他把自己家的骆驼毛绳、毡子都拿了出来，又挨家挨户动员：“先救急，回头再说别的！”
那一夜，明花人看见他们的区长，在雪地里扛着木头，跟牧民一样干活，棉袄湿透了，冻成了冰壳子。
第二天，雪停了。被救的牧民拉着安立诚的手，说不出话。安立诚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日子，咱一块儿过”。
晚上回到区上，小李给他端来一碗热姜汤，说：“安区长，我算服了您了。您这区长，当得比骆驼客还累”。
安立诚喝了一口姜汤，笑了笑：“累是累，可心里踏实。骆驼驮着盐走一天，累；可它知道，盐到了地方，就有人能吃上饭。我这区长，也一样”。
可他不知道——在他忙着学字、跑牧户的时候，一封从酒泉送来的急信，正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