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帅独断避强敌，惹怒中央再遭批
毛泽东力主的北征又以全胜告一段落。周恩来在给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此役全歼敌二十七师，俘敌逾五千，7日内连克四座县城，“不仅江西全部敌人被调动，”而且“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的红军反“围剿”作战。
事件再次验证了毛泽东的正确。
自南雄、水口战役后，毛泽东两次改变红军的行动方向，终取得乐安、宜黄大捷。这时候，红一方面军如何行动的问题又出来了。
照出兵乐安、宜黄的训令，攻占这两地后，应西去取吉安，这才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行动。事实上，红一方面军没有向西，而是向东出发了。这一次是去攻南城。
毛泽东觉得攻下乐安、宜黄后，实现自己联通赣东北苏区设想的条件已经存在，他当然要试一试。
8月26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南城近郊，大竹山附近。傍晚，各路消息汇总在方面军总部，稍一综合，便知道了南城的防御情况：这里已经集结了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等师的十七个团！按国民党军一师四团的编制推算，南城守敌竟有四又四分之一个师，总兵力达四万余。该城内外都有险要，工事又坚，易守难攻，以红军不足六万主力，攻下它简直不可能。
周恩来：怎么办？
毛泽东：既来之则安之。城是不能打了，一打就是个消耗战。我们作为弱旅，一定要保持绝对的战略机动性。我看先把部队撤到南城至南丰、南城至宜黄两线，发动群众并筹款，养精蓄锐。等西来增援的陈诚、吴奇伟等敌进至合适地点，我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周恩来于次日将此情况上报中央局。
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显然偏离了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这种方针性的变化十分敏感。28日，中央局电示前线：我军主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安、宜黄一带，从敌军的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
这显然是不切战场实际的主张，敌军正在东进，绕到敌后谈何容易，弄不好就被敌人夹击了。前方首脑对中央局的电示看法不一，只好开最高军事会议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服从中央局，按组织原则办。
红一方面军主力这一移动，让陈诚大喜。他急令第九十师吴奇伟部四个团速进店前，又电示由南城动出的两个师尾红军而动，亲率两个师向永兴桥包抄，企图形成对红军包围之势。实践再次证明毛泽东的建议是正确的。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说话了：“我军已丧失了战略主动，西面敌军已占领宜黄，东面敌军又像个尾巴一样甩不掉。如果执行中央局命令再向西去，必遭敌夹击。如今我们已进退两难了，你们说该怎么办？”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相互看着，没有表态。
毛泽东有点生气了，“那么，能不能让我独断一次？反正我这头上已长满了刺，再多一两根无妨。虱子多了不痒嘛。我在永兴桥进不得、退不得，也等不得。眼下只有一种可能：攻击店前吴奇伟师，然后南下。”
周恩来想了一会说道：“我同意。”
9月1日，红一军团突向店前，逼退了吴奇伟师。毛泽东提议由他带先头部队南下，周恩来等见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只好由他去了。
毛泽东当了“领头羊”……经过毛泽东的两次电示调动，到了5日，红一方面军便到了东韶、洛口一带集中完毕。战局决定了这一变化。
红一方面军终于被毛泽东带出了危险的区域。周恩来当日致电苏区中央局：目前战役将在东韶、水口、洛口一带，我决集最大力量决战。
中央局大不以为然。中央局的方针是进攻，进攻，再进攻，你们倒好，带几万人出去，说是要占中心城市的，征战一个月，又回到家门口来了。这肯定是毛泽东又搞什么诱敌深入！恩来这人到底怎么了？连一点原则性都没有，让毛泽东牵着鼻子转。在宁都与敌人决战，这与中央的方针相距太远了！向西取永丰，再下吉安，威逼南昌，这才是正确道路。如今张国焘、贺龙正在与敌苦战，你们不去进攻敌人，反倒把敌人引到家门口，像什么话！
9月7日，任弼时等电告周恩来：这次北上，虽然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你们撤退到青塘待敌来攻是不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样示弱必造成敌人更积极地向中央苏区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你们应“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
毛泽东看完电报，背过身抽烟。朱德踱着步一言不发。
王稼祥冲动地说：“难道我们带的是百万大军？一个月来，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就是兵力充足，也无法去袭永丰。”
毛泽东道：“敌人也是人，也需要吃饭休息。我有几万人以逸待劳，陈诚不做充分准备也不敢贸然来攻。三次反‘围剿’，苏区群众全力配合，怎么现在有不好影响，而且还是十二分！二十二军和十二军不是已经在活动了吗？有他们在敌后，如敌不投入大兵力，我敢保证苏区大部将平安无事。”
周恩来摇摇头道：“他们不了解情况，才说了这种异想天开的话。我给他们去个电报，陈述我们的观点。我们休整一周是十分必要的。”
就在这些天里，鄂豫皖出了大事。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已面临不得不退出原根据地的困境，张国焘致电中央，报告了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要求临时中央动员各邻近苏区军民策应，临时中央把张国焘的电报转给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
……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经过商量后，给中央连发了两份电报，具体陈述了坚持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利用人民战争、全民皆兵的方法战胜敌人的方针，希望能改变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正确主张不仅没被临时中央采纳，反倒引出了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次最大的跌落。（《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第196页）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段时间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非常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信，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二十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其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此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央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议把毛泽东招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同意由他“负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毛泽东传》上，第297页）
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真名秦邦宪，当时年仅二十五岁。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用假名传世的，一个秦邦宪，一个陈绍禹；传世假名一个博古，一个叫王明。
自觉“老子天下第一”的博古，按说早该把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中央“唱对台戏”的毛泽东清理出去了，然而，自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何在？因为毛泽东是红军最主要的缔造者。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解赣州之围，东征作战，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军事才华，是任何一个人都看得见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成为中共领袖们的共识……毛泽东对党的事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是想拿就能拿掉的人。时局的变化也没有提供彻底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契机……
……
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
……
然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还有待时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尽管都被实践所验证，仍被视为“错误”。他的错误归结一点，就是没有执行中央“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方针，被指责为另搞一套“分散、保守、退却的纯粹防御路线。”
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十二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毛泽东回后方的时候，周恩来专程前来送行。周恩来一再表示：军事问题，你不能不管。毛泽东应道：前方电召，泽东责无旁贷。
周恩来问：下一步行动方向呢？
毛泽东答道：再向东北。
……（《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第200至2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