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人至此而喜。”
这是后人化用欧阳修文意概括的十五个字，也是这座城市最精准的注脚。
宜昌古称夷陵，“夷”为平易，“陵”为山丘——奔腾咆哮的长江穿过西陵峡的险滩，至此归于平缓；连绵起伏的群山至此逐渐低伏，让出一片开阔的河谷。而人到了这里，历尽艰险之后，也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转忧为喜。
公元1036年，一位三十岁的贬官沿着长江水道来到夷陵。他叫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上书批评谏官高若讷而被贬为夷陵县令。带着满腔愤懑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座小城会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九百多年后，我站在西陵峡口的三游洞顶，俯瞰江水东流。欧阳修笔下的“至喜”二字，依然在这片山水间回响。
宜昌的诗意，从欧阳修的贬谪之路开始。
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初到夷陵。峡州太守朱庆基感念他的遭遇，在城中为他修建了一栋新房舍。欧阳修为之命名“至喜堂”，并写下《夷陵县至喜堂记》：“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
那一年早春，残雪未消，他写下《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那“残雪压枝犹有橘”的意象，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虽处逆境，犹有生机。
他还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句子，走遍夷陵的山山水水。在《三游洞》诗中，他写道：“漾楫泝清川，舍舟缘翠岭。探奇冒层险，因以穷人境。弄舟终日爱云山，徒见青苍杳霭间。”
那山水的清音，抚平了他的愤懑；那朴野的民风，安顿了他的灵魂。在夷陵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关于这座小城的二百余篇诗文，其中《夷陵九咏》九首诗，尽显对夷陵风光的赞美。后世评者说，欧阳修的文章，至夷陵而后工。
夷陵之于欧阳修，是一个逆境中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他一路向前，不断攀登文坛和政坛高峰。而夷陵，也因为欧阳修的名字，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温暖的坐标。
宜昌最动人的诗意，藏在三游洞的摩崖石刻里。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诗人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与弟弟白行简同行。途经夷陵时，恰遇另一位诗人元稹——他由通州司马调任虢州长史，三人不期而遇于峡口。
那一夜，月光如练。他们发现下牢溪口北岸有一个幽深的岩洞，于是燃炬探幽，在洞中通宵达旦，饮酒赋诗。白居易在《三游洞序》中写道：“又翌日，将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闻石间泉声，因舍棹进，策步入缺岸。”那“通夕不寐，迨旦将去”的游历，让这个无名之洞从此得名“三游洞”。
白居易赠诗元稹：“夷陵峡口明月夜，此处逢君是偶然。一别五年方见面，相携三宿未回船。”那份偶然相逢的欣喜，至今还在洞壁间回荡。
二百三十多年后，北宋嘉祐年间，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又同游此洞，留下了“后三游”的佳话。从此，三游洞成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朝圣地。如今洞中摩崖石刻林立，从宋代至今，诗人们把自己的心事刻进石头里，让这座岩洞成了一部立体的诗史。
站在洞中，石壁上犹见“白居易”三字。导游说，每逢世界读书日，这里会有身着古装的演员，扮作白居易、苏东坡的模样，与游客对诗。当那句“夜泊三游洞，月明听猿愁”被吟诵而起，仿佛真的穿越了时空。
宜昌的诗意，还写在长江边的那座亭子里。
至喜亭始建于北宋景祐年间，同样是峡州太守朱庆基所建。他见长江险滩密布，船夫商旅经三峡而下，历尽艰险，便在江边修了一座亭子，供人休憩。欧阳修为它写下《峡州至喜亭记》：“作至喜亭于江津，以为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
古人行船过三峡，“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这是李白在《上三峡》中写下的句子。逆水行舟，步步维艰。待船出西陵峡口，江水由湍急转为平缓，那劫后余生的庆幸，非亲历者不能体会。于是他们在至喜亭中“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
南宋诗人范成大途经夷陵，登至喜亭写下同名诗作：“断崖卧水口，连冈抱城楼。下有吴蜀客，樯竿立沧洲。”
那“断崖卧水口，连冈抱城楼”的意象，把至喜亭的形胜写得淋漓尽致。如今这座亭子于1984年重建于三游洞顶，金瓦朱栏，三层叠起。登亭远眺，西陵峡尽收眼底，葛洲坝长虹卧波。
那“至喜”二字，既是古人的庆幸，也是今人的心境——来到宜昌，看见这般山水，谁不心生欢喜？
宜昌最古老的诗意，要从两千三百年前说起。
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于秭归乐平里。他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是汉语诗歌的源头活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十四字，成了中国士人精神的最高写照。宜昌是屈原故里，也是中国诗歌的精神原乡。2014年，宜昌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歌之城”的称号，这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秭归有个“三闾骚坛”，诞生于屈原出生地乐平里，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现存最古老的诗社。每逢端午，诗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屈原祠前吟诗祭祖。余光中曾在此长吟《秭归祭屈原》，那“千古诗魂，在江上回响”的句子，至今还在江面上飘荡。
杜甫曾路过此地，在《咏怀古迹》中写道：“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明妃即王昭君，同样是宜昌的女儿。群山万壑，仿佛都向着荆门奔去，那气象的雄浑，至今读来犹在眼前。
陆游经过秭归，写《楚城》诗：“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江水如旧，诗魂不朽。
宜昌的诗意，还写在李白三过峡江的身影里。
开元十三年（725年），二十四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第一次出蜀入鄂。船过荆门山时，他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千古名句。那壮阔的意象，那豪迈的胸怀，正是盛唐气象的缩影。
三十四年后，五十八岁的李白因卷入永王李璘之乱，被判流放夜郎。他溯江而上，重过三峡。西陵峡中段的黄牛滩，船行三日，竟似原地徘徊。他写下《上三峡》：“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那“不觉鬓成丝”的慨叹，是英雄迟暮的苍凉。
然而，命运陡转。船行至白帝城时，朝廷因大旱大赦天下。李白掉转船头，顺流东下，再次经过宜昌。这一次，他写下那首千古绝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从“三朝上黄牛”的艰难，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释怀，李白三过宜昌，恰好浓缩了他一生的起伏。宜昌作家韩永强说得好：“李白不是一个等闲之人，他的人生使命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变幻万千的峡江，赋予了他太多的浪漫激情。”
2024年，宜昌的艺术家们创作了舞蹈《轻舟已过万重山》，让人看到了一个积极乐观的李白。虽发须已白，但身姿依旧挺拔。
今天的宜昌，诗依然活着。
2025年4月，夷陵区围绕“跟着诗词游三峡”主题，在三游洞、三峡人家、黄陵庙等景区推出全民读书月系列活动。摩崖石刻前，扮作“白居易”“苏东坡”的演员与游客热情互动，对诗问答；三峡人家的明月台上，江风裹挟着古筝的弦音，将《早发白帝城》的诗句送入峡谷。
“楚风号”游轮航行于两坝一峡之间，通过数字科技和沉浸式演艺，以屈原、昭君、李白为叙事主线，打造移动式时光剧场。游客在行船中可听、可赏、可参与，体验古今交融的楚文化雅趣。
据统计，历代文人墨客在宜昌留下的诗作数以万计。从屈原到李白，从杜甫到白居易，从欧阳修到苏轼，从陆游到范成大——他们用笔墨把这片山水写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地标之一。
2014年，宜昌获评全国唯一的“中国诗歌之城”。此后每年举办大型诗歌活动三十余场，参与群众达十余万人。秭归有骚坛、萤火虫、兰蕙等二十多个诗社，会员一千多人。诗歌，早已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宜昌人日常生活的呼吸。
站在至喜亭前，看夕阳沉入西陵峡。江水滔滔，奔流不息。想起欧阳修的话：“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
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人至此而喜——这十二个字，道尽了宜昌的宿命。它是险滩的终点，也是平原的起点；是放逐的尽头，也是重生的开端；是诗人们漂泊的驿站，也是诗魂永驻的故乡。
从屈原的天问到欧阳修的至喜，从李白的轻舟到今日的诗会——宜昌的诗意，从未断绝。
诗在，宜昌就永远是那个宜昌——一座被诗句浸润千年的城，一个让“人至此而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