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潘是四川西北部川甘大道上重要的战略要地，山路崎岖，山高林密，极难通行。由于发起松潘战役的时间一拖再拖，失去最佳战斗时机。张国焘回到卓克基，按兵不动。在中央致电的催促下，8月15日，才动身去阿坝。然而，他的行军方向不是向右路军靠拢，而是选择从阿坝向西，进入甘肃和青海交界的边远地区。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严重威胁了红军的整体行动计划。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决定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作为战略预备队迅速东出跟进。8月21日，右路军离开毛儿盖，踏上了无边无际、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松潘草地。如果之前能按原计划发起松潘战役，近十万红军，完全可以避开这陷阱一般的高原湿地。
对于从小在平原生活的我来说，从来没有想到，红军长征过的草地，海拔竟然在3600米以上。回想起自己在海拔3200米时出现的胸口憋闷、心脏不适，不敢想象红军过草地的情景。松潘草地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100公里，草地上野草丛生，没有树木，没有石头，人在其中根本无法辨认方向。当年，草地上有黑、白两条河流，海拔高蒸发量少，水流很细，全是沼泽。草根盘结成的草甸下面，是散发着腐味的黑褐色腐殖泥和积水，一脚踏破，就会陷下去甚至淹没，且越挣扎越深，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几乎无法自救。
红军过草地时请了一位60多岁的藏族向导，他告诉大家，要拣最密的草根走，草地上的水有毒，喝了会死，如果有脚伤，伤口被水一泡就会烂。红军过草地时赶上大雨，数百人全无雨具，全身湿透，晚上，只能在雨中拥坐。草地天气多变，一会冷雨菲菲，一会滂沱大雨一会又晴朗起来。比起多变的天气，稀薄的空气，近乎陷阱的泥潭，威胁最大的，还是缺粮。西康是不毛之地，筹到的粮食本身就有限，不少官兵在行军前两天就吃光了携带的干粮，只能四处寻找野菜，甚至把皮带和马鞍子上的牛皮拆下来煮着吃。彭德怀命令饲养员把连同他坐骑在内的六头牲口全部杀掉，救下很多红军的命。
从川主寺出发，沿九红草原路向北，就进入若尔盖草原。当年红军口中的“松潘草地”，就是如今的若尔盖草原。
大巴车行驶在松潘九红草原风光路，海拔攀升至3800多米，气温只有1摄氏度。连绵起伏的高原草山，满目荒芜。路边生长着连片的高原灌丛，枯褐色的枝条在冷风中向前铺展着。
车外下着小雨，我坐在副驾，手脚冻得冰冷，李师傅拿过一块毛毯，盖在膝上。直到路边出现能够停车的地方，李师傅跳下车，打开车盘底部的暖气开关，才缓了过来。更何况当年红军在缺衣无食的情况下，在草地上宿营。一位老红军回忆过草地时说：“晚上掉队的同志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早上发现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
我站在七根火柴观景台前，鲜红的立体大字在雨雪中格外醒目，下方浮雕墙上，镌刻着红军过草地的画面。这里是经典红色故事《七根火柴》的发生地，1935年红军过草地时，年轻的战士在生命尽头，将珍藏的七根火柴和党员证交给身边的战友。这片高原湿地，见证了这位无名战士舍身守护火种的悲壮往事。
湿冷的雾气笼罩着旷野，沿途不断闪过红色雕塑和宣传标语。蒙古包周边，分布着集装箱和五颜六色的经幡。20多分钟后，大巴车在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纪念广场停下，我和队友们冒着冷雨，踩着水洼，去“胜利曙光”纪念碑前瞻仰、怀念这些倒在胜利前夕的烈士们。
1935年8月底，红三军七天七夜穿越泥炭沼泽，终于走出“死亡草地”，抵达草地尽头的第一个村寨班佑村。过了这里，就是甘南。可是，七百多名战士却因极度饥饿、高寒、体力耗尽，倒在了胜利前夜。看着群塑上战士们相互依偎，双眼紧闭，极度疲惫的神态，我的眼里噙满泪水。
据史料记载，红军在翻雪山、过草地时，非战斗减员牺牲人数约有两万左右，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烈士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留下可供后人瞻仰的墓碑。只有一个例外，在红原县雅克夏雪山海拔4450米的垭口上，有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这里埋葬着一个建制班的12名红军战士，他们在1936年夜宿雅克夏雪山，因缺氧而窒息。直到17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前来剿匪的解放军发现。
回到大巴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G213国道在车轮下延伸。茫茫草地上，一座座红色文化雕塑，从窗边闪过。输电铁塔沿公路一字长蛇排列，逶迤消失在雨雾中。牦牛在牧区啃着绿草，红柳在雨水的冲刷下，枝条的红褐更加鲜亮醒目。平缓的高原丘坡上，鼠兔打洞拱出的泥土，一堆一堆，像无数馒头遍布草地。高速路基、高架大桥正在建设。黄河两大支流白河、黑河疏通后，水流加快，腐殖质不沉积，地质改善形成高山草甸。当年的沼泽地，如今已变成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