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真的来了。
那队骑兵在莲花寺外扎了营——不进门，不扰民，就在残墙外面的空地上搭帐篷。几个战士挑着水桶去海子边打水，路过老刘头家门口，看见他院里晒着粮，还主动绕开走，怕碰翻了。
老刘头蹲在墙根下，抽着旱烟，看了半天，回头对家里人说：“没见过。真没见过。我爷爷说，左宗棠的队伍路过，还征过粮；我爹说，马家的队伍路过，连鸡都抓。这队伍……连咱家晒的粮都不碰”。
“那他们吃啥？”老刘头的老伴问。
“自己带的干粮呗”。
傍晚，一个战士端着半盆煮好的土豆，走到老刘头家门口：“大爷，我们煮多了，给您尝尝”。
老刘头愣了半天，才把土豆接过来。土豆热乎乎的，煮得稀烂，上面还撒了一撮盐。他咬了一口，忽然觉得鼻子发酸——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有当兵的给他送吃的。
安立诚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切。他注意到那个牵马过来的军官——就是昨天在沙梁上看见的那个——正蹲在井台边，跟几个牧民说话。牧民们起初还拘谨，说着说着，就放开了，有人还笑了。
安立诚走过去，在井台边蹲下。
军官看见他，站起来，伸出手：“同志，你好。我叫郭明山，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兵团某部指导员”。
安立诚握了握他的手。那手上有茧，但不像拿枪的茧——像拿笔的、拿锄头的茧。他问：“你们……真是给老百姓干活的队伍？”
郭明山笑了：“是不是，你看我们怎么做。我们刚进村，就看见这口井快干了——明天，我让人帮你们淘一淘井”。
“淘井？”
“对。井淘三遍吃甜水嘛”。郭明山说，“老乡们缺水，我们有力气，搭把手的事”。
安立诚沉默了一会儿，问：“你们打到哪里了？”
“张掖、高台都解放了。酒泉，快了”。郭明山说，“我们这次是前哨，给大部队探路的。老乡，你知道这一带的情况吗？——我是说，土匪、散兵，还有你们这里的难处”。
安立诚想了想，说：“你们来的前些天，有一伙散兵抢了我们的驼队。我们打了一仗，打死两个，缴了十一杆枪”。
郭明山眼睛一亮：“枪呢？”
“我收着呢”。安立诚说，“我寻思着，交给正经队伍”。
郭明山看着他，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安立诚”。
“立诚——立身以诚，好名字”。郭明山说，“你爹给你取的吧？”
“嗯”。安立诚说，“我爹说，做人要立得正、行得诚——骆驼驮盐，走的是直路，人活一世，也要走直路”。
郭明山的目光忽然变得深远。他望着远处的沙梁，望了很久，才慢慢说：“安立诚同志，我跟你实话说——这片地方，我十三年前来过”。
安立诚愣住了：“十三年前？”
“民国二十六年，春天”。郭明山说，“那时候，我是西路军的一个通讯员，跟着队伍往西打。祁连山一战，队伍打散了，我腿上中了一枪，掉在雪窝子里。是明花的牧民把我救回来的——藏在地窖里，给我送饭，养了三个月伤”。
安立诚的呼吸一下子紧了。他盯着郭明山，嘴唇动了动，半晌才说：“你……你说的，是不是海子边那户人家？”
“我不知道那户人家姓什么”。郭明山说，“我只记得，那家的阿爸，话不多，每天早上给我端一碗奶茶；那家的阿妈，把我的血衣裳洗净补好，说‘红军娃娃，不能冻着’。还有一个老汉，隔几天就来唱一段——他唱的不是戏文，是裕固语的长调，唱得又高又远，像是在给谁打暗号。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给放哨的人递信儿——我养伤那三个月，马家军来搜过三次，每一次，都有人提前把我藏到更深处”。
安立诚的眼眶湿了。他轻声说：“那个老汉……是老耶尔赤。他唱长调，是明花的老规矩——谁家有难，他就唱，唱得满滩都听得见”。
“老耶尔赤……”郭明山念着这个名字，声音有些发颤，“他还活着？”
“活着”。安立诚说，“八十多了，还能唱”。
郭明山深吸一口气，望着明花的方向，久久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伤好以后，是这家的阿爸，托一个汉族老驼户，把我送出明花的。那个老驼户，赶着一峰白骆驼，走了七天七夜，把我送到敦煌，交给过往的商队。他说——‘红军娃娃，你走吧。明花人，记着你。’”
“那个汉族老驼户……”安立诚的声音也抖了，“是老刘头——刘长贵。他年轻时就是驼户，给左宗棠的兵卒当过向导，明花到敦煌的路，他闭着眼都能走。那峰白骆驼——”他顿了顿，“是我家的。我爹安进德，就是当年藏你的人。白骆驼，今年十四岁了”。
两个人站在井台边，谁也没有说话。风从沙梁上吹下来，吹动了郭明山的帽檐。
半晌，郭明山伸出手，重重地握住安立诚的手：“安立诚同志，我郭明山这条命，是你爹、是老耶尔赤、是明花的乡亲们给的。我这次回来，一是报恩，二是——跟你们一起，把明花的日子过好”。
安立诚握着那只手，握了很久。他说：“郭指导员，我爹生前常说，他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救了那个红军娃娃。他说，那娃娃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明花，说——‘我还会回来的。’”
“我回来了”。郭明山说。
“名不虚传”。郭明山说，“安立诚同志，你明天带我去看看那些枪”。
第二天，安立诚把十一杆枪从木箱里取出来，一枝一枝摆在院子里。郭明山带着两个战士来验枪，看见枪擦得锃亮，油上得均匀，点了点头：“好枪。你保养得比我们都好”。
安立诚说：“这是明花人用命换的。交给你们，是把命托付给正经队伍。你们要是拿着它欺负老百姓——我第一个不答应”。
郭明山正色道：“你放心。我们拿枪，是给老百姓打仗的。这条，到死不变”。
安立诚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我信你一回”。
郭明山握住他的手：“你不会后悔”。
临走的时候，郭明山问安立诚：“你有没有想过，参加革命？”
安立诚愣住了：“我？我就是个赶骆驼的”。
“赶骆驼的怎么了？”郭明山说，“革命，就是赶骆驼的、种地的、放羊的人，自己给自己当家。你有胆量，有威望，又认得这一带的路——你这样的人，正是革命需要的”。
安立诚没有说话。他回到家，坐在院子里，想了整整一夜。
萨丽玛挺着肚子，给他端来一碗茶，问：“那个郭指导员，跟你说啥了？”
“他问我，要不要参加革命”。
萨丽玛的手顿了一下。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去？”
“我不知道”。安立诚说，“我就是个赶骆驼的。可我又觉得，他说得对——赶骆驼的，也能给自己当家”。
萨丽玛在他身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你去吧。家里有我。骆驼有白骆驼看着。你去做你认为对的事——反正，你打散兵那天，我就知道，你安立诚，不是个安分的人”。
安立诚笑了。他把萨丽玛揽进怀里，说：“等我回来，咱儿子就出生了”。
“你咋知道是儿子？”
“踢得欢的，是公的”。安立诚说，“骆驼都这么说”。
骑兵营在莲花寺外扎了三天。三天里，明花人看明白了：这队伍，是真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战士们自己搭帐篷，自己挖灶，自己打水；路过谁家门前，还主动问要不要帮忙。老刘头家的院墙塌了一角，两个战士二话不说，和泥脱坯，半天工夫给补好了。
老刘头蹲在墙根下，摸着新补的墙，手都有点抖：“我活了六十多年，见过兵，见过匪，没见过给老百姓修墙的队伍”。他回头对安立诚说，“后生，你说的对——这队伍，跟咱是一条心”。
安立诚没有说话。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穿灰军装的战士——他们跟牧民一样黑，一样糙，笑起来一样憨厚。他想起了父亲说过的旧事：民国二十年，马家军过明花，一夜之间，抢走了二十峰骆驼、三十只羊，还打死了两个牧民。
“这队伍，跟那些不一样”。他在心里说，“也许，明花人的苦日子，到头了”。
第三天傍晚，骑兵营要开拔了。临走前，郭明山找到安立诚，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安立诚同志，这是我的地址。你以后有事，可以找我。明花要是有啥困难，也随时跟我说”。
安立诚接过本子，翻开来，里面夹着一张纸，上面画着一面红旗，旗下一行字，他不认识。郭明山说：“这是咱们的信念——为人民服务。你以后认了字，就懂了”。
安立诚把本子揣进怀里，郑重地点了点头。他看着骑兵营远去的背影，看着那些红星在夕阳下一闪一闪，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热流——像是这半辈子，头一回看见了亮。
他更不知道——郭明山本子上那五个他不认识的字，会是他后半辈子认下的头一个理；而那本子，会成为他一生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