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尔葬在莲花寺西边的沙丘上。
明花人不立碑。坟头堆起一丘沙，插一根红柳枝，系一条白布。风一吹，白布飘起来，像一只白色的鸟。
出殡那天，明花十七户人家都来了。裕固族、汉族、藏族，老人、女人、孩子，围在沙丘周围。老耶尔赤——莲花寺最老的歌手——站在坟前，唱了一支送葬的歌。他唱的是裕固语，音调苍凉，像风穿过空谷。没有人听得懂词，但所有人都听懂了调子——那是把一个人的一生，唱给天听。
唱完，老耶尔赤说：“巴图尔，你是好猎手。你打的狼，比你吃的盐还多。你走得安生——你的娃娃，有人管”。
巴图尔的老婆带着儿子站在人群里。孩子才六岁，叫小锁阳——因为巴图尔当年在沙漠里捡到他时，他手里攥着一棵锁阳。孩子还不知道“死”是什么意思，只是看见娘哭，他也哭。
安立诚走过去，蹲下来，摸了摸孩子的头：“锁阳，以后你就是我家的娃。你跟你解放弟弟一起，吃一起，睡一起，上学一起”。
小锁阳抬起头，看着他，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叔”。
安立诚鼻子一酸，把孩子抱了起来。
巴图尔家的骆驼、羊，按明花的规矩，由安立诚代管。他自己家的牲畜本来就不多，加上巴图尔家的，驮盐的钱也多了一份开销。萨丽玛没有一句怨言，只是夜里睡觉时，摸着肚子说：“娃，你还没出生，你爹就给你认了个哥哥”。
安立诚在灯下擦枪。缴获的十一杆枪，他细细地擦了三遍，上油，包好。老刘头进来，看见他把枪一枝一枝码在木箱里，问：“你打算咋处置这些枪？”
“见官”。
“见官？”老刘头瞪大了眼，“这乱世，枪就是命！你缴了枪，交出去，回头散兵再来，咱拿啥打？”
“老刘叔，你想过没有——”安立诚放下枪，“咱今天打散兵，是因为咱有理，他们理亏。可咱要是私藏了枪，回头官府——不管哪个官府——说咱是私藏军火，咱有理也变没理了。这枪，烫手”。
“那也不能白交！”
“不白交”。安立诚说，“我听高台过来的驼户说，解放军——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打到张掖了。酒泉也快了。等他们来了，我把枪交给他们。咱明花人打散兵，是护家；把枪交给正经队伍，是爱国。这两件事，不丢人”。
老刘头咂了咂嘴：“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不是有点道理，是这个理”。安立诚说，“老刘叔，你是左宗棠的队伍留下的后人。你爷爷那辈，见惯了兵来兵往——你见过几个正经队伍，是给老百姓修井的？”
老刘头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见过”。
他蹲下来，摸出烟袋，装了一锅旱烟，点着，抽了两口，忽然说：“立诚，你说的这个理，我信。不为别的——就为民国二十六年，我亲自送过一个红军娃娃出莲花”。
安立诚愣住了：“老刘叔，你送过红军？”
“送过”。老刘头眯着眼，烟雾在他脸上缭绕，“那年春天，你爹——安进德——半夜找到我，说他家地窖里藏了个红军娃娃，伤还没好利索，马家军搜得紧，得赶紧送出去。我年轻的时候给左宗棠的兵卒当过向导，认得路——就应了”。
“我赶着骆驼，驮着那个娃娃，走了七天七夜。一路上不敢走大路，专挑苇子滩、沙窝子绕。到了敦煌，把他交给过往的商队。那娃娃临上驼背，回头跟我说——‘大叔，你贵姓？’我说，姓刘。他说——‘刘大叔，我记着你了。我要是能活着回去，一定回来报答莲花的乡亲们。’”
“后来呢？”安立诚问。
“后来，兵荒马乱，我就再没听说过他的消息”。老刘头磕了磕烟袋，“十三年了，也不知道那个娃娃，是死是活”。
他望着远处，声音低下去：“我活了大半辈子，见过兵，见过匪，见过的队伍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可那一次，是我头一回觉得——咱老百姓，也能被当人看。那个红军娃娃，喝了咱莲花的水，吃了咱莲花的粮，走的时候说‘记着你们’——就冲这句话，我信这队伍”。
安立诚没有说话。他忽然想起，自己十五岁那年，确实跟着爹，去苇子滩里给一个地窖里的年轻人送过饭。那年轻人接过罐子，喝了一口，冲他笑了一下，说：“小兄弟，谢谢你”。
原来，那都是同一个人。
“老刘叔，”安立诚说，“等共产党的队伍来了，咱先看看。要是真像你说的——是给老百姓干活的队伍——咱明花人，就跟他们走”。
“嗯”。老刘头说，“我跟你说这些，就是让你知道——明花人，跟红军，有旧情分”。
正说着，萨丽玛端着两碗茶进来。她看了一眼木箱里的枪，又看了一眼安立诚，说：“枪的事，你拿主意。我只说一句——你答应过巴图尔，养他娃。这比枪重要”。
安立诚点点头：“我知道”。
夜里，安立诚睡不着。他披着皮袄，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明花的夜空又高又远，星星密密麻麻，像撒了一地的盐。
白骆驼卧在骆驼棚里，听见他的脚步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白骆驼，”安立诚蹲下来，“你说，我这辈子，是当个骆驼客，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好，还是管这些闲事好？”
白骆驼当然不会回答。但它站起来，走到他跟前，低下头，用鼻梁拱了拱他的肩膀。
安立诚笑了：“你也觉得我该管？”
他摸了摸白骆驼的脖子。月光下，白骆驼的毛色像银子一样。
过了几天，去高台卖盐的驼户带回来一个消息：解放军打到了高台，正在往酒泉来。还说，共产党的队伍纪律严明，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路上还给穷人分粮。
明花人议论纷纷。有人说好——“总算来了个正经队伍”；有人说怕——“谁知道是真是假，兵都一个样”；还有人问安立诚：“要是他们来了，咱咋办？”
安立诚想了想，说：“来了，先看看。是好的，咱欢迎；是坏的，咱有枪”。
话是这么说，可他自己心里也打鼓。他活到二十八岁，见过马步芳的队伍，见过国民党的兵，见过土匪，见过散兵——没见过一杆不抢老百姓的队伍。
但那天傍晚，他站在沙梁上，看见远处的驼道上，真的来了一队人马。
不是骆驼队。是骑兵。
战马、灰军装、红星帽徽——在夕阳下，那队骑兵排成两列，不紧不慢地走着。最前面一个骑马的军官，约莫三十岁，看见路边有牧民，远远就下了马，牵着马走过来。
“老乡，”那军官用一口陕北口音喊，“请问，莲花寺还有多远？”
牧民吓得往后退。军官站住了，笑了笑，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放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老乡别怕。我们是解放军，路过借个宿，不拿你们东西”。
安立诚站在沙梁上，看着这一幕。夕阳把那个军官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忽然觉得，明花的天，要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