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了很多故事。那些故事，都是从那个渔村开始的。
父亲生在东北一个靠海的渔村。
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他跟我说过，我忘了。只记得他说，出了家门就是海，空气里都是海的味道。冬天海风刮过来，像刀子割脸。
父亲出生那年是哪一年，我没有细问。只模糊知道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是家里老二，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妹妹就是后来被送人做了童养媳的那个姑姑。
祖上原本是村里最有钱的人家。父亲说，他爷爷那辈，家里养了很多船，每次出海回来，一箩筐一箩筐的铜钱往岸上抬。后来祖奶奶死了，祖爷爷没再娶，把二房小妾扶了正。这个小祖奶奶染上了大烟，把地抽没了，房子抽没了，渔船也一条一条抽没了。到了爷爷这一辈，家彻底败了。爷爷靠给人家打工维持家计。
父亲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平的，没有任何情绪，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他只记得家里穷。经常挨饿。冬天海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四壁透风。他没有棉裤穿，两条腿裹着单裤，窝在灶坑边取暖。渔村靠海，地少，没有木柴，灶里烧的是草，一会儿就烧没了。所以冬天，他们的家永远是冷的。
五岁那年，奶奶没了。
父亲对奶奶几乎没什么印象，也说得很少。只记得有一回，他趴在炕上，奶奶坐在旁边给他缝一件褂子。褂子什么颜色、奶奶长什么样，全忘了。就记得那根针在头发上划了一下——缝几针，把针在头发上蹭一蹭，再缝。
那是他对奶奶唯一的记忆。
奶奶走后不久，漠河那边来招劳工。
日本人在修路，要人手。包吃包住，一年一人给一块大洋。来招工的人说，去干三年回来，就能置地、盖房、娶媳妇。爷爷坐在灶前抽了一夜的旱烟，第二天一早做了决定——他去，带上大儿子。
那年大爷十二岁。父亲说，村里人都夸他聪明懂事，像祖爷爷，将来必有出息。
他说，爷爷大概就是冲着这句话，才把大爷带上的。他想让大儿子出去挣几年钱，回来置地、盖房、娶一门好亲。他不知道日本人是吃人的。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烟抽得很慢。
那一年，父亲九岁。姑姑五岁。
爷爷把父亲送到村里本家一个财主家，说好了给东家放牛，管饭，不给钱。又把姑姑送给山里一户人家做童养媳。
走的那天，爷爷没说什么话。大爷拉着父亲的手，说了句什么，他不记得了。
父亲站在东家门口，看着爷爷和大爷的背影越走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黑点，融进那条通往北方的土路里。他没哭。后来他跟我说，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一点都没想哭。可能太小了，还不懂。
父亲在东家那段日子很苦。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添草、挑水、清粪。冬天牛棚冷，他就缩在牛肚子旁边睡觉，牛卧着，他也蜷着，牛的体温能让他的手脚暖和过来。夏天蚊子多，牛尾巴甩来甩去，甩在他脸上，他也感觉不到——太困了，躺下就着。
吃的是东家剩下的。平时玉米糊糊、杂粮饼子，菜是腌菜、盐萝卜干、地瓜梗。给吃饱。每年大年三十能吃顿馒头，初一吃顿饺子。只有这两天。
有一年冬天，少东家得了风寒，请了先生来看。先生开完方子走了，药渣倒在门口。父亲看见药渣里有几个圆圆的、淡黄色的片片，捡起来含在嘴里。甜甜的，越嚼越甜，甜了一整夜。他不认得那是什么药。许多年后仍然猜不到那是什么糖片。每次提到这事，讲完还咂咂嘴，补一句——真甜哪。那个甜味，他记了一辈子。
爷爷和大爷走后，没有音信。
后来村里陆续有家人捎信回来说，漠河那边闹瘟病，死了不少人。父亲听不懂什么叫瘟病。每天照常放牛、铡草、挑水、喂牛，等着爷爷和大爷带大洋回来。
他个子很矮。他说是小时候总挑水压的，不长个儿。
再后来，他等到了。
村里人带回来的消息就一句话：人没了。尸首在哪里，不知道。死人太多了，没人收。
父亲一辈子都记得那天的情景。有人跑来跟他说，你爹回不来了，你哥也回不来了。他站在牛棚门口，手里攥着一把干草，半天没动。
后来他把干草扔进牛槽，转身去挑了水。
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抽着旱烟，眯着眼，语气还是平平的。讲到爷爷和大爷没了，他停了一会儿，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烟，然后说了一句话：
“九岁那年，我就知道，这个家得靠我了。”
我那时候小，没听懂。后来长大了才明白——一个九岁的孩子，站在牛棚门口，手里攥着一把干草，听见自己的父亲和大哥死在千里之外。他没有哭，没有喊，没有瘫在地上。他只是把草扔进牛槽，转身去挑了水。
从那天起，他不再是孩子了。
九岁，他就把自己当成了大人。
爷爷和大爷走后，父亲在东家又放了几年牛。十四岁那年，村里闹饥荒，很多人都外出讨生活，他也跟着走了，往南，去金州。
走的那天，他回头看了一眼大海。
海还是那个海。灰蒙蒙的，无边无际。风刮过来，还是像刀子割脸。
再回来，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