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群英会聚陂头镇，星星之火可燎原
古田会议一结束，罗荣桓返回三纵队九支队的时候，已经跨入新的一年了。张宗逊和罗荣桓接到前委的命令，随一、三、四纵队北上去筹款。二纵队暂随毛泽东因安排闽西特委的工作，暂缓离开古田。
当三个纵队的红军主力在闽西连城停留了两天，1月9日到达了宁化。
在宁化，朱德的司令部缴获了敌第九军军长金汉鼎发出的通令，得知江西、福建和广东的敌人已经纠集了12个团兵力，对闽西根据地实行“三省会剿”。
为了把敌人从闽西引开，红军决定向金汉鼎的江西老巢挺近。部队占领广昌之后，经络口到达了东韶。一路上，九支队按照罗荣桓的布置，利用行军的空闲组织古田会议决议的传达。
几天之后，毛泽东也率领二纵队到达了东韶。在与二纵队一起行进的路上，毛泽东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和调查研究，发现了二纵队存在许多与会议决议相悖的问题，尤其是毛泽东离开后从上海调任过来的党代表、纵委书记张恨秋，缺乏部队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不仅搞特殊、群众意见大，还经常下令枪毙逃兵。打梅县失利后，二纵队的六七百名俘虏几乎跑光了。
毛泽东在与红军大队会合，转入江西永丰县藤田一带整训时，决意换掉二纵队的政委。他建议将张恨秋调到赣西南工作，同时调新当选的前委委员罗荣桓，来担任二纵队政委。他的建议得到前委的一致同意之后，便马上在罗荣桓上任前，向他介绍二纵队的情况。
二纵队的骨干力量，主要是原军部的特务营和独立营，都是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官兵；其中有些还是吸大烟的“双枪兵”。为了改造这支部队，前委曾派去了各级党代表，补充了一批党员骨干，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但旧军队那套管理模式和已经形成的错误思想和习俗，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
毛泽东向罗荣桓指出，二纵队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刚起义不久，要改变旧作风旧习气非一日之功，而主观原因是由于纵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向罗荣桓介绍张恨秋前一阶段未将工作搞好的情况。
听了毛泽东的介绍，罗荣桓考虑到二纵队问题那么多，人生地不熟，要把它带好比起三纵队来，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但他并没有讲价钱，他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自己的这项任务。二纵队的司令曾士峨三湾改编后任特务连的连长，与罗荣桓是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很出色；还是黄埔军校毕业经受北伐战争历练过的干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也是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中央从上海派到闽西的政工干部，曾先后担任过闽西红军五十九团和红四军五支队的党代表。这些都是改变二纵队面貌非常有利的条件。
罗荣桓一到职，就与二纵队的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深入交谈，紧密配合地召开了各支队和大队的党代表会议。要求各支部首先组织党员、干部学好九大决议，然后向指战员逐条进行学习和讲解；要联系实际，掀起一个彻底肃清八种错误思想的群众运动；要把肃清流氓行为和打骂士兵、枪毙逃兵作为工作的重点来抓。彻底清除在决议中指出的八种错误思想。（《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134页）
……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会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他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第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毛泽东传》第212页）
1930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3、第4、第5团，赣西工农游击第2大队和湘赣边区部分赤卫队，合编组成红军第6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刘士奇，参谋长曾昭汉，政治部主任毛泽覃。下设三个旅，第1旅旅长柯武东，政治委员李文林；第2旅旅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曾炳春；第3旅旅长徐彦刚，政治委员刘作述。不久，旅改为纵队。全军3000余人，2000余支枪。同时，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连城4县赤卫队，依次改编为闽西红军第1至第4团，长汀南部和武平北部的赤卫队合编为第5团。上述各县随后建立了新的赤卫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3页）
因为福建各军阀火并，纷纷从“会剿”前线后撤，江西军阀金汉鼎忙于护其老巢，广东军阀也无心恋战。于是，第二次三省“会剿”正如毛泽东所说，变成了“会而不剿”，又一次宣告流产。全国其他地方的军阀混战此起彼伏；蒋、冯、阎大战经过长期酝酿也已阴云密布，不可遏止了。
二月初，红四军抵达了离吉安县城六十里的陂头镇。陂头镇就坐落在渼陂古村，在此繁衍成五百多户、三千多人的梁氏家族，是一个名叫梁从坤的青年才俊在北宋宣和年间，从江西的太和迁居到渼陂寨，历经三十四代八百六十多年形成了渼陂古村的陂头镇；他的先祖梁天监，竟是一位湖南长沙人。
1929年的10月，赣西特委就在渼陂领导了攻打吉安县城的第一次战斗，在赣西南特委成立之后，又再次领导了三、四、五次攻打吉安的战斗。
毛泽东当年在渼陂的旧居（办公室），是一所砖木结构、硬山式的庐陵传统天井建筑，来到临街不远的院门之上，“惟吾德馨”四个大字便映入眼帘；进入这座前后两院的门内，向右正厅门上镶有“桂馥蘭馨”四个大字，两侧的门联是“居家自有天伦樂，處世惟存地步寛”；西侧边舍是一室两厢的“西花厅”，厅堂面对的西墙之上，一幅镶有鹏鸟的白底圆图之上书有“明教樂地”，两边的对联是“萬里風雲三尺剣，一庭花草半床書”；在外院的一面墙上四方白底中间一个若大的粗笔“福”字，上有“天赐百福”，两边配有“偶向庭前玩秋水，每思堂上報春暉”的楹联；虽说以青砖面壁的寝室极其简约，仅有一床一几和两个方櫈，可这里古朴讲究的文化氛围，也可联想到作为主力红军领袖的毛泽东，当年那万马军中运筹帷幄的豪情和古镇民居内外浓厚的文化氛围。
毛泽东在同赣西特委协商后，在镇中一坐北朝南、前后各有庭院的一所大民宅里，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
红四军前委代表毛泽东、熊寿琪、宋裕和，赣西特委代表刘士奇、曾山、刘和谦、胡品，红六军军委代表黄公略、刘士奇、姚启华，赣西苏维埃代表李文林，扩大参会的江西省委和所辖各县县委负责人5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群英盛会。红五军的彭德怀、滕代远因赣江相隔未能参加，由红六军的黄公略、刘士奇代理。
二七会议决定，“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即依傍原有根据地、逐步向外发展的方针，逐步扩大红色政权。为了加强领导，会议选出了指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南、赣西、闽西、东江党组织的共同前委。常委是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候补委员是黄公略、彭德怀。四军前委相应改为军委，毛泽东、朱德不再兼任四军职务；由林彪任四军军长，潘心源任四军政委、军委书记（因潘心源未到位，乃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
二七会议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央文件和古田会议精神，并作了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确定了攻打吉安的总目标和战略、战役部署。
陂头镇在这一时期，骤然呈现出红军和江西革命根军地蓬勃发展、群英聚会的喜人场面。
这一天的下午，陂头镇义仓阁北的黄土岗人山人海，当地的民众手持彩色小旗，围着整齐雄壮的红四军队伍举行集会，欢迎红四军的到来。到会的还有来自周围乡镇的手持梭镖、臂带红袖章的赤卫队，脖系红领带的少先队，身背木枪的儿童团；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威武雄壮。会场前面搭了三个讲台，朱德等领导分别在三个讲台上发表了讲话。
陂头村的儿童团，在团长梁必业和中队长梁兴祚的率领下，进行了队列和操枪表演。上百人的儿童团员虽然行进的步伐和表演不很规范，但每个人都做的非常认真，别有一番怒发冲冠的神气。受到与会官兵和周围群众热烈鼓掌的赞扬！
（相关资料部分由作者拍摄、摘自渼陂“二七会址陈列馆图片”）
二七会议之后，在兴国等六个县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经过土地改革，赣南闽西的贫苦农民分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加革命、支援战争、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随着三月份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基本上实现了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割据20多县的目标。
罗荣桓所在的第二纵队，经过深入细致地开展肃清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活动，杜绝“流氓行为”“枪毙逃兵”“士兵请假回家”等制度，也随之建立健全起来，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加强，古田会议规定的建军原则得到进一步落实。活跃的各党支部工作，有力地带动了各个连队的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当接到毛泽东《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油印复信，通过以干部文艺汇演的形式向广大官兵宣传，更是将部队和社会民众的革命积极性推向了新高潮。
在各个连队举行的宣讲会场前，书写着毛泽东复信中著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主题口号。纵队的罗荣桓、罗瑞卿和支队的赖传珠等领导，都在对复信内容做生动的讲解之后，用毛泽东那诗一般的语言讴歌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浮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古田会议刚刚结束时，林彪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在信中他对形势的估计颇悲观，怀疑红旗打的多久。毛泽东考虑他的思想有一定代表性，便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
原信尖锐地指出：“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复信对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做了更为明确的概括：“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全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复信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后，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口号，并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
罗荣桓和罗瑞卿性格上各有特点。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快干脆，但配合十分默契，开始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二纵、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三、四月间，正是映山红盛开的时候，罗荣桓等率领二纵队到达赣南的安远、寻邬地区分兵发动群众。这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过罗荣桓等政治工作人员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群众工作的过程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二纵队经过贯彻古田会议，又掌握了这“七部曲”。群众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那里，村庄的墙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的岩石上甚至树干上，到处都是可以看到红军的标语。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队伍一出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
几个月功夫，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视和注意。深切感到这种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罗荣桓、曾士蛾、罗瑞卿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 黄瑶 著《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136至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