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委以重任
1.四军政委谁胜任？惟荐爱将罗荣桓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6月19日又移到了长汀继续进行。
“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委工作等，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四千多，有枪七千支。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
经过整编的红一军团，是由朱毛领导的红四军，闽西地方武装组建的红十二军，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四团以及罗炳辉的起义部队合编而成的红六军，这三个军合并组成。部队的升级扩编，必然牵扯到干部的相应调整和充实。
这时的红四军军长，决定由红四军三纵队司令员林彪来担任，他原来是黄埔四期毕业的青年军官，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和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跟随朱德、陈毅南昌起义余部又参加了湘南起义之后，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改编后的红四军担任主力团二十八团一营二连的连长。
曾被毛泽东称为娃娃的林彪，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南昌起义之后的攻打耒阳城一战中，显露出来被朱德发现的，当时他只是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的一名连长。他在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同朱德在井冈山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他正在给一营二连的官兵讲话，于是朱德就向毛泽东介绍了这位连长的不俗才干。当时的林彪只有二十一岁，在黄埔军校毕业的起义干部当中，也算是红军主力中的一位佼佼者。
林彪打仗很稳重也很灵活，擅长于出其不意，打敌人的伏击。但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自从他担任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
毛泽东在选用红四军政治委员的问题上，更是持积极慎重的态度。由于二七陂头会议后，作为四、五、六军总前委五人常委之一的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一直不能到红四军军委到职，代理军委书记的熊寿琪又去上海开会未归。当时红军正面临着国民党更大规模的围剿，又处在扩充队伍、提高素质、探索由游击战逐步向运动战转变，磨炼一支敢打硬拼、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过硬队伍关键节点。迫切需要一位能够适应形势需要的红四军政治委员。
经过前一段工作实践检验，作为一军团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的毛泽东认为，由原来三纵队调到二纵队的政治委员罗荣桓，比较合适这个角色。他不仅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还胸怀宽广，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有容人的肚量，善于忍让、谅解，有利于与林彪搞好团结。毛泽东便提议，由罗荣桓来代理红四军的军委书记和四军政委；前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另外一个重大调整，就是为了充实提高十二军的队伍素质，决定将原来红四军与第一纵队并列主力的三纵队（原三十一团），整体与原十二军的二、三纵队（上井冈山的国民革命军起义部队）对调，孵化打造新的主力部队。
这种整建制的调整，对提高整个军团的战斗力是极为必要和有利的。是在特殊时期快速孵化尖刀利剑的一种尝试！但这也增添了红四军提高部队整体人员素质，调整磨炼这支新队伍适应打大仗、打硬仗的难度。
毛泽东在安排罗荣桓到红四军军委上任之前，就重点谈到了后调到四军三纵队的原十二军二、三纵队人员，客观存在的人员结构复杂、干部思想、作风涣散、作战经验缺乏等问题。给他指出了目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因此，作为备受信任、重任在肩的罗荣桓，一上任就明确了到四军军委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新调过来的三纵队，也要尽快打照造成原来三纵的模样，跟上主力先锋队的步伐。于是，罗荣桓一上任就深入到三纵队开展调研。(黄瑶著《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144页）
7月14日，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吉安的陂头召集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讨论红一军团行动方针。毛泽东以南昌、九江敌军大部调去参加军阀混战为由，主张主力暂不啃小小的硬骨头吉安，而是北进，相机取南昌。涂振农一看一军团北上，就留在特委工作了。
涂振农离开一军团中枢，毛泽东多少松了一口气。没了这个“监军”，就可以来个“先斩后奏”或“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了。
红四军七大以后，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朱德与毛泽东更加亲密……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朱德是亲历者，看得见毛泽东的高明处，自觉不自觉地被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吸引了。7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攻占了赣江东岸铁路线上的樟树镇，离南昌只有百里之遥，毛泽东才发现红一军团的处境有些不妙……鲁涤平的主力并没有倾巢出动参加中原大战。南昌除保安部队和地方部队外，尚留有第十八师五十三旅驻守，抚州有十八师的五十四旅，峡江新淦地区有五十二旅。这三个旅在樟树镇的正东、正北、正南，距樟树镇都不过百里……军情紧急，毛泽东和朱德一商量，当即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对策。
毛泽东分析完一军团的处境之后，很干脆地说道：“眼下只能西渡赣江，朝高安、上高地区发展。”话音刚落，有人便反对道：“中央要我们攻取南昌、九江，南昌近在咫尺，难道要再渡一次江去攻南昌吗？”朱德马上投了毛泽东一票：“我赞成渡江。如果东去抚州，抚州之敌必退南昌，那时更不好打。”毛泽东又道：“南昌一面临江，四周又多池塘，以我们的兵力，只可智取，不可力克……”
7月26日，红一军团所属三个军，全部渡到河西。鲁涤平此时恰恰判断红军将攻南昌，已做好了引红军到城下，而后聚歼的布置……
（《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 第8页）
这样，新组建的红一军团三个军，也就有了在赣西南广袤地区拓展革命根据地“傍着发展”准备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磨炼机会。
在到了瑞金的红四军军委报到之后，罗荣桓要做好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三名干事及警卫员、马夫等一共六人，把行李搬到了三纵队（团），挨个大队地进行调研、指导工作。
他每到下面去从不打招呼，只身带着一只漆皮剥落的铝制旧水壶，平易近人地到大队参加会议。
一名感到几分紧张的大队长，听政委说来的这位是军部的罗政委，突然唐突地冒出：“首长下来也不先打个招呼，弄得我们连杯开水也没准备！真是……”
这个大队政委也是从二纵队新调来的，打断他的话说：“罗政委下连队，从来也不打招呼，说到就到。”
罗荣桓微笑地点点头说：“我又不是什么贵客，要做么子准备。开水嘛，我随手带着呢。”
散会后，罗政委又拒绝了大队干部为他准备的一个单间住房。说要住到班排里去，当他让大队的通讯员小陈领着他到各班走了一遭，看到确实住不下，方才住到大队部。他又提出，不要给自己安排单间，而要和一同来的同志睡在一起，这样方便每天晚上研究工作。于是，这六位同志被安排到了一间屋子里。屋内也同班排里的战士们一样，地上铺上稻草，上面再铺一张晒谷子用的竹席，做他们的床铺。罗政委放下行李，便和三位干事分别去找干部战士谈话去了。
在红四军三个纵队中，一纵队是老二十八团，战斗力很强；二纵队经过罗荣桓等半年来辛勤的工作，也赶了上来；现在比较差的就是这个新调过来的三纵队了。通过调查了解到，部队的人员由于地域不同，团结和干部的作风上的问题比较突出，罗荣桓就首先以身作则，以明辨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奋斗目标来解决特殊化和官僚作风等问题。他同班排里的战士们一同吃饭，在特务大队的七八天里，他都和战士们到晒谷场上吃饭，吃完饭，自己到井边打水洗碗。晚饭后，又一同与战士们参加唱歌、拔河、捉迷藏活动。拔河时，他喜欢主动站在前面，两脚使劲蹬住地面，拔得十分起劲……他在参加的支部大会和士兵委员会上，发言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福建人，还有广西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为了阶级弟兄。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打不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就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
经过他循循善诱的思想工作，干部们都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团结问题很快解决了。而按红四军主力部队的要求，不会打仗的问题又随之冒了出来。部队在由兴国向吉水行军的一个夜晚，三纵队的一些新战士看到前面有人打手电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都慌里慌张地往路边的树林里躲。在进入松树镇后，三纵队的战士一听到负责打前站的一纵队，在前面向江里坐汽划子的敌人用机枪扫射，又乱了起来。于是被编了一句顺口溜来嘲笑这支队伍：“走路走不动，打仗发妖风。”
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吩咐三纵队政委张赤男，将大队以上的政工干部找来开会。在会上，罗荣桓针对部队的这种惊慌失措的作风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他说：“一个手电筒就把我们搞散了，听到机枪响就发妖风，这怎么行呢？”他见大家都低下了头，又耐心地说：“打仗，谁也不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会的，都是学会的。兵要靠干部带。干部要以自己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影响和教育战士，手把手地教给新同志军事常识，通过放哨、夜行军等活动，锻炼同志们的胆量，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勇气。”
在他有针对性的鞭策和鼓励下，三纵队的团结和干部作风等问题不仅得到了纠正和改善，党的领导和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都上了一个台阶，行军打仗在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指哪打哪的战斗作风，也有了明显提高。他看到这个纵队的工作已经有了头绪，这才回到了军部。（《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146至151页）
现在看来，当时任用罗荣桓这个标杆式的“政工元帅”，是非常及时、稳妥、正确的。在罗荣桓担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以及之后的党政军一肩挑的建军实践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罗荣桓作为军队中党领导下的高级政工干部，他政治上一贯的坚定性和敏锐的政治嗅觉，自始至终地贯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更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各项工作从调查研究入手，雷厉风行、严于律己地狠抓干部队伍管理、培训和作风建设，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还在红军发展的关键时期，为适应在逐步向运动战转移过程中打大仗、打恶仗的需要，创造性地开辟和建立了我党我军的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严格的干部管理制度，放手培养根红、苗壮、敢打硬拼的青年干部，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下，以身作则、严于利己，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党政干部和著名战将。其中就重点包括三十八军及其前身的东北虎头军第一纵队、山东八路军一师、二师的著名战将，基本都出于罗荣桓相继任职的红军或八路军主力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