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古田整军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也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中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部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仍未解决。
……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方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中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传》第201至203页）
红四军于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七大”所发生的思想纷争和变故，反映了朱毛红军发展壮大过程中经历的一次意外挫折，朱、毛之间有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问题上的思想分歧，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如何适应和担当伟大历史使命过程中真实的抉择所发生的碰撞。
虽然经过中共中央对红四军问题的谨慎对待和认真处理，尤其是8月21日周恩来写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及又经过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在澄清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纠正了错误的处理决定，将毛泽东请回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几位主要领导人也都承担了责任，各自做了自我批评，但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与党的要求和革命形势不相适应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严重存在。必须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究其表现和产生的根源，通过制定一系列决议和制度性的纲领性文件，来指导和引领红军和党的建设。
1.九月来信朱毛会，“劫难”过后收汀州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警告’处分，并要他赶快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精心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便提笔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养病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为国内而且也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有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杀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中共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给中央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份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当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讨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的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到：“据我在那里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方法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毛泽东传》第206至207页）
毛泽东作为创建我党、我军和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可以说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尤其是秋收起义、创建红四军以来的所作所为，是史无前例颇具开创性和卓有成效、有目共睹的；遭受的误会、挫折和磨难也与毛泽东远见卓识、坚持真理、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一往无前的非凡品格、气质有关。
毛泽东不信鬼，不信神；相信对错自有公论，时间和实践会证明自己是正确和被冤屈的。即使在他病得很重的情况下，也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从他这时在《采桑子·重阳》词中发出的感叹：“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便可以看出，他对这段艰难困苦条件下所创造的辉煌，以致革命战争终究会取得胜利的那种自信！
以周恩来三人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不仅充分证明毛泽东所执行和坚持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重大原则问题，都是正确的，也同时看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认真看待问题和果断解决问题的。证明毛泽东在红四军中前委书记和朱、毛共同管理军事的领导体制是不容撼动的。刘安恭企图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德国留学关系、煽动和引起红四军党内（朱、毛之间）派别斗争，也是错误和徒劳的。刘安恭还没有等到“刘安恭回中央的”调令到来，他作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就在十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大埔县虎市）时牺牲了（1985年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10月上旬，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前委时，两广军阀混战已经停止。然而因为消息闭塞，红四军仍然照中央指示执行，率三个纵队开往东江地区。而此时，红四军的三个纵队主力已经攻入了广东的梅县。
……1929年9月21日，红四军主力在群众武装配合下，攻占上杭县城，又歼敌暂编第二混成旅卢新铭部2000余人。（致使以金汉鼎为总指挥组织的赣、闽、粤三省对闽西红军主力的第一次“会剿”被打破）红四军四个纵队主力增加到7000多人，接着又乘胜攻占了武平、永定两城，闽西根据地得到扩大和巩固。（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通览》第179页）
这次红四军三个纵队攻入梅县后，撤出稍事休整了五天。10月31日又反转来打梅县，三个纵队将梅县县城包围了起来。
第三纵队九支队打进了梅县的北门，党代表罗荣桓率领指战员冲上了大街。守城的敌军拼命顽抗，他们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花机关枪封锁街道。由于攻进城内的部队很多，队形拥挤，在街道上来不及修筑工事，造成了600多人的伤亡。冲在前面的罗荣桓突然中弹倒下，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起不来了。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枪林弹雨，将负伤的罗荣桓抬下了火线。
当时部队几乎天天有小仗，五、六天就一大仗，负伤、牺牲都司空见惯了。罗荣桓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也不是第一次受伤了，他躺在担架上，随着打了败仗的队伍匆匆北撤。他肋下的伤口只是简单用白布包扎了一下，殷红的鲜血早已将白布浸透了；在崎岖的山路上担架不停地颠簸，罗荣桓强忍着伤口的阵阵刺痛。他咬紧牙关，还不停地安慰护送他的战友和医护人员。
队伍辗转撤到寻乌，医护人员才找到碘酒和纱布，对罗荣桓的伤口进行了重新包扎。他在大田乡下休养了三个星期，直到11月23日红军收复了汀州，才住进了汀州傅连璋开办的福音医院。（《中国元帅 罗荣桓1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