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开辟赣闽根据地，瑞金喜会红五军
长汀，是闽西比较富庶的县份，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红军在这里打土豪、向大中商人筹集军费，利用郭凤鸣开办的缝纫厂的机器，给全军官兵每人做了两套灰军衣，配发了一顶有红五星的八角帽、一副新绑腿；每人还平均分到了五块大洋。战士们穿上新军装，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长汀有几万人口，不仅商业和手工业也比较发达，信息也比赣南山区灵通得多。毛泽东在这里确切得知，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蒋、汪争斗越演越烈，蒋介石征讨桂系的战争一触即发。面对这种新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作出决定，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遂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为了适应形势，根据中共六大的要求，红四军成立了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发展党员，党员数量扩大了两倍；组织成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在长汀，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了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的方针。为了迷惑敌人，将部队番号作了改变。团改称纵队，营改称支队，连改称大队。二十八团改称一纵队；特务营.独立营编为二纵队；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罗荣桓担任三纵队九支队(即原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九支队队长是张宗逊。
红四军在长汀只停留了十七天之后，获悉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也已经转战到了赣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参加蒋桂战争。于是红四军决定，全师迅速回师赣南。
4月1日，九支队随红四军大部队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第五军会合。当红军再次来到大柏地时，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出布告，用现钱偿还上次战斗后向老表们借的粮食。
官兵们穿着崭新的军装，在当街摆了好几张八仙桌，上面放着一摞摞光洋。老表们凭借条喜出望外地领回了粮款。有的老表讲借条丢了，工作人员就请他们自报红军借了多少，也照样将钱还给了他们。这件事迅速传遍了赣南地区，广大群众交口称赞，红军队伍是守纪律和讲信誉的。(《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125页)
当时，由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由于通信迟缓，对红四军和红五军转战赣南的情况指导不及时，也出现相互间的矛盾和错位。4月3日，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中央2月9日写给朱德、毛泽东的信。信中认为，党的中心任务是城市的工人运动。要求：“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深入土地革命”，为了隐匿大的目标，中央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到中央去。
中央写信的时候，也正值红军南下被国民党军尾追的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刚离开井冈山之后，同“会剿”的赣军五战五败，损失了近一千五百余人，其中包括与朱德才结婚一个多月的妻子伍若兰，在被袭后落入敌人手中，不久被敌人残酷杀害。
可谁也没能料到就在这最为困难的危机时刻，朱毛红军竟能神出鬼没、竭尽全力通过大柏地等战斗，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并在赣南闽西开辟出武装割据的一片新天地。中央也更不会料到红四军与红五军，不断通过成熟的游击战，真正通过一年的转战，竟成功地建立起以瑞金为中心的武装割据红色区域。可是，中共中央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坚持要求，刚刚取得了一定胜利的红四军、红五军，应强行地攻打长沙和赣州、武昌等中心城市。
这也说明，除了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之外，来自于党内外的错误干扰，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相互内斗，也在不断地考验着党和红军的杰出领导精英。
毛泽东、朱德都不同意中央将红军分散、调他们去中央的意见。在给中央的复信中，认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不同意朱、毛离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必须调动朱毛工作，建议派刘伯承、恽代英来接替。表示要“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计划”。
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朱毛为首的红四军和红五军对形势的清晰判断，尤其是对在赣南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大力发展红军队伍，建立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的恢宏气魄和明确目标。
4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
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红五军）第四、第五纵队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由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传》第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