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亲携三营涉桂东，重返井冈迎五军
朱毛红军第四军成立两个月以来，以井冈山为依托的游击战是机动灵活、卓有成效的。不仅锻炼了队伍，使红军兵力扩充了一倍，还建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尝试中，不断总结出“支部建在连上”“三大任务六项注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一系列建军思想和战术原则。但这支刚刚会师在一起的部队，与所面临的国民党强大的敌人相比较，还仅仅具有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两个主力团，属于在湘赣边界敌人薄弱地带的星星之火。
当时的国民党军总裁蒋介石，就对赣军被打的溃不成军，湘军在一边徘徊观望，极为不满。他又下达命令，令湘赣两军联合向井冈山进行第二次“会剿”。
七月初，湘军的吴尚第八军很快占领了宁冈；赣军也出动了十几个团兵力向井冈山地区疯狂袭来。
而就在六月下旬，在安源的湖南省委又派特派巡视员杜修经、杨开明来到井冈山，带了一封指示信，传达省委要求朱毛红军——要“占永新县，立即向湘南发展”的指示。
这让毛泽东和朱德非常为难，毛泽东只好召开四军军委、湘赣边特委和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指示。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分兵冒进湖南是危险的，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坚持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会后，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回信，详细陈述了要吸取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不能冒进湖南的六条理由。但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巡视员杜修经（原醴陵县的县委书记）在会上虽然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但却在随朱德、陈毅率领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在酃县、茶陵一带的活动中，附和赞同了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打回湘南，“回家割稻子”的决定，红四军军委指挥员的劝阻也无效，两个团由酃县沔都向郴州等地进发。
此时，毛泽东正率领三十一团同赣军进犯永新的敌人周旋。红军配合赤卫队、暴动队四处袭扰敌人，使得十一个团的赣军疑虑重重、畏首畏尾，徘徊观望达25天之久。当敌人得知红军大队已远走湘南时，方敢大胆进攻。
宛希先、伍中豪与罗荣桓等带领的三个连，在永新北乡完成抗击敌人一个师的任务后，绕过天龙山回到指定集中地——九陇山，和其余两支队伍汇合时，才从一位跑回的老表口中得知，朱德率领的红军另两个团在郴州作战失利。二十八团去向不明，二十九团已经打散。
毛泽东立即在九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毛泽东率三营南下，去接二十八团回井冈山；朱云卿、何挺颖率一营和三十二团守山。
次日清晨，伍中豪、罗荣桓率三营随毛泽东从九陂出发，向湖南桂东方向前进。这一带多崇山峻岭，路很难走。有的地方两山之间似乎相距不远，可一下一上就得半天。三营指战员为了节省时间，就选择近路披荆斩棘，攀高山、走绝壁，直上直下。衣服刮破了，手脚流出了血，仍然不声不响地一个跟一个。因为他们看到官兵一致，毛委员和营、连的干部都和战士们一样肩并肩地步行跋涉，这就是无声的命令。
在一个山顶部队要下山，山坡有六七十度，但坡面较平、树木稀疏，坡面长着稠密被称作野萁毛的野草，指战员们便试着把枪抱在怀里、坐在地上，身往后仰地往坡下滑，数百名官兵顷刻之间就都很快滑到了山下。毛泽东想起历史书上起义军常用的词汇说：“我们都成了‘草上飞了’。”
这一句“草上飞”在三十五年之后，毛泽东竟然用在了悼念罗荣桓不幸逝世的诗句：“记得当年草上飞”当中。
在向桂东疾速行进的一个夜间，部队突然遭到一股敌人的袭击。部队紧急在统一指挥下向指定地点分散撤离，干部各有分工，罗荣桓负责在后面收容。他眼看着部队被打散了，同伍中豪掩护的毛泽东失去了联系，心中非常焦急……
天亮之后，罗荣桓到了预定地点集合。当他看到毛泽东、伍中豪和各连队的官兵都陆续到达了这里，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伍中豪下令，各连队整队清理人员，结果发现只少了一位担架兵。
8月19日，三营距离桂东县城不远时，侦查员回来报告说，二十八团已经攻占了桂东县城。于是，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三营立即进城同二十八团会合。
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等见面之后，知道二十八团在郴州战斗中损失不大，还收容了二十九团余下的二百农民革命军官兵。为了按既定方针坚守井冈山根据地，马上集合队伍离开了桂东，向井冈山折返。
在返回的途中，突然接到报告，二营的营长袁崇全带着两个连企图叛变，去投靠遂川的国民党部队。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师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挺身而出，请示说他带几个人可以前去追赶，把这伙人劝回来。毛泽东、朱德说，不应去冒这个险。可王尔琢为了挽回不明真相跟随走掉的两个连，执意前去一试，王尔琢与何长工于是立即率领警卫排前去追赶。
当王尔琢率警卫排追到江西崇义思顺墟，发现袁崇全这伙人就在一个小山坡上，遂命令警卫排慢慢将他们包围；王尔琢考虑这个袁崇全还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便试想将其规劝带回。但当他在近距离接近的好言奉劝中，成功劝回了不明真相的两个连的战士，可他却在倒在顽固的袁崇全等二十余名叛徒的枪下，不幸被担忧叛变后果不堪的袁崇全突然直面射中，一代中国工农红军将领王尔琢当场壮烈牺牲。
向井冈山回撤途中的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广大指战员，当听说他们的参谋长，竟然牺牲在自己队伍中的叛徒手中，无不悲痛万分。
朱德听到王尔琢遇害的消息，当即赶到他牺牲的地点为他安葬和祭奠。
造成二十九团的大部分湘南官兵被敌人打散，而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等的叛逃，并导致著名战将王尔琢的不幸牺牲，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湖南省委及其特派员指令“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立即向湘南”所造成的。
若不是毛泽东为首的军委执意坚守的策略，恐怕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就很快会葬送在强大的敌人手中。好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三十一团三营紧急奔袭桂东，把二十八团接了回来，保留住了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这两个主力，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尤其是三营，回到山上还发现被打散的那位担架士兵已经返回到山上了；这次跟随毛委员远涉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流失的，也创造了拉得出、打得赢的良好战绩。
……以英勇善战著名的二十八团到达井冈山后……经过三打永新和“八月失败”多次激烈的战斗，他们感到三十一团不仅能文，而且能武，不愧为一支久经考验的坚强的革命部队，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要问部队何以如此巩固，原因是多方面的。支部建在连上，对部队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罗荣桓作为连、营党代表，在具体实践毛泽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方面，作出了忠诚的努力。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毛泽东在这里对连队党代表的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而罗荣桓正是毛泽东经常称赞的一位党代表。（《中国元帅罗荣桓》第111页）
留在井冈山的一营两个连，也在朱云卿、何挺颖的率领下，成功地防范和打退了湖南和江西敌人向井冈山发动的又一次“会剿”，在黄洋界凭借有利地形、有限的弹药和一门迫击炮、三发炮弹，击中了敌人冲锋的密集区，击退了湘军两个团的进攻。敌人也害怕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因为经过多次的交手，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已经领教了，井冈山的队伍正像北伐叶挺独立团一样的，能征善战、所向披靡的铁军。
到达了井冈山的毛泽东听到会剿的敌人完全撤去的消息，挥毫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豪迈的词句：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有革命不成功不剃须的豪言、堪称军中能文能武全才的王尔琢，在广大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
毛泽东曾在不久召开的追悼大会上，为他写下：“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的挽联。当时，担任二十八团一营营长的林彪，在王尔琢牺牲后，接过了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基于这一点，可以看到王尔琢的地位和牺牲的损失之大。
（2009年9月14日，这位早期参加革命功勋盖世的伟大军事家，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虽然说这段时间里，朱毛的红四军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遇到了人员混杂、粮草短缺，在敌强我弱、重兵会剿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人员失散和逃离的的现象，但总的革命趋势是旺盛的，战略战术是英明正确的。其影响更是广泛、深远的。
不仅在井冈山周边的万安等地有不少群众主动上山参加红军，在进犯的国民党军中更有两股进步力量，投靠到井冈山我们的红军队伍中来。
一股是湖南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第三师毕占云营长，于10月上旬率领一百二十六人起义参加红军，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毕占云任营长；
另一股是赣军国民党第六军向成杰部连长张威，于11月初率部在宜春起义，后率领全连转赴井冈山参加红军，被改编为红四军独立营，张威任营长。
为了提高反“会剿”的作战能力，红四军于十一月调整了编制：主力红二十八团、红三十一团各编三个营，每营编四个连，每连编步枪七十五支，手枪六支。团部编一个特务连和传令排、侦察队、卫生队、担架队、辎重队，原来的机炮连分编为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并各配步枪四十六支使之既有支援步兵作战的能力，又能独立遂行作战任务。又能独立遂行作战任务。撤销军部独立营，其兵力补入特务营。同时，加强游击战技术战术训练和井冈山大本营建设，将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和储备的粮食，全部搬到山上集中。
12月10日，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七百多人，在军长彭德怀和党代表滕代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黄公略率第二纵队在湘鄂赣边地区坚持斗争。致使井冈山地区的红军队伍越来越壮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