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武装斗争党指挥，智星运筹遙千里
无论是南昌起义或是秋收起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组织下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纲领，有远大宏伟目标的武装斗争。尽管中共当时仅有六年党龄、五六万党员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之后陷入了最低谷，党员仅剩一万人；缺乏独立领导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但却拥有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团结在他们周围坚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他们善于为实现理想和远大的目标而奋斗拼搏，善于在这条道路的摸索和失败中，揩干身上的血迹、总结经验教训，团结起来用血与火的激情继续战斗。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成熟的中共领导人，更加懂得党的组织，就是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的法宝，是照亮广大民众求解放之路的不断前行的灯塔。他们善于通过党的正确领导，来领导起义暴动，建设一支听党指挥的工农革命军。
首先说周恩来、贺龙等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在广州莲花山被陈济棠的主力十一师打散，高烧四十度的周恩来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没有选择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养好了病再说。在贺龙、叶挺和聂荣臻等的奋力掩护下，躲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通过找到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又找来一副担架将他抬到陆丰的甲子港。
聂荣臻、叶挺和杨石魂找到一条小船，同那个船工挤在仓面，场内只能躺下周恩来一人。他们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才总算将小船划到了香港，算是逃过了这一劫。
当周恩来接到刚刚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通过广东省委，要求他务必在7日之前，抵沪参加紧急会议的通知，周恩来便立即从九龙深水埗，在11月9日按时赶到上海，参加了这次仅十几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中央扩大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进行。会议决议和报告强调“无间断的革命”，对进入低潮的革命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此时共产党由原来的六万人减至一万多人；会议还强调，在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已得到人们的公认，所以被增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这次会议也对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上井冈山，横加指责，给了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
在中村担任师长的毛泽东，当读到这份中央文件的原件，顿时解除了周鲁的误传给他带来的被“开除党籍”政治打击的愤懑。尽管他率领的起义军余部，到井冈山的明智壮举，还背着“逃跑主义”不实之词的罪名，可现在看到党中央的组织领导还在积极努力，自己只是被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受到一些指责，目前对自己管控这支部队还无大碍；积极保留这支不断发展壮大的工农革命军队伍，在湘赣边界，创建出一块为全体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革命根据地，这才是最紧迫、最重要的。
1928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会议，决定周恩来任组织局主任，担负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已经把在开创武装斗争的激流险滩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周恩来，推到了力挽狂澜的风口浪尖。在五月初，周恩来携夫人邓颖超冒着敌人围追堵截的极大生命危险，出席了我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承担起了异常繁重的大会秘书长和非常重要的组织和军事报告工作。
在党的这次六大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政治局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和军事工作。
周恩来在六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的原则问题：
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
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军官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
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是常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常在一个地方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伟人的青少年时代 周恩来》第100页）
在这之前，贺龙来到上海，中共中央为他安排了秘密住处，和原部队的党代表周逸群住在一起。中共中央原想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由周恩来亲自前去接见，征求他的意见。可贺龙却请求回湘西搞队伍。而国际代表怕他回去变成新军阀。
凭着对贺龙这段时间的了解和信任，周恩来主张同意贺龙回到湘西发展队伍，并说服了中央其他领导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伟人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第95页）
11月16日，上海狡猾的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贺龙只好隐蔽起来，没能赶上与刘伯承、林伯渠一同去苏联的船。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的贺龙断然决定，由周逸群转达中央，请求自己还是要回到湘西发展红军队伍。
过了几天，周恩来又亲临贺龙在中央机关的一个住所，为妥善安排这位南昌起义的重要军队领导人。身穿便衣、步伐矫健的周恩来，一边走一边回味着上次接见会晤贺龙时的感人情景：
“当贺龙看到周恩来身体虽然很消瘦，却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他说；‘我贺龙一个人来看你，真是不甘心哪！’周恩来安慰他说：‘贺龙同志，现在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贺龙这次又见到周恩来，就又亲自谈起要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的想法，他强烈地表示：‘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下）属，长江两岸土匪多的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就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周恩来问：‘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说：‘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两人哈哈大笑……”
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妥善安排贺龙到湘鄂西发展红军的决定。临行之前，办事十分认真、缜密的周恩来，为了把这件事关之后我党积极发展红军的大事安排稳妥，他特别前去做最后会晤告别，专门请贺龙、周逸群在隐蔽的住所吃饭。
席间，谨慎的周恩来郑重地告诉贺龙和周逸群：“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还将湖北省委郭亮的接头地点谢弄北里17号，告诉了二人。”
一月中旬，贺龙、周逸群等便装扮成大商人的模样离开上海去了武汉，担任了湖北武装暴动的总指挥……
不到一个月时间，贺龙与周逸群沿长江水路，会同愿意一起发展工农革命军、一起拉队伍的骨干力量，如叶挺原来的副官长刘鸣先、卢冬生、当过团长的史庶元，贺龙部队当过团长的蔡申熙，还有在洪湖一带打游击的贺锦斋等。他们密切配合，过五关、斩六将，攻克了诸多市镇，消灭了大批土匪和团防武装。正是在诸多崇拜他的豪杰悍将的同心辅佐协助下，拉起一支支由党组织领导的工农武装。不仅给鄂中、鄂西留下了洪湖地区的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贺龙他自己还与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等带领十多人的骨干，一路又拉起了一支新的农民革命军，率领这支队伍顺利攻占了湘西的桑植城，开始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不到一个月，召集的武装队伍已达三千多人。逐步建立起了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内蒙古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风云人物传记丛书”《贺龙全传》第72页）
再说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的秋收起义余部，打下宁冈新城之后，发展成为拥有两个团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按照湘南特委的指示更名为湘南工农革命军二师，并遵照特派员周鲁传达湖南省委的指示，进入到湖南酃县中村整训、待命，准备随时支援湘南起义。这也说明在毛泽东的统领下两个团的农民革命军，已经在井冈山安了家，加强了这支队伍调整和实战检验，形成了可以拉得出、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作为一师之长的部队统领毛泽东，尽管受到了上级的批评指责和误解，却仍然非常重视和服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正确领导。
在湖南井冈山脚下不远的酃县中村，对部队进行整训待命这也是毛泽东提高部队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整合其他的农民起义军一起重返井冈山的明智之举。因为他十分清楚，包括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自己统领的起义军队伍，在湘赣粤边境的山下区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必须运筹帷幄，集聚这些起义军余部在井冈山中段的大山中，与进剿的反动派进行周旋，建立和巩固中国革命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宁冈之后，就派何长工同志去与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让何长工前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何长工于十月中旬在长沙找到湖南省委后，十二月中旬辗转到了广州，而后，在广东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碰巧找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向他们介绍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汇报了他这次奉命下山寻找党组织和朱德他们的经过。
朱德听了高兴地说：‘好极了，我正要找毛泽东呢！前些天我们派毛覃到井冈山联系去了。’接着，朱德详细询问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情况。第二天，朱德给何长工写了介绍信，赠给他三十块毫洋。临别时，朱德一再叮嘱：‘希望你赶快回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
何长工于1928年1月回到遂川，把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参考《延边人民出版社》潘强恩编著2003年出版的《大智大勇毛泽东》第60页）
现在，毛泽东在中村又获悉另一大振奋的消息：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了强大敌军的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州撤出来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上集第172页）
从这一节故事的内容，可以看到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当年，周恩来、毛泽东等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对中国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和中国的党和军队建设，所做出的开创性的卓越贡献。可谓犹如天上的日月双星，相互辉映，照亮了黑暗般的整个中华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