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挺进湘南难违命，中村整训得喜讯
回到茅坪的秋收起义部队，由于人员和武器装备都有了一定扩充，毛泽东根据需要，又调整了工农革命军的组织机构，由一个团扩充至两个团。原起义部队为一团，袁文才、王佐的队伍编为二团。
就在这个时候，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根据地，因为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3月中共中央给湘鄂赣三省委的信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特委指挥”。周鲁正是作为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身份前来的。又由于湘赣边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加上交通条件的不便，毛泽东一直是向湖南省委请示汇报工作。对井冈山这一时期的指导任务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毛泽东传》第171页）
这位周鲁部长到井冈山之后，以传达中共中央（上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为由，对井冈山的工作横加指责：
说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误传“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将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毛泽东只为师长，书记由何挺颖来担任。
这位周部长还宣布“三月中旬，湘南武装力量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朱德部经过湘南起义已改称为第一师，将秋收起义部队的第一师改为第二师；宜章、耒阳、郴县农军分别编为第三、四、七师，永兴、资兴农军各编一个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5页）
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也是对他革命胸怀、沉稳定力和掌控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毛泽东本来不同意将部队开往湘南，但是他仍然服从了特委的决定。他不因为自己受到错误处分而消极，仍然积极工作，积极准备支援湘南起义。他接受了师长的任命，在开往湘南前对部队讲了话。他风趣地说：‘我不是个武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文只能运笔杆，武不能动刀枪。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让我当师长有点玄乎。不过，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来当参谋长，就不愁打不好仗。’
3月18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中村一带集结。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周的政治和军事整训。”
……
罗荣桓参加秋收起义前是一个书生。参加起义军之后，形势却立即将他推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对部队的一套，从战场到操场，从队列到内务的管理等，逐渐地熟悉起来。到中村后，他和战士们一起出操上课，第一次接受军事教育。
这时，他当党代表已近半年，到九连也快三个月了。他刚到九连时，战士们看他带一副眼镜，平时又不大爱说话，都有点怕他。可大家一接触才晓得他脾气极好，一点架子也没有，从没见到他发火。他总是坚持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冲锋时，他和陈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肩头经常背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深受全连干部战士的爱戴，逐渐成为战士离不开的知心朋友，有什么话都愿意同他讲。不仅各项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生龙活虎，还培养涌现了寻淮洲、王良等卓越的军事干部。
三营的八连同九连比起来，要逊色不少，除了党代表仅有连长、一排长、和班长张令彬三名党员，这一阶段连党员也没有发展。为了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师部决定调罗荣桓担任八连党代表。他离开九连时，大家都依依不舍，有的战士竟然还心疼得掉了眼泪。
到了八连之后，罗荣桓立即扎到群众中去，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听取大家的反映和意见；积极慎重地进行党的组织发展和各项工作。他除了自己对连队进行教育外，还主动请毛泽东到连队里来讲话。
毛泽东也一请就到，到了就给战士们讲。由于毛泽东的讲话通俗易懂，非常风趣，深受干部战士的欢迎和喜爱。当时由于环境艰苦，部队连每天五分钱的伙食费也不能保证，已经取消发饷。而毛委员的讲话比发饷还受战士们的欢迎。因此，毛泽东一到连队来讲话，战士们就热烈鼓掌欢迎，开玩笑地说：“毛委员又来‘发饷了’！”(《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95至100页)
由于毛泽东和罗荣桓这两位政治统领的默契合作，八连和整个三营的工作也很快活跃起来。
就在这短暂的中村整训期间，两件使部队官兵兴奋的好消息传来：
一件是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了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了；
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敌军的追击，正向井冈山撤退。
毛泽东立即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湖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毛泽东传》第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