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大地的苍茫版图上,有一座城,被松花江水温柔环抱,被历史烟云深深浸染。它古称“船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意为“沿江之城”。

  这里不仅是明清两代的造船重镇,更是一片被诗词歌赋浸润过的土地。

  当纳兰性德的哀婉词句与“吉林三杰”的边塞浩歌在江风中交汇,这座北国江城便拥有了超越地理维度的诗意灵魂。


  船厂旧事:从摩崖石刻到康熙御笔

  沿着松花江溯流而上,行至吉林市东南约十五公里处,江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阿什哈达,满语意为“一山忽然分为二”,在这断壁之上,两处摩崖石刻历经六百年风雨,依然顽强地镌刻着一段被遗忘的造船史。这便是“船厂”之名的由来。

  永乐十八年,骠骑将军、辽东都指挥使刘清奉命领军至此,在松花江畔设立船厂,督造巨舶,以联通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那些铭刻在花岗岩上的字迹,“甲辰、丁卯、癸丑”,虽已漫漶,却如同历史的胎记,证明着吉林在明代经略东北中的咽喉地位。

  深秋的午后独自前往阿什哈达。江风裹着落叶从崖顶盘旋而下,石壁上那些被风蚀的刻痕在斜阳中泛着暗红的光。手指触上去,石面冰凉而粗粝,那一瞬间,仿佛摸到了六百年光阴的骨骼。造船的斧凿声早已远去,但江水记得,石头记得,这座城的名字记得。

  时光流转至康熙二十一年春,年轻的康熙皇帝东巡至此,站在松花江畔,望“连樯接舰屯江城”的壮观景象,胸中豪情迸发,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浪花叠锦绣縠明……”这首气势磅礴的诗作,不仅描绘了松花江的壮美,更将吉林城推向了“江城”的历史舞台。诗中的“我来问俗非观兵”,彰显了一代帝王经略边疆的雄才大略。

  迎恩门,这座为迎接康熙帝而建的城门,如今虽已复古重生,但城门上那一抹夕阳的余晖,仿佛仍是三百年前“御赐的月光”,记录着这座边城与中央帝国最郑重的一次拥抱。


  纳兰词中的故园之恨

  如果说康熙的诗歌是帝王视角的宏大叙事,那么纳兰性德的《浣溪沙·小兀喇》则是个人情感与历史沧桑交织的幽微心曲。

  康熙二十一年,纳兰性德随扈东巡,来到这片叶赫部的故地——“兀喇”,即今日的吉林市。词人目睹“桦屋鱼衣柳作城”的民俗,耳闻“蛟龙鳞动浪花腥”的江声,望见“飞扬应逐海东青”的猎鹰,心中涌起的却是无限苍凉。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当年的军垒遗迹尚在,而叶赫部早已被爱新觉罗氏吞灭。作为叶赫部首领金台石的后裔,纳兰性德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那不知何处传来的佛寺钟声,敲碎的是历史的喧嚣,留下的是“莫将兴废话分明”的隐恨。

  这首词没有边塞诗的慷慨激昂,却以词人独有的敏感,将王朝更迭、家族恩怨融入了白山黑水之间,让吉林市的诗意中多了一份沉郁顿挫的伤怀。

  据说,纳兰在吉林停留的那几日,常常独自立于江岸,望着对岸的蒹葭出神。随行的侍卫不敢惊扰,只见他素衣的身影在暮色中站了很久,风吹起长袍的下摆,像一只不肯落下的白鹤。

  那一刻,他既是大清重臣纳兰明珠之子,又是叶赫那拉氏最后的血脉——两种身份在松花江的涛声里对峙、撕扯,最终化为那阕词中“莫将兴废话分明”的喟叹。这声喟叹,比任何边塞的号角都更催人心折。


  吉林三杰:边塞诗魂的绝响

  若说纳兰性德的词是吉林市诗意的“序曲”,那么清末民初的“吉林三杰”——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则是在这片土地上奏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边塞浩歌。他们是同乡,是挚友,是官僚,更是诗人。他们因共同的抱负与才情被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招致麾下,史称“龙沙结同心”。

  成多禄,被誉为“三杰之翘楚”,诗笔双绝。他出生于吉林乌拉乌拉街的一户耕读之家,自幼聪颖,过目成诵。光绪年间乡试中举后,却无意于科举功名,转而游幕四方,以诗文书画名动天下。他一生诗作不下千首,其诗格调高远,尤其是在《庚子塞上四首》中,那种“深宵无限关心事,卷入胡天画角哀”的忧国之情,将边塞诗的苍凉与时代的风雨飘摇紧密结合。他的书法与金代王庭筠等并称“东北四大书圣”,墨迹遍及江南塞北。据说,他在京中与名士唱和时,挥毫立就,满座皆惊,连陈宝琛、郑孝胥等诗坛巨擘都推重其才。

  宋小濂则以古风见长,是刚正不阿的爱国主义斗士。他生于吉林市北山脚下,少时家贫,借书苦读,常于北山寺庙中就着佛前长明灯读到天明。踏上仕途后,在与沙俄谈判中据理力争,收回满洲里等失地,其诗作多有“山河纵可裂,难灭恢复魂”的铮铮铁骨。晚年因拒绝与伪满政权合作,被软禁在家,依然每日临帖作诗,墙上悬着一幅手书——“头可断,节不可移”。

  徐鼐霖精通诗书,在东北沦陷后坚决不与伪政府同流合污,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与成、宋二人在宦海中彼此扶持,在诗坛上互为知音。三人的书信往来至今仍有部分留存,信中除了家国大事,也常有对吉林故里的深切思念——“北山之梅可曾开?江畔之柳可曾绿?”这些细碎的问询,让冰冷的史料有了温度。

  这三位吉林才俊,虽常年宦游在外,但他们的诗魂始终萦绕着这片黑土地。他们的诗作不再是传统边塞诗的苦寒与乡愁,而是在内忧外患的近代背景下,展现出的经世济民之志与爱国守土之魂。他们的故居虽已难觅踪迹,但他们留下的诗文与墨宝,却成了吉林市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在北山公园的碑林深处,有他们三人的诗碑比肩而立——成多禄的飘逸,宋小濂的刚劲,徐鼐霖的端方,三种笔迹在青石之上彼此呼应,像三个故人隔着岁月仍在联句唱和。


  诗意栖居的江城

  如今的吉林市,诗意并未消散。那寒江雪柳的雾凇奇观,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竞折腰。当冬季的松花江水在严寒中依然奔流,两岸玉树琼花,这本身就是大自然写下的最壮丽的诗篇。

  每当晨曦初露,江雾升腾,柳枝上的霜晶在阳光下闪烁如碎银,恍惚间让人想起纳兰笔下“蛟龙鳞动浪花腥”的奇幻。松花湖上烟雨蒙蒙,碧波荡漾,既有北国的雄浑,又不失几分江南的婉约。湖畔的农家至今还传唱着古老而悠扬的船歌,那调子里有闯关东的沧桑,也有戍边将士的豪迈。

  这座因水而兴、因诗而名的城市,正以迎恩门、阿什哈达摩崖、龙潭山等古迹为坐标,将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诗意串联起来。

  很多个黄昏,我见到年轻的父母牵着孩子的手,在江畔的石碑前一字一句地读康熙的放船歌;也见过白发的老者,在三杰诗碑前久久伫立,忽然低低地吟出一句“深宵无限关心事”——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碑上的字。这些瞬间让我确信,诗词并未被锁在古籍里,它们活在这座城市的呼吸间。

  当我们站在江边,听风吟诵,仿佛仍能听到康熙的放歌、纳兰的低语,以及“吉林三杰”面对国难时的慷慨悲歌。

  这些声音汇入松花江水,奔流不息,滋养着这座诗意的北国江城,让它在岁月的流转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流勇进的姿态。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吉林的诗意,从来不是书斋中的清供,而是如松花江水一般,在寒暑交替中奔涌不歇,将古人的心事、今人的情怀,一并带入更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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