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智上井冈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的新时期。而开启这场同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下,为拯救党和中国革命的自卫行动。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其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屠杀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的。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自己当时拿起枪,上山打游击,完全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导致的。“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上山打游击。”“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毛泽东传》第157页)

  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达到上百万之多,而我党最初领导的这两大武装起义,组成新的国民革命军和工农革命军,分别南下时加在一起也就一万人左右。而且丧心病狂的蒋、汪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调动所有的力量,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妄图要将共产党赶尽杀绝,彻底剿灭!

  在敌我武装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何求生存求发展,这便极大地考验着年轻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毅力。


  1.南下劲旅遭围剿,绝处逢生留火种

  再说南昌起义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从8月3日开始向广东南征。途中,贺龙和叶挺的起义军主力,很快遭到江西朱培德、张发奎部和钱大钧第八路军的进剿和堵截。

  贺龙的二十军和叶挺十一军分左右两路,英勇攻占了瑞金和会昌。经受住考验的贺龙率领的五千六百名将士,以损失两千人的代价,击溃重创了钱大钧的新编二十师。在会昌战役后,在瑞金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接收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由于部队未经整顿就仓促南下,部队损伤、流失现象严重。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十师师长蔡廷锴,驱逐了第三十团团长范荩等共产党员,携第十师于8月4日折向赣东北,在江西进贤地区脱离起义军归附了蒋介石。

  (蔡廷锴作为第十师的师长在参加南昌起义之前,先是与贺龙、叶挺一同被张发奎通知上庐山开会的。在九江接到叶剑英透露的将被张发奎扣押夺取军权之后,被动地被叶挺说服,率他的十师五千人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和叶挺都是广东人,关系不错,在起义之后带走他的十师之前,也只是以中立的角度驱逐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没有实施分共和屠杀的行为。当时中共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以国民革命军左派的名义进行的,打的旗子仍然是国民革命军。所以,还不能称蔡廷锴当时的行为是叛变。)

  为了堵住敌军的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陈毅率四千人留守三河坝;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起义大部队奔赴潮汕。

  截至9月26日,南下部队先后攻占潮州、汕头和揭阳。南下起义军减员到了七千人左右。28日,部队在揭阳北部的山湖地区与敌人激战三昼夜,伤亡惨重。之后,南下起义部队又遭到敌人九千援兵的围剿,于30日黄昏退出潮州,放弃汕头。

  在局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领导起义部队中共主要首领,在流沙被迫研究撤离对策。此时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已染重病,高烧四十度。他会同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研究决定:部队向海陆丰撤退,非武装人员愿意随部队的可留下,不愿意留的就地分散。

  听周恩来讲完,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了,还有什么好说?”他说的“当流寇”是打游击的意思。

  贺龙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会议还未结束,追兵已到,部队只好按照会议决定撤离。

  周恩来由担架抬着走在最后。有人看他实在病的太重,劝他离开部队先找个安全地方养病,但周恩来坚持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

  起义部队向西刚行进到仅十几里的莲花山,队伍就遭到陈济棠的主力十一师的拦腰截断,后面的总指挥部和警卫部队遭到敌人猛烈伏击。贺龙和叶挺指挥部队奋起还击,但由于极度疲劳、军心不稳,很快被敌人打散了。周恩来这时高烧的更厉害,常处于昏迷状态,有时神志不清,还在喊:“冲啊,冲啊!”

  周恩来在聂荣臻、叶挺的守护下,躲进附近一个村子,但人生地不熟,又不懂方言,几个人只有一把小手枪,情况十分危险。他们找到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又找来一副担架,这才最后将昏迷的周恩来转移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们找来一只小船,周恩来被安排躺在船舱里,聂荣臻、叶挺和杨石魂只好和那位船工挤在舱面上,由于船太小,他们怕掉到海里去,就用绳子把身子拴在桅杆上。就这样,一叶扁舟在茫茫海面上,颠簸漂泊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潜送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只留下了两支部队:一部是董朗、颜昌颐率领的1200人,冲破重围到达了陆丰,之后改编为红二师;举起苏维埃旗帜,创立海陆丰红色政权。

  一支是由朱德、陈毅率领的三河坝阻击部队(最后所剩的700多人),几经辗转到了湘南,又发动了湘南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虽然说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之后,遭受了巨大的失败和损失,但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竖起了新的革命旗帜,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使得在广阔的江南大地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种子,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使革命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南昌起义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周恩来曾把这个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想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没有这个思想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这时还只有六年的时间,还处在一个幼年的阶段。它的领导人多数还很年轻,那时候的周恩来也只有二十九岁。

  他们的斗争经验还不多,特别是在武装斗争这方面。

  周恩来到香港时,病势仍然很严重,高烧让他常常陷于昏迷。

  杨石魂把周恩来背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住下,对外说是一位姓李的商人。

  广东省委还派了一位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请了医生来诊治……

  半个多月后,他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开始能在别人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岛上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这时,已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会议,10月23日写信给南方局并广东省委说:“请你们通知周恩来务于7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

  于是,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埗乘船赴上海。(《伟人的青少年时代 周恩来》第90页至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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