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朝鲜半岛的火药味在三八线两侧悬而未散。
五次战役打完，战线钉死在三八线附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歼敌二十三万余人，把美国人从鸭绿江边推了回来。山头还在焦土里冒烟，残破的工事里压着没来得及运走的弹壳和绷带。
谈判的消息从上面传下来，在基层战士里悄悄流传。有人问班长：“打完了？”
班长没答。他把枪靠在壁上，说：“没打完。”
这话是准的。
美国人打不下去了，才走到谈判桌前。
长津湖之后，美国国内反战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杜鲁门早在1951年3月就嗅出了方向，他要打的是一场“有限战争”，无意把自己的儿子一批批往朝鲜的山沟里填。5月16日，华盛顿内部拍板：放弃占领全朝鲜的目标，在三八线附近建立分界线，通过谈判，寻求一个体面的收场。
主张扩大战争的麦克阿瑟已经被解职了。接替他的李奇微比麦克阿瑟冷静，但同样不甘心。
北京这边，毛泽东也在判断形势。五次战役打下来，该证明的都证明了，该让美国人清醒的也清醒了。他提出总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同时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两手都得硬。
谈判代表团的人选，毛泽东亲自点。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加上精通外交的李克农和乔冠华，四个人奔赴开城。斯大林得知后，一字未改，回了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
1951年7月10日上午，一支打着白旗的车队从开城以北驶来，进入来凤庄。
前沿阵地上，一个侦察兵盯着那队车，问身边的战士：“美国人打白旗？”
战士扒着壕沿往下看，愣了一下：“是白旗。”
“投降了？”
“胡说。”老兵从后头走过来，把那兵的帽子往下一按，“那是谈判。”
其实事情有个来由。中朝方事先要求美国人打红旗进来，美方断然拒绝。红色的旗帜，在他们眼里染着太浓的共产主义色彩，宁可挑白旗，也不摸那块红布。于是就成了这副光景——打着白旗进来谈判的美国人，和坐在对面等着他们的中朝代表团。
谈判大厅布置简单。两张桌子，两排椅子，双方代表面对面坐着。
大厅里没有多余的声响，通风也不好，空气沉着。
桌子两侧的气氛，从第一天就是绷的。
中朝方的主张很清楚：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各后撤一定距离，建立非军事区。南日将军把这个立场摆在桌上，话说得不快，一字一句都是实打实的依据。
“战争爆发前，三八线是公认的分界线。”南日说，“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反复拉锯，现在战线大体也在三八线位置。以三八线为界，是国际公认的，也是战场现实。”
美方代表乔埃听完，把文件夹翻开，推到桌子中央。
“我方的方案不同。”乔埃说，“联合国军一旦签署停战协定，空军和海军就无法继续军事行动了。我方在空中和海上享有绝对优势，这一优势在停战后将被中止，因此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必须给予相应补偿。”
南日没有动。
翻译把话一字字传过来，李克农在侧边的椅子上坐直了，把手放在桌上。
乔埃继续说，按他们的算法，“联合国军”的海空优势折算成陆地，需要从现有战线向北推进一万两千多平方公里，才算是对等补偿。一枪不放，一个士兵不用上阵，白拿走一万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大厅里安静了几秒钟。
南日把椅子缓缓向后推，站起来，用一种不急的语调开口：“按照你们的逻辑——你们强，我们要补偿；你们弱，我们也要补偿。无论强弱，都是我们给补偿。请问这是哪一条谈判原则？”
乔埃没有立刻回答。
“这是非常滑稽的观点。”南日说完，把椅子推回去，重新坐下。
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拿着电报，把最后那几行读了两遍。7月28日，他亲自起草电报发往开城，指示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必须坚持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美方无理要求。
电报发完，毛泽东在屋里踱了几步。
他后来说过一句话：“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这是二十多年和各种对手打交道打出来的判断。
谈判桌上，双方的立场就这样顶着，十几天没有丝毫松动。
有一天，乔埃在会场上拍了桌子，把文件夹往边上一推：“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这句话，后来成了整个朝鲜战争“边打边谈”最准确的注脚。
1951年8月18日，谈判正式中止。同一天，“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东线发动了夏季攻势。
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弗里特，这个名字从这一天开始，在朝鲜战场上变得越来越响。
他是个唯火力制胜的人，打心里信奉一件事：弹药比士兵便宜。
上任前，美军每天对志愿军阵地的炮击维持在四十轮以上，这个数字在范弗里特眼里就是个低标准。他接手之后，把炮击密度从四十轮直接拉到每天二百五十轮到二百八十轮，是原来的六七倍。
他的参谋跟他汇报某次战役的弹药消耗，说出一个数字。范弗里特把那个数字看了看，说：“五倍。打出去五倍的弹药。”
“范弗里特弹药量”，就这样成了一个术语，刻进了朝鲜战场的历史里。
夏季攻势的主要战场在东线，攻击目标是朝鲜人民军防守的阵地。1951年8月18日，美军对人民军第6师团守卫的983高地发起进攻，战斗一打就是九天。九天里，美军在这一座高地上倾泻了三十六万发炮弹。每天每门火炮打出三百五十发。山头的土被翻了一遍又一遍，树和草早就没了，剩下的只有被炸出来的石头和焦黑的土层。
人民军死守。
战后统计，人民军在983高地牺牲一万两千人，美军伤亡一千六百七十人。这座高地，后来被叫作“血岭”。
再后来是851高地。美军在那里打出了六十九万七千发炮弹，自己伤亡了三千七百四十五人，人民军伤亡七百多人。美军给那座山取了个名字：伤心岭。
整个夏季攻势，“联合国军”伤亡七万八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两千人。他们在东线向前推进了一百七十九平方公里。每推进一公里，是用多少条命填出来的，自己心里清楚。
夏季攻势被粉碎了。
但范弗里特不认输。
8月的末尾，他站在作战室的地图前，手指从礼成江口缓缓划过，穿过铁原，落在天德山的位置上。
“这座山。”他说。
参谋长走过来，看了看地图上那个点，没有说话。
范弗里特的手指没离开那个位置，继续说：“秋季攻势，从这里打开口子。”
他下令制定新的攻势计划：西起礼成江口、东至铁原约八十公里战线上，超过四个师的兵力，同时展开。攻击的重点，是志愿军第47军防守的高作洞至铁原西北大马里一线，战线东北角的天德山列为主要攻击方向。
参谋处接到命令，代号“铁砧”的进攻计划连夜开始起草。
天德山，海拔不足五百米。
从地图上看，这就是一座普通的小山头，没什么特别的。但只要站上去看一眼，就明白范弗里特为什么点了这个名字。
山体孤立，周围地势平缓，山顶视野开阔得出奇。站在山顶的制高点，往南可以看到志愿军纵深五到十公里的后方，炮兵的观察员站在这里，可以把整个纵深地带的目标看得清清楚楚，引导炮击的精度和效率直接翻几倍。除此之外，天德山控制着铁原到金化的公路，守着这条路，就守着整个西线补给的咽喉。
天德山丢了，47军的西线防御就缺了一大块。
范弗里特在“铁砧”计划上签了字，同时签发了第82号作战命令，要求美第3师于9月下旬夺取天德山。
美第3师师长罗伯特？H？索尔少将把命令接过来，叫来作战处，把地图摊在桌上，让人重新标注天德山的位置。
作战处的参谋在地图上把那个位置圈出来，旁边用英文标注：Outpost Kelly。凯利前哨。
听着像个无足轻重的名字。
兵力配置的单子列出来，是重型堆叠：美第3师第15步兵团2个步兵营，配属骑兵第1师第7团和希腊营，骑兵第8团1个营，1个203毫米重炮营，3个155毫米榴弹炮营，4个105毫米榴弹炮营，七十余辆M4A3E8谢尔曼坦克，每日八十到一百二十架次战斗轰炸机。
情报部门的评估报告摆在最后一页：天德山守军约一百三十人。结论只有一行字：以“范弗里特弹药量”每两秒一发的密度覆盖阵地，两个营齐头并进，一天即可轻松占领天德山。
这份报告的结论，写得很有把握。
他们不知道的是，天德山上实有两百八十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