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3日 星期二 沈阳市 阴雨
由于22日采访得太晚，没有去曾玉辉老红军病房，今天一早，我们又到沈阳军区总医院4楼3层曾老病房，见曾老病情危急，无法采访，我和小崔商量只好放弃。我俩前往沈阳军区老干部处，在沈阳军区老干部处胡干事帮助下，联系好了采访老红军邹衍将军。
我们开车到七纬路18号沈阳军区老干部服务处，邹衍将军住在院内一栋二层楼房，室内装修典雅，有一股军人的气势。
秘书见我们到来，请我们在一楼客厅就坐，并上楼请邹老下来，邹老从楼上下来，我们一见到他，身体很硬朗，不像有八十又七的老人，他与我隔椅而坐，他很善谈，也能谈。
他开始就谈到“江西省老干部局派人来为老同志拍照，是江西省委对我们老同志的关心、重视，我表示感谢，希望江西的工作做的更好，实现小康社会……”
邹老喜爱写诗，他在签字本上题写了“与时俱进求发展，只争朝夕奔小康”。
邹老于1915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党，历任过宣传员、青年干事、县保卫局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政治处主任、警卫团政委、牡丹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师政委、东北公安部队副政委、沈阳军区装甲兵政委、军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等职。
在采访邹衍将军之前，有很多刋物、媒体介绍他的回忆文章。
1928年，邹衍将军家乡兴国县来了一支红军队伍，人们四处宣传着红军“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只有13岁的邹衍懵懵懂懂地跟在红军队伍后面，学着红军的步伐，梦想着自己成为红军的那一天。邹衍回忆起当初自己第一次见到红军队伍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回到家里后，邹衍加入了儿童团，主动承担起站岗放哨、破除迷信的任务，后来又加入了少先队，配合游击队参与战斗，两年的锻炼让邹衍成长了许多，政治思想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0年，邹衍如愿以偿加入了红军，进入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学校里，邹衍更深层次地了解了革命的含义，并且第一次听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当时邹衍和战士们在田地旁搞演习，毛主席突然带着两名警卫员走了过来，大家纷纷停止了演习，请求毛主席讲话。
主席思索了一下，向大家说了一个“分”字，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打土豪，又为什么要分田地，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又向大家解释了革命的意义。
毛主席讲的话邹衍全都记在了心里，他在心里暗自发誓：“不论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铁了心跟党走！”
1928年9月，革命的滚滚洪流席卷了赣西南大地，兴国县崇贤乡赤卫队积极响应革命号召，第9次向吉安县城发起了进攻，年仅15岁的邹衍也兴冲冲地跟着赤卫队参与了本次战斗。
这是一场非常壮烈的战斗，数十万赤卫队员从四面八方涌来，将吉安县城团团围住，日夜不息地发起进攻，轰隆隆的土炮震得人耳鸣，白森森的大刀向着白军的铁网砍去，一时间，工农的热血洒满了吉水滩头。
如何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成为了赤卫队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年仅15岁的邹衍出了一个主意，他说道：“当年田单打燕国人，摆下了火牛阵，咱们也可以试试啊！”
大队长听完邹衍的话，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兴奋地一拍手，说道：“这是个好办法！你听谁说的？”邹衍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说道：“我听爷爷讲的。”
“火牛阵”是个好主意，但是该去哪里找这么多牛呢？大队长四处询问有没有办法能弄到这么多牛，邹衍站了出来，自信地拍拍胸脯，说道：“交给我吧！”
说完邹衍一招手，带着平常和自己一起放牛的小伙伴往村里走去，邹衍一边走一边说：“咱们回去动员乡亲们把牛都牵出来，如果大家不愿意，就告诉他们，赤卫队打赢了，给他们一人分半年的草料！”
邹衍和小伙伴回到村子里后，就分开行动了。邹衍敲响了祠堂门口的大钟，将村子里的乡亲们都召集了起来，乡亲们听到钟声急促，纷纷快跑赶往了祠堂。见乡亲们都到得差不多了，邹衍站在人群中间，大声说道：“伯伯姨姨们，咱们的赤卫队正在打吉安城，想借大家的牛用一用！”
乡亲们一看是“红小鬼”邹衍，纷纷都放心了，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听到邹衍的话，乡亲们互相讨论着，但却没有几个人回家牵牛，邹衍继续发表了讲话，耐心劝说乡亲们，向大家传达了打下吉安后能带来多少好处，赤卫队为了打吉安又付出了多少鲜血与努力。再加上邹衍平常在村子里人缘很好，几户和邹衍家关系好的乡亲们纷纷行动起来回家牵牛了，其余的乡亲们也跟着回去牵牛了，不到半日，祠堂门口就聚集了近百头牛。邹衍招呼来小伙伴，大家一起赶着牛群，朝着吉安城浩浩荡荡地走去。
随后，邹衍从大队长那里领来了尖刀和鞭炮，他和小伙伴一起用麻绳将尖刀捆在牛角上，又在牛尾巴上绑上鞭炮，到时候，只需要点燃尾巴上的鞭炮，受惊的牛就会横冲直撞地向前冲去。
为了防止牛受伤，邹衍和小伙伴在牛身上裹满了稻草和泥巴，静静地等待着赤卫队下达命令。
10月的一个深夜，在战斗中得到短暂休息的吉安城中静谧无声，正在碉堡中打盹的白军睡得正香。放牛娃邹衍和小伙伴悄悄地带着牛靠近了吉安，一声炮响后，小家伙立马兴奋地点燃了牛尾巴上的鞭炮，几百头牛全都受了惊，撒开蹄子向白军的铁丝网和防御工事冲去。正在睡觉的白军士兵瞬间被吓飞了魂，仓皇组织起队伍反击，但是面对这些横冲直撞的“火牛”，白军的那几条枪根本派不上用场。
一夜混战后，赤卫队在“火牛阵”的帮助下顺利占领了敌人的外围工事，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牛受伤了，还有不少赤卫队队员牺牲了，其中还有和邹衍一起放牛的小伙伴。邹衍再也没有点燃鞭炮时的兴奋了，他跪在小伙伴的尸体旁，忍不住痛哭起来。
第二天，红军主力赶到了，开始向吉安城发动进攻，守城的军阀早已被“火牛阵”吓破了胆，连夜从江上逃跑了。
攻下吉安后，参与本次战斗的赤卫队都被编入了红军主力队伍，唯独邹衍的年纪太小，红军的干部让他先回家，等两年再来参加，不甘心的邹衍缠着红军首长，好说歹说都要加入红军，死活不愿意回去，首长被他的毅力所折服，最终安排邹衍在红十二军政治部当了一名宣传员，虽然没有进入战斗队伍，但是邹衍已经相当满足了。
红军主力离开吉安后，在赣江边遭遇了国民党的围攻，伤亡惨重，回到兴国后被编入了红七军，而当初参加吉安战役的2000多名兴国崇贤乡赤卫队的战士们，也尽数在血与火的拼杀中壮烈牺牲，邹衍便是其中的幸存者。
1973年的时候邹衍将军回到了兴国老家，回忆起了当初并肩作战的崇贤赤卫队的战友们，依旧忍不住落下泪来。
当时，“放牛娃巧布火牛阵”的故事也在红军队伍中传开，一直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高度称赞了邹衍：“这个娃娃了不得，得好好培养！”这一年，邹衍才15岁，15岁就立下如此奇功，还得到了毛主席的如此称赞，从这一刻起就注定了邹衍不平凡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邹衍出任牡丹江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当时的牡丹江周围盘踞着一个大土匪——座山雕。“座山雕”在东三省的名声都很响亮，8岁就跟着大人打家劫舍、坏事做尽。张作霖几次想要剿灭座山雕，但是都被座山雕逃脱。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占地盘”拉拢座山雕，任命座山雕为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
1947年，东北各地开始“剿匪”，牡丹江军区也不例外，在解放军几次大规模的围剿下，座山雕最终率领着小部队逃进了深山。座山雕对当地的地形极为熟悉，在深山老林中利用地形优势，几次都从解放军的追捕下逃脱了。后来还是杨子荣成立了一个侦察队，专门针对座山雕展开了追捕，这才将座山雕成功抓获归案。座山雕抓捕归案后，邹衍去看守所看了一次，当时的座山雕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身材干瘦、留着山羊胡、两眼冒精光，身体状况看起来相当不错，能够将座山雕抓捕归案那可是相当不容易的，军区特别军事法庭发布了执行死刑的布告，邹衍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同意枪毙座山雕，邹衍说自己在牡丹江任职期间只签署了这一份死刑布告，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老将军还和省内的6所中小学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很多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给老将军写信，向老将军询问党史军史、理想信念方面的问题，老将军每次都会亲笔写信回答，前前后后共写了近百封回信。
长征精神邹衍老将军宣传了一辈子，他希望自己能够将长征精神的种子传播到下一代心里，老将军激动地说道：“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接好手中这一棒，走好新的长征路！
邹老还是一位书法家，而且还出版了一本诗集《随感录》，记录各时期的诗歌，他赠我一本《随感录》，并给我讲述一些诗在创作中的故事。
1935年，长征到达夹金山，在准备过雪山时，前方传来要求大家准备好棉衣，不然会冻死在山上。当年，我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我和一帮小战士筹措到一些羊毛，蒿草，破棉絮，纸屑等可御寒之物，凑合着做棉衣，但人太小，又不会做，这时，蔡畅大姐见我们一帮小战士不会做，她就亲自帮我们做，并且教我们怎样做。为此，我后来想到此事，写了一篇诗，“茫茫寒夜箐火旺，红军战士备衣忙。明天要过大雪山，今天晚上赶冬装。羊毛低絮铺满地，翻来掉去没主张。那边走来蔡大姐，红小鬼们齐捆上。手把手教缝衣裤，飞针走线到天亮。个个报告已做好，棉衣穿着暖心房……”。
我在长征中曾两次过娄山关，1988年我去贵州遵义又专门去了娄山关，想起了当年攻占娄山关和遵义城情景，击溃和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6000多人，我们又一直将敌人追到贵阳城下，蒋介石在贵阳督战，以为我们红军真的要攻城，吓得连夜乘飞机逃走了的情景。我作了一首《娄山关、五十三年后重返娄山关有感》。
娄山天险锁黔川，
英雄两次破难关。
拔地斩将王吴溃，
红军俘敌共六千，
乘胜饮马乌江水，
直逼贵阳蒋胆寒。
遵义人民念烈士
丰碑屹立红军山。
邹老还与我谈了创作《重过二郎山》《重返太渡河抒怀》《宝塔山下狂欢夜》等诗的历史背景，给我对当年长征途中的一些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热情和高兴的谈笑声中，我们告辞邹老，邹老问我刘国保你去采访了吗？我说：“没有这个信息”。他马上说：“他是我老乡，兴国老红军”并转身叫司机开车带我们去。
天下起了小雨，邹老冒雨送我到车傍，我多次请他回屋里去，他一直站在雨中目送我离开。
邹老司机开车在前面走，小崔开车跟在后面。到达刘老家后，我们与刘老简单地聊了几句，刘老有午休习惯，我们不便打扰，约好下午2点30分后再来采访，请刘老准备一下。
中午在宾馆休息了一会，我同小崔2点30分准时前去刘国保老红军家，下午3点到达刘老家，他正在等候我们的到来。
刘国保是1915年11月2日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社富乡溪源村，1931年4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红军，被编入“兴国模范师”。1934年10月随红三军团第十六师从兴国出发开始长征。
先后担任通信排长和张爱萍、陈赓、邓飞的警卫员。长征中参加过湘江保卫战、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遵义战役，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参加了攻打腊子口战斗。在六盘山下吴起镇参加了与陕北红军大会师，随后参加东渡、西渡黄河。
攻打遵义时，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大腿，他是拄着棍子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1936年调入红军大学学习后，调总政治部任保卫干事。专门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保卫工作。后任中央军委工业局巡视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东北协助接收敌伪物资，后在丹东参加工业建设，1961年任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后当选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委员。 1982年离休。
刘国保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社富乡一个偏僻小山村普通的贫苦农民家里。家里兄弟姐妹多，只有两亩多贫瘠的农田，收成不多，生活很苦，吃不上饭。从幼年起，刘国保就随父母下地干农活。
1932年，刘国保参加了红军。兴国是著名的红军县，当时兴国有23万人口，其中有8万贫困农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刚开始，刘国保被分配到前线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当通信员。不久后，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开始，在宜黄、乐安一带，红军击溃了敌人的两个师。打了大胜仗，后方人员也上前线收拾战场、救治伤员、收缴武器。由于山陡，下雨路滑，加上敌人的飞机又在头顶扔炸弹，当时，正在抬担架的刘国保也不清楚是炸弹还是石头，落在了头上负了伤。等苏醒时，他已经在后方医院躺了两天。
三个月后，著名的“兴国模范师”从后方医院路过，伤口未完全愈合的刘国保想参加这支由家乡人组成的部队，于是偷偷跑出医院，顺着“模范师”走过的地方往前走。
两天后，刘国保在黎川追上了队伍。当时的第十七团团政委看这个“小鬼轻伤不下火线”，于是把他留在团部当通信员。
刘老说﹕“1934年1月，我参加了在福建沙县的战斗，当时，敌人死守县城，红军久攻不下，敌人利用城墙顽抗，第一次红军用炸药炸开了三丈多宽的城墙，我们有一个排冲进去了，敌人利用两个城堡交叉对进攻的红军进行射击，红军伤亡很大。强攻不行，红军采取地下挖地道方法，地道一直延伸到城门楼下。大约清早4点来钟，红军在城门楼下引爆了炸药，冲锋号马上响起，总攻开始了。大部队红军冲进城里，将残余敌人压在城南角，被我们全部消灭了。清点战物，团长说：“县长不在，大家去找，我找到一栋楼房前，房间内很黑，我也不敢进去，我在门口对里面喊：“屋里的人出来，不出来我就开枪打死你。”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穿旧长掛的人，我问他干什么的，他说是老百姓，我说：“我们不会打老百姓”，我上前摸他身上有无武器，摸到腰间发现有一个硬东西，拿出来一看，是县印，我将县印扣下来，将他押出来走，走到厕所边，他说要小便，我说你进去，快点出来，过了很久不见他出来，我赶紧进去，一看，他正在爬窗想逃，我端起枪对着他说：“你下来，不下来我打死你”。他吓得掉了下来，原来他就是伪县长卢兴邦，我将县长押到了团部。
此时，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控制了敌人的无线电台。在活捉县太爷（同时兼任国民党守城部队的指挥官）卢兴邦后，红军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用敌县长的名义要求蒋方支援，运送救援物资。敌人上了当，三架飞机绕着小小的沙县城扔了许多枪支、弹药、布匹，好多物资都扔到城外了。
攻下沙县后，刘国保参加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战斗很惨烈，好多战士受了伤，得不到及时救治牺牲了。在江西泰和的沙村、兴国的新圩，战斗持续着。他回忆说：“晚上，敌人的信号弹一个接一个，机关枪声突突响起，一直到天亮。”
1934年10月，刘国保所在的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七团接到命令，往江西于都进发。
三天后，在于都的部队突然发了新装备。发新军装、帽子、衣服、裤子、绑腿，都是新的。更奇怪的是，子弹也发的不少，以往一个战士身上最多五排子弹，这次休整后，带了20排子弹甚至更多也行，只要你背得动。手榴弹也一样，过去一人最多两颗，这次最少一人四颗，多了也给。
1934年10月17日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团出发了。当时天气还可以，没有下雨。浅浅的于都河中从南向北拉起了一条棕绳，一寸多粗。我们团顺着绳子过河，水没过了腰身，我们把背包、枪支弹药都扛在了肩上，团长也是趟水过河的。
过河后，当地百姓和部队的炊事员架起了六七个大锅，锅口足有二尺多宽。他们烧水煮姜辣汤，每个指战员至少喝一大碗，防止感冒。
从于都出发时，刘国保不知道最终要走向哪里，只是知道部队要转移。
红军渡湘江，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
过湘江时，我们遭遇了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队堵截。当我所在的红三军团过江时。仗打得非常苦，我们没有时间吃饭，只好拿出生米在嘴里嚼，捧着沟渠里的水喝。到后来，生米都吃光了，战斗还在继续。
在广西兴安的界首，我们一天之内和敌人遭遇了五次。
那次，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好不容易摆脱敌军纠缠，稍事休息后开始行军。走出不到十里地，前面枪声大作。“冲过去！”继续前进。又走出不到五里地，在前面一道陡峭的山峰上，又出现了堵截的敌人。他们居高临下，疯狂扫射，面对枪林弹雨的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冒死向前。
就这样，一天之内，部队经历五次恶战。有病在身的师长躺在担架上。战友们拼死与敌人鏖战，好多战友牺牲了。”
在娄山关，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就在此时，担任通信班班长的刘国保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伤，但他还是咬着牙关坚持，最终赶上了大部队。
那次，刘国保所在的团驻扎在娄山关，忽然听到红三军团军团部所在地（遵义县一个村子）方向枪声大作。团长彭雪枫试图与军团部联络，却联系不上。于是派刘国保和一名参谋、一名通信员去军团部探听情况。
那天天黑雾大，走了大半夜快到目的地时，前面仍有枪声。不能再往前走了！他和两名战友在道边的草棚等到天刚亮，他们走进军团部附近一个村子，发现那里新杀的一头猪还没褪毛，背包等到处都是，临时挂的电话线没有收起来，却不见我方战士。这时，旁边稻田里出现一个大盖帽（国民党军官）向我们招手，意思是“来了就好”。他以为我们是来投降的！刘国保说，我们随即就向他们开枪、撤退，大批敌人追了上来。
他顺着小山坡往来时的路往回跑，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腿，钻心的疼让他差点倒地，他咬紧牙关继续跑，肚子里像开了锅一样烧。幸好，在一处山坳，遇到了红十一团的经过。在作了简单的包扎后，向导背着刘国保向后方撤。
回到自己所在团后，刘国保随部队继续走。头三天，团长让他骑着自己的黄骡子。但考虑到首长要指挥部队打仗，了解部队情况，离不了坐骑。于是，他就坚决要求自己走。部队担心刘国保掉队，于是让他在寄居当地百姓家养伤。
待大部队走后，刘国保拄起棍子，拖着伤腿追赶大部队。
在贵州土城，准备渡赤水的红军战士们继续经历生死考验。 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妄图阻止我们前进。中央最后派干部团往前冲，终于制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一仗，我们损失不小。战斗结束后，红军架起浮桥过了河，每个战士这时候最少背两支枪。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上级决定扔掉烈士们的枪。我们把枪栓取出来，扔到一处。枪身则丢到深水处。扔掉的枪支在河里架在一起，沉不下去。有的战士就跳到河里把枪捞起来，往河里更远处扔。
过雪山时，刘国保腿上还带着伤。更苦的是，找不到粮食。组织上有时候给每名战士一天发两穗苞米棒子，很小，不煮也不炒，就拿着生吃。后来，连生玉米没有了。一次，连队伙食管理员找来一种以为是小米的东西给大家吃，其实是大烟籽，根本没法消化。
过雪山时，另外一个考验是寒冷的天气。爬第二座大雪山时，下起了大雪，战士们身上带的所有衣服都披在了身上，根本无济于事。棉衣早已经在路过云南时送给了当地老乡。幸好那时候年轻，挺了过去。
过草地时，我们都吃青稞麦。青稞本应该磨碎了吃，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而是直接煮熟了吞进肚中。煮熟后的青稞，外面有一层像塑料皮一样的薄膜去不掉，吃到肚子里一点不消化，还容易生病。在前面队伍走过的地上常会留下一粒粒的青稞粒，有的堆成一小堆，我们拿水再把那些青稞洗干净，当粮食吃，这些青稞实际是在前面战士们肚子里走过一遍的。
草地的环境异常艰苦，红军战士一脚水一脚泥地行进在漫漫无际的草地里，好多人脚都烂了。有时水没到膝盖，草比人高，无边无际。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走到哪里就会陷入沼泽地。我的一个战友，大家都叫他小勇，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拔草根充饥时陷入了沼泽。一个战友看到了，赶紧伸手救他，可自己也陷了进去。我就在旁边，眼睁睁看着这两个战友陷入泥中却无法施救……在这块草地上，不知道有多少个战士和他们一样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很多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没有牺牲在战场，却倒在了草地上！
刘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吴起镇、直罗镇战斗，东渡黄河后，打败了阎锡山的一个师，缴了四门山炮（一门坏的），邓飞调去炮兵营当政委，他调去红军大学三科学习。
（刘国保2007年7月给我来了一封信，并邮寄十张老人重走长征路的照片。得知老人在儿子、女儿、女婿陪同下，于2005年11月9日九十一岁时，从沈阳回到江西，从家乡兴国出发，到了瑞金、于都，开始重走长征路。他按红一方面军原路线走，途经：南昌、井冈山、湖南、贵州、云南、遵义、大渡河、四川、爬雪山（纪念碑）、过草地（纪念碑）、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辽宁。计十二个省、市、自治区，2006年3月5日回沈阳。）
从刘老家出来后，我同小崔在沈阳广场拍了几张纪念照，天已经黑了下来，在回宾馆路上，我请小崔开车弯到火车站去购买了第二天上午八点去大连的火车票。
回到宾馆，干休所领导又在等我们回来就餐，在吃饭时，得知我已采访结束，王所长说：“明天我陪你去沈阳几个游览点参观”。我告诉他已买好了明早八点去大连的车票时，王所长说：“你怎么这样匆忙，第一次来沈阳都不去游玩，太敬业了”，接着，王额平所长又说：“你下次再到沈阳来一定要打我电话联系我，如不联系我就不是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