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4日 星期三 沈阳大连 晴
我早早地起床，将东西收拾妥当，七点准，小崔开车来接我，小崔再三邀请我在沈阳游玩一天，我执意要走，在辽宁省军区第一干休所餐厅吃完早餐后，我去与所里领导道别。王额平所长说：“你下次来沈阳不到我们所里就不是兄弟。”使我倍感亲切。
八点准，火车驶离沈阳，中午12点10分准点到达滨海美丽的现代化城市－－－大连，与我同坐的一位在大连读书的大学生，下车后领我到去黑石瞧的公交车站台，见我上车后才离去。
到黑石礁站下车后，我背着行李走了约二公里，找到沈阳军区黑石瞧招待所住下，稍稍洗了一下，吃了在沈阳带来的几块饼干，即去沈阳军区黑石瞧干部服务处联系采访事宜。
在服务处门口，我遇到两位协理员，他们得知我前来采访曾司令和其他老红军，他们猜测说没有联系好，曾司令不会接受采访。但我很自信，请他们协助我与曾老秘书联系，经联系秘书很快同意定在下午2点30分陪同我去曾老家采访。
曾老家离服务处不足百米，转个弯就到，门口有一个警卫班值勤，院子很大，一栋两层石砌楼房足有三百平方米，曾老见我到来不仅高兴，而且很快乐，胖胖的身体，个头不高，白白的眉发下一双有神的大眼睛。身体很好，讲话既幽黙又乐观。
我们坐在一楼客厅内交谈，客厅两面墙上挂着两副木刻毛主席诗词，秘书说：“这是曾司令自己在木板上写好字后，又自己用刀刻出来的。”我心表钦佩，曾老说：“你是摄影家，照相机也好，帮我拍下，我在下本书里可以用”。（回昌后我同他个人照片一起寄给了他）
我先拍了几张照片后，曾老与我聊起了当年参加革命的经历。从他的简历中就能看到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曾思玉又名曾世裕，1911年2月出生在江西信丰县游州堡庄上村。
1927年2月，参加本县农民请愿斗争，1928年3月参加信丰县农民暴动，1929年春，参加信丰县苏维埃赤卫军，担任小队长。1930年8月编入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11月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一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任通讯班副班长、青年学校学员、宣传队分队长、中队长。1932年春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同年秋起任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第一○八团第二连政治委员。1933年春起任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第一○七团代政治委员、第一○九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第五团俱乐部主任。1934年秋起任第二师政治训练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第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1935年夏起为红军大学一期二科一队学员。1935年冬起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1936年夏起任军委警卫第三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第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春起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九团政治委员。1939年冬起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1940年冬起兼任运河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春起任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员。1942年冬起任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44年10月至1945年10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起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冬起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副司令员。1946年秋起任冀察军区副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1947年6月起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1949年4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六十四军军长。1951年至1955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至1957年7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8年1月至1959年10月任沈阳军区参谋长、沈阳军区党委常委。1959年10月至1967年7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至1960年5月），其间：1960年3月起任沈阳军区党委副书记、第四书记。1966年1月至1967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67年7月至1973年12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历任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书记、党委第一书记、书记。1968年2月至1973年1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3月至1971年3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至1973年1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4年起）。1969年4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至1982年8月任南京军区顾问。1983年离休。
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相继任中央军委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采访中我得知曾思玉将军一生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是从炮火中成长的我军高级指挥员。
在抗日时期，参加了平型关大捷战役，转战台梁地区，参加了薛公岭、平城、井沟、南北偏城伏击战，参与创建和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参加了突破1942年9月27日寇“铁壁合围”和1943年10月12日粉碎日寇最后一次大“扫荡”及八公桥、清平、南平、东平、阳谷、封丘、延津、滑县、汤阳等战役及讨逆战役。
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邯鄣战役，平汉路以北反击战及保南、保北、正大、大清河北、青沧、清风店、石家庄战役，参加了平津战役的新保字歼灭战及太原、宁夏等战役。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身任六十四军军长的曾思玉将军，任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先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反击马良山、高旺山等战役。
曾老在一生的战火洗礼之中，遇到了不计其数的危险，但他都以自已的机智和胆识化险为夷。曾世玉将军谈起了几次遇险的经过。
曾老说：“我为保护红旗险些丢了命”。
1930年4月11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攻克信丰县城，12日，宣布成立信丰县苏维埃政府，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带领黄可常、曾红峰等5名游击队员从远离信丰县城靠近油山的山区往回赶，在信丰县城上西门火神庙遇到了红军重机枪连连长，我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信丰县游击队队员，连长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我主动提出带红军去打土豪，连长一听非常高兴地说：“好，好，吃完饭就走”。
我们五名游击队员，带着十几个红军战士来到了水东，在大地主曾泽民家进行筹粮筹款。连长召集老百姓开会，将地主家的衣物、粮食分发给群众，而后，我们又同红军没收了叶姓大地主家的一些东西。连长对我协助红军筹粮筹款非常满意，表示了感谢，黄可常指着我告诉连长说：“他是我们游击队的小队长”。
当时，连长就问我，你愿意参加红军吗？我早就想参加红军，马上就同意了，我就随机枪连的红军队伍向古陂开进。黄可常回去后跟我母亲说：“章龙宝（我的小名）要跟红军走”，我母亲一听立即赶到去古陂的路上等候。在红军的队伍里，我母亲见到我，不顾一切将我拉出队伍不让走，我坚决要走，连长见后就劝我随母亲回家去，在哪干革命都一样。连长还从挎包里随手掏出两个铜板给我。我与母亲一路吵着往家走，我说：“你不让我当红军，我就到信丰县里当赤卫军，这样可以吧？”母亲怕我走远，第二天，帮我整理了衣服，煮了几个鸡蛋，同我到信丰县苏维埃政府报名参加了赤卫军。
当年红军时期，敌强我弱，赤卫军想了很多办法协助红军打敌人，敌人来了，只要红旗一摇，村庄农民鸣锣报警，放土炮，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也为自已助威。
有一次小河堡民团武装，打着白旗，耀武扬威地向信丰县城赤卫军进攻，在石子排，上坝仔西山赤卫军同敌人激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赤卫军的实力，中队长谢宗夫率信丰县赤卫军向黄土岭、下马鞍山方向撤退，敌人拼命追赶，并高喊“抓活的，抢红旗……。”
赤卫军退到一片古松林里，我在赤卫军任一班班长，撤退时一手拿着鸟铳 ，一手打着红旗冲锋在前，退却时撑着红旗在后边。敌人看不见人，见红旗在树丛中跑动，边追边喊：“抓住打红旗的小个子，抢下红旗的，砍了头的都有赏……。”
我保护红旗拼命地向马鞍山古松林里跑，我边跑边想，红旗显示军威，象征着苏维埃，一定要保护好红旗，决不能让红旗落在敌人手里。
敌人跟着我穷追不舍，在我被白狗子快追上被抓的千钧一发之际，中队长谢宗夫端起单打一洋枪，对准跑在最前面的白狗子扣动了板机，枪响人倒，后边追上来的敌人见势不妙，放慢了追击速度，有的干脆不追了，再往深山树林里，白狗子更不敢追了，这一次太危险了，是中队长开枪打死白狗子救了我一命，也保住了红旗，使我脱离了危险。
还有一次是在长征中，电话机中弹我脱险。
1935年1月24日，红军占领了四川省的土城。28日早晨，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在土城设下埋伏，准备阻击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等敌人的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歼灭了一部分敌人，形成对峙状态，敌人增援部队向土城集结。
师长陈光命令我（我当时任通信主任）务必在中午12时前，架通指挥所与红军总部的电话线路。而后，陈光师长同刘亚楼政委带领机关部分人员、警卫人员到前沿阵地去了。
过了一会儿，电话排何排长向我报告说，“线路已架通”。并高兴地说：“我在山坡上见到了毛泽东等军委首长”。
我马上示意他不许乱说，你知道就行了。
12时许，土地庙东北角山岗上枪声大作，头顶上子弹“嗖嗖”作响，炮弹落在土地庙傍，炸得尘土弥漫。
师前指的电话机就设在土地庙傍的一块石板上，我弯腰跑过去，挎住挎包式电话机，抓起摇把使劲地摇，试线路沟通情况。
我正闷头试机时，突然有人大声询问：“喂，同志，你们陈师长、刘政委在哪里？”
我抬头一看，见是朱总司令和参谋长、警卫来到了跟前，我忙立正敬礼说：“报告总司令，我是第二师通信主任曾思玉，师长、政委、参谋长都到前边去了”。话音刚落，就听到“咣”地一声，电话机被子弹击中，穿了个洞。我心里一阵后怕，敌人是瞄准我射击的，正巧总司令叫我，才幸免于难。
好险啊，若不是司令员前来，我就不会站起来报告，那子弹正好就打中了我，我当时一阵后怕，也为总司令的安全担忧。朱总司令又对我说：“通信是部队的神经，神经要通，这安全也要注意啊！”便向下走去。
忽然半空中传来“呜、呜”的一道道声响，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总司令身傍一两米远的地方，几个警卫员将总司令扑在地下，真万幸，竟然是一枚哑弹未炸。我当时头要炸了，冲到总司令跟前，让参谋和警卫人员陪同总司令赶紧下山去。朱总司令从容地用四川口音说：“干啥子，不要慌，不要急嘛。”
由于原先预计敌人四个团，后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在一万人以上，从战斗激烈程度上看，川军远比黔军的“双抢兵”战斗力强得多，加上敌军援兵陆续到达，毛主席当机立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土城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是这仗再打下去，就是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这样，毛泽东、中央军委果断决定放弃土城，撤出了战斗。
曾老将军最后告诉我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到抗美援朝，我经历的危险太多，人家都说我命大福大。”说到此时，老人哈哈的笑了起来。
曾老在革命战争年代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5年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电。当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译电员吕黎平见他正在讲话，就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匆匆看了一眼就愣住了。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字眼。叶剑英感到事态严峻，便以上厕所为名，离开了会场，悄悄赶到一二百米外毛泽东的住处，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陈昌浩得到张国焘的密电，找到毛泽东说：“接到来电要南进”。毛泽东将计就计地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就要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病重，都住在红三军团部，动不了，我和洛甫、博古去红三军团司令部，和周、王开个会吧。”陈昌浩一点也没怀疑地点点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领红一、红三军团立即北上。
9月11日早晨，师长陈光、政委肖华把曾思玉叫去。陈光手中拿着一封信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十万火急的任务。这是毛主席写给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命你火速送交给他。你带第六团第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路上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灵活处置，尽量避开，一切都为送信任务服务”。
随后，陈光、肖华带曾思玉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聚会的屋子里。陈光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我们师部通信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任务”。毛泽东说：“好，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毛泽东用手指着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
曾思玉即刻带笫六团第一营和电台，迎着细雨，冒着迷雾，火速启程。经过强行军，大约在下午2时，曾思玉和所率的第一营就赶到了岔路口，立即进行东西道路的观察，并判断徐总指挥的马队尚未经过此路口，曾思玉当时心想完成送信任务有了把握，随即命令营长带部队立即布置警戒及派出观察哨，用旗语信号联络等候。曾思玉带一个班则在岔路口南侧雪松下休息等候。大约等了两个小时，观察哨的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奔过来了。曾思玉想，可能是徐总指挥的马队来了。果然，先头几个骑兵飞奔而来。曾思玉立即拿着信摇晃着并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马队停下了。曾思玉得到肯定回答后赶快把信呈上。徐向前接过信，看信封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就迅速拆开仔细地看着。只见他眉头紧锁，脸上突然严肃起来，并非常气愤地随口说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当时站在徐向前身边的曾思玉心里也是极度紧张，他问：“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徐向前略为思索后说：“没有回信，我写个收条签上名字”。并详细地询问了曾思玉的职务，以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身体状况。曾思玉接过签字的收条后就火速返回了部队。
在鲁西的6年抗战中，曾思玉所率的基本部队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三旅第七团，人称“老七团”。这个团的前身是由南昌起义部队保存下来的井冈山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中央苏区时期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林彪、陈毅曾分别担任过这个团的团长和团党代表。这支战功赫赫的红军老部队，在曾思玉带领下纵横驰骋于鲁西古战场，打得日本侵略者鬼哭狼嚎，闻风丧胆。
1942年9月27日，曾思玉仅带领两个步兵连、两个班长训练队和一个排，总共不足300人的兵力，从鲁西鄄城县北部的大石庄，前往郓城县北的李楼村，准备到那里召开一个会议。这时，日寇已纠集日伪军3万余人和10余架飞机、30余辆坦克，对鲁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曾思玉等一行刚行至范县附近的甘草崮堆村，就发现已陷入日寇的四面合围之中。更为严重的是，被日寇合围的还有未来得及转移的地方机关、医院、报社、学校人员和一些地方武装及数千名群众，他们都聚集到曾思玉所率部队周围。危急时刻，曾思玉沉着冷静，决心带领部队和群众冲出日寇重围。他站在一个小土堆上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凭着十多年来驰骋沙场的丰富经验，他发现包围自己的敌军并非“铜墙铁壁”，且有薄弱之处：敌军虽将八路军和老百姓团团包围，但他们是“一线式”展开，在甘草崮堆村千米远包围圈以外的纵深，敌人尚未配置兵力。他眼睛一亮，毅然决定采用集中兵力在宽正面上猛打猛冲的办法，以突然动作冲开敌人的一面，掩护机关人员和老百姓突出重围。
曾思玉一声令下，八路军4个连队加上一个地方大队在宽正面上一线展开，18挺机枪和几百枚手榴弹同时朝敌军开火，随即八路军官兵们呐喊着朝敌阵地奋勇冲杀过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晕头转向，待他们清醒过来，包围圈已被撕开一个大缺口。被包围的机关人员和老百姓跟在八路军后面，潮水般地奔向安全地带。曾思玉又命令部队在缺口两侧顶住敌军的反扑，掩护老百姓全部脱离险境。这次惊心动魄的突围战斗，八路军伤亡20余人，而命丧黄泉的日军却有100多人，其中还包括一名日军中尉军官。这次成功的突围战斗，受到冀鲁豫军区领导的赞扬，当地老百姓将其与历史上“刘玄德携民渡江”的佳话相媲美。
曾思玉将军是当年参加石家庄战役至今健在的级别最高的解放军将领。
1947年10月24日，曾思玉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将缴获的敌石家庄城防绝密部署图亲手交给聂荣臻司令员，为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更加坚定了我军迅速解放石家庄的信心。11月6日，曾思玉率第四纵队从东北方向向石家庄进攻，他首先命令炮兵向发电厂奇袭，发射十几发炮弹，命中目标，立即中断了电源，造成全市敌人惊慌失措。云盘山是突出在石家庄东北面的制高点和重要屏障，曾思玉指挥第三十团奋力强攻，夺取云盘山，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牢牢守住了阵地，为整个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胜利之门。从8日下午开始，四纵健儿又先后突破了外市沟和内市沟，接着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攻入大石桥核心阵地，端掉了敌军指挥部，曾思玉亲自审问了被俘的敌师长刘英，残余守敌很快缴械投降，石家庄宣告解放。
当我们走出客厅，在下门口台阶时，曾老站在栏杆傍说：“在这照一张很好”我转身按下了快门。他的乐观、开朗，90多岁的人还真似20多岁人的心，我开玩笑地对曾老说：“你知道你像谁吗？”曾老说：“我像谁”。我说：“你白眉、白发、白胡须，像洪七公”。曾老听后哈哈大笑。他一直将我送到大门口。
从曾老家出来，离曾老家不远处是江西籍老红军原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叶荫庭的家，叶老司机是江西樟树人，在大连当兵好几年了，听说我从江西来，忙请叶老爱人出来接待。叶老爱人得知我的来意，很抱谦地说：“叶老身体十分不好，无法接受采访和拍照，谢谢你”。我只好告辞，又来到了住在黑石瞧西村2号的老红军颜文斌家。
颜老身体不是很好，见我到来很高兴。
颜老是江西永新县人，1915年9月出生。1931年3月参加红军，1934年4月入党。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39军团长、师参谋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抗美援朝时，任第39军第115师副师长、师长，率部参加了一至五次战役。
战争年代十次负伤，多次立功。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第39军、第40军副军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参与领导了北大荒的开发和天津抗洪抢险工作，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颜文斌自己常说：“当年参加革命，为了让自己不受苦，加入革命队伍后，在部队受到的教育和亲身经历，使我认识到当红军不光是为了让自己不吃苦，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多数穷人不受苦，革命是为了带领穷苦人翻身打天下！”
我出身贫苦，7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我和5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实在活不下去，不得不到村里的一户地主家靠放牛、拔猪草混口饭吃。可是地主不把穷人当人看，从小我们吃的是残渣剩饭，睡的是牛棚，还经常无缘无故遭到地主的打骂。
有一次，实在饿急了，从猪圈里的食槽中捞出一小团猪食，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去，就被地主发现了。地主劈头盖脸痛打了我一顿。被打得遍体鳞伤，晚上躺在牛棚里，觉得自己命这么苦，还不如地主家的一头猪。
1931年，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正处于高潮，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能吃饱饭”，我毫不犹豫离开了地主家，报名参加了红军。
参加红军后，我坚定了跟着红军走的信心，我的这条命是红军给的，我要舍生忘死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我每次在战斗中，勇敢地和白匪拼搏，缴获了好几支枪。不论参加什么战斗，从不退缩，永远冲在最前边。
1935年11月，为了摆脱国民党130个团的大“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前夕，医生给伤员们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能出院的人随部队转移，不能出院的人，留在老百姓家隐蔽。当时我在龙家寨红军临时医院养伤，由于大腿根部的伤口仍在溃烂，不能随部队转移，组织上发给几块银元，安置在一户老乡家里养伤。就在当天夜里，这个村子闯进一群土匪，我的行囊被洗劫一空，多亏老乡挺身相救，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清晨，我拄着双拐站在村口，望着源源不断走过去的队伍，一种生离死别之感涌上心头。
上午，我所在的红十七师开过来了，我们营长见我后，劝我留下来好好养伤，并再给了一份钱。这时我坚决要求跟在大部队后边走。连里的战士走过来，大家想争着背我、有的战友要抬我，被我拒绝了。我对战友们说：“你们先走，我会慢慢赶上的。”战友们把亲手编的一双双草鞋塞给我，当时大家是含泪告别。
我拄着双拐，背着一串草鞋，随着浩浩荡荡前进的大部队，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着。队伍的行军速度快，我跟不上，沿途有不少好心的同志劝说，老表，不要再跟了。可我还是不停地向前赶，每天坚持走五六十里路。部队宿营休息的时候，我仍往前赶十多里路。
离开根据地三个多月后，我终于伤口好了，扔掉了双拐，终于追上了部队。
1936年初，红二、红六军团渡过了金沙江，当时我已经担任了连长。由于频繁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队伍大批减员，我连只剩下一半战士。部队开始缩编，将两个连和一部分机关干部合编为一个连，我担任合编连的副指导员。
不久我们开始过雪山、草地，在这里，残酷的自然环境又夺走了更多红军战士的年轻生命。
在横断山脉以南的中甸地区有一座大雪山，这座山虽说不很高，但是却很陡峭。我们从清晨出发，连续爬了一天一夜也未见山顶。次日上午，气温骤然变冷，冰天雪地。下午，终于登上了山巅。这时，空气非常稀薄，上来的人不得不拼命大口喘气，一个个只觉得头昏眼花，双腿站不稳，队伍中不断有人倒在雪地上。有的人只觉得力不从心，想坐下来歇口气，可是，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我在后面不停地招呼前边的人不许停留，赶紧下山。谁都知道，在这时候停下就是死亡，前进才有生存的希望。有几个将要倒下的战士，硬是被大伙连推带拉着跑下山去，才得以活命。下山后，合编连从上山时的一百三十多人只剩下八十多人了！
翻过雪山不久，便进入了人迹罕至、一望无边的水草地。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苦的阶段。当时，我所在师担任殿后任务。沿途补充粮食困难，甚至连野菜也几乎被前面的部队挖光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次，部队已经断粮三天，天天吃野菜根，吃得脸发青、眼发花，浑身像面团一样软。连里的干部比战士断粮更早些，因为有一丁点粮食都是先给战士吃。连队干部除了我之外，全部都在草地牺牲了。最后我也觉得挺不住了，我不愿连累搀扶的两名战士，便把驳壳枪交给他们，说：“你们先走吧，我肚子疼，休息一会儿再走”。战士们都明白放下就是牺牲，他俩哭着说：“指导员，要死，我们死在一起！”“不行，你们是革命的种子，一定要坚持走出草地！我硬是把他俩撵走了。
两名战士走后，我躺在草地上，心情异常平静，好像睡觉一样等待着死神来临。不知道过了多久，传来一阵马蹄声，有人在我耳边说：“喂，老俵，起来走哇！”之后有两个人过来把我扶起，当时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一下子又栽倒了。只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首长从马上跳下来，关切地问道：“你是饿的吧？”我点了点头。那位首长便从马背的干粮袋里倒出仅有的一碗炒面，送到我的手里，亲切地说：“吃吧！”我望着这碗比黄金还要贵重的炒面，眼泪刷地一下夺眶而出：“不，不，首长，我吃了，您怎么办啊？”首长笑笑说：“我们都是阶级兄弟，生死要在一起啊。”他见我还是不肯吃，又说：“快吃吧，是王震政委派我们来的，王震同志带头吃野菜，他说多省出几口粮食，就能多救活几名掉队的同志！”听了这话，我激动地哭了起来。吃完了用泪水和着的这碗救命炒面，顿时浑身有了力气，当天就走到了有人烟的地方，赶上了部队。
1936年的秋天，即将走出草地的红六军团全体将士集合起来，只剩下3000人了。我所在的合编连也只剩23人。
在这即将走出草地的时候，大家难免有些伤感。但王震政委的一番话，好像在每个战士的胸中燃起一团火，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同志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红军的骨头比铁硬，什么艰难困苦也压不倒我们。再有几天我们就要走出草地了，走出去就是胜利！”他鼓励大家咬紧牙关，不要掉队，坚持走出草地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
这时，师长贺庆积告诉大家，王震政委为了使同志们走出草地，带头吃野菜。现在，他把心爱的坐骑也杀掉了，把肉分给同志们吃。”
老人平时活动很少，沉默寡言，但见我的到来，性情开朗了，谈吐也多了，他女儿却说：“今天，我父亲是近几年来显的最高兴，言谈最多的一次”。
从颜老家采访岀来，天渐渐黑了，我在海边放松散步，海风吹来，显得格外的清爽，我走到大连星海广场，漫步参观海边夜景。回到招待所已是深夜，脱下鞋、袜，发现昨天换上的新袜子底下已有一个大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