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鹰击长空
“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新军阀取代旧军阀掌握了国家政权，拥有百万军队，并得到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世界上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势力异常强大。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倒向了买办豪绅阶级一边。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力量遭受惨重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2.6万多共产党人和近30万革命群众被杀，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被捕。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严酷的环境，使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脱离了革命队伍，有些人甚至背叛了革命。
据中共中央1926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近6万人锐减至1万余人。工会会员仅剩几万人，农民协会基本上被取缔，工农自卫军绝大部分被缴械、解散。总之，北伐战争失败后，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中国革命形势迅速转入低潮。”（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第7页）
1.蒋汪合污露狰容，国共合作遭浩劫
著名战略专家金一南将军在《为什么是中国》书中说：“我经常讲，中华民族总在关键时刻有一批人成为民族的脊梁。在大家万念俱灰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挺身而出、横刀立马，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神的图腾。
中国共产党成立当年，就有一批这样的人走上中国政治历史的舞台，年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而拼搏，而是为了民族救亡而拼搏。（北京联合出版社2020年6月 金一南著《为什么是中国》第63页）
重返国共合作阵营并冲杀在这场大革命最前列的青年毛泽东，此刻犹如一只翱翔的雄鹰，以他锐利的眼睛俯瞰着中华神州大地上的波涛汹涌和腥风血雨。他在长江上游湘江的橘子洲《沁园春·长沙》毅然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后，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即将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能为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用《菩萨蛮·黄鹤楼》的词牌，有感而发，从面对的地理景色，形象暗示出当时险恶的革命趋势：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
马日事变完全是在何健一手策划下进行的，也与唐生智分不开。唐生智，湖南东安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中路总指挥，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
当唐生智第八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时，何健任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1927年4月以后，他一直图谋在湖北和湖南政变。他以增防省城为由，将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从湘乡、湘潭调进长沙，作为发动叛乱的主力。
5月21日晚，叛军在许克祥的统一指挥下，分兵向长沙各革命机关发动突然袭击，在城内整整屠杀了一夜，据不完全统计，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达100余人，被捕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无数，其手段极其残忍。此后，随即散布种种谣言，反诬“此次事变系共产党发号施令”“指使爪牙围攻军队”“阴谋暴动”所致。在谎言烟幕下，他们继续在长沙进行血腥屠杀。同时通令全省各地驻军大开杀戒。到6月上旬，全省16个县级党组织遭破坏，仅长沙及附近各县被杀害者即有万余人。
面对如此危急局势，毛泽东心急如焚……
6月6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名义驱逐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紧接着，汪精卫赴郑州与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之后，冯玉祥又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事所必然。
毛泽东与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农协的名义连发四个训令，要求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和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蔡和森再次提议改组并正式成立湖南省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但这个意见仍遭反对。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起一些非议。在中央的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提出了湖南暴动的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当场拒绝了。从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被气得和罗易大闹了一场。
……
6月18日，中央政治局二十五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根据中央的政治决定起草湖南问题的决议。一周之后的24日，中央政治局三十一次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17人组成，毛泽东、何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任书记。随即，毛泽东赶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与省委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宝庆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党的组织。（《青年毛泽东》第384至387页）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后，他又命令我立刻会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的唐生智。这时，党内情况出现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27页）
这时，唐生智也受武汉国民党中央派遣回到长沙。他一到长沙，即被反共的余湘三、张翼鹏等所左右。制造：“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他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默认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共产党员数十名，杀害五人，并企图危害毛泽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省委，才毅然举起了反对唐生智政府的旗帜。可谓是清醒、及时、果断的。
在返回武汉之后，回到武昌的家中，毛泽东与蔡和森认真谈起湖南问题和有关唐生智问题。二人一致认为，武汉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静等人家来处置。遂由蔡和森执笔，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在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涛等。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曾有多次发言。
……在讨论工农武装的的出路时，陈独秀提出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他们要办工会或农会。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指出：“这可不行。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和迅速发展乡村中党。
……但这仍然遭到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的反对。他们自6月以后做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如6月15日，陈独秀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我们还不能实现“建立民主专政”，不能完成“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的任务，还“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 “如果我们与他们决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随着全国形势严重恶化，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也越来越不得人心。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停职。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即下令）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标志着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的失败。（《青年毛泽东》第385至393页）
陈独秀的一再妥协让步，助长了汪精卫的反革命气焰。7月15日，他（汪精卫）公开和蒋介石合流，背叛革命，狂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了疯狂的地步。
然而，拯救民族危亡的通天大道不可辱。在历史滚滚向前的激流当中，革命的航船不容阻挡！在遇到障碍和革命风险的漩涡的时候，划时代的伟人总会直立坚挺地站出来，扭转船头，拨开云雾，面对无比巨大的困难和挑战，砥砺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