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蒋介石频施伎俩，借屠刀大开杀戒
1927年年初，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这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形势也陡然在发生变化。
首先是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蠢蠢欲动。他们感到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威胁，一方面继续拉拢蒋介石，一方面加紧准备武装干涉。这年3月，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水域停泊的舰船，就达一百七十艘，其中在上海有六十多艘；军队增加到了三万多人。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军阀等反革命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统一战线中的新老右派勾结更紧，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事件，不断发生。
排斥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并加以清除，是蒋介石这个新军阀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大野心家蓄谋已久的阴谋诡计。在进行北伐战争的同时，他就在暗地里纠结一切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勾结和策划。
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把戴季陶、吴铁成、黄郛等一大批反共分子纠集在一起，精心策划和实施反共策略。
随着白崇禧统领的部队进驻上海市区，26日，蒋介石在下令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之后，马上乘军舰赶到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的市区，先是接见上海总工会的代表，要求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遭到拒绝之后，又要求所有纠察队听他的指挥和调动。这同样遭到了总工会代表的严词拒绝。
蒋介石见硬的不行，就只好软硬兼施：先装出一副友好的姿态，亲自带着军乐队，给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锦旗，把自己题写的“共同奋斗”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以此来麻痹刚刚夺得起义胜利但根基还不稳的总工会工人代表。暗地里实施他勾结青红帮配合他的嫡系部队，坚决阻止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来掌控上海这一大都市。
4月初，蒋介石约集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张静江等开会密谋，决定立即以暴力手段反共“清党”，并与刚回到武汉的汪精卫通电，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复职，谋划说要以武力清除共产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利全部由蒋介石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
此时的周恩来，虽然因为连日的操劳疲惫已极，但却敏锐地觉察到形势的险恶。他在4月30日召开的特委会上说：“看整个情态，他们已经做好了对付我们的准备。他们一定会用武力，而对付民众会向江西那样雇用流氓。”
但他的话未引起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视。陈独秀等人在南京惨案后，正强调发动反英运动，对蒋介石持缓和态度。
他们想缓和，可蒋介石不想。他的友好姿态没麻痹工人，却麻痹了共产党的上层首脑，他要下毒手了。
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决不允许存在。”而在布告下达之前，进入上海的白崇禧大部队都已经部署在全城重要枢纽，准备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反革命政变。上海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也在杜月笙手下的帮派监视之下。杜月笙是投靠蒋介石最忠实、最卖力的帮派势力。他曾对蒋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4月10日，江苏的共产党领导人侯绍裘等十多人惨遭杀害。
4月11日晚，蒋介石在南京下达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他用电话指使上海的杜月笙，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以谈判为由骗到已经布置好陷阱的深宅内，予以谋害。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血雨腥风中，周恩来和副指挥赵世炎、罗亦农等，深感汪寿华被杜月笙请去谈判的情况不妙。
在为他的人身安全而担忧的同时，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上海的江苏中共领导人惨遭杀害。在这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指示身边的罗亦农等派人，前去打探和解救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深夜至凌晨，突然有一批上海的青红帮流氓，多次冲进工人纠察队把守的地方，一边放枪，一边大喊大叫……就在这时，蒋介石的部队开到，这些持枪荷弹的士兵，先镇压流氓，然后又趁工人纠察队不备，对工人纠察队进行了缴械。几处的情况，都大同小异。
周恩来这天晚上，被二十六军二师师长斯烈邀请到了师部。他来到这里本是想来做斯烈的工作，因为斯烈的兄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周的学生。周恩来与副指挥赵世炎见到斯烈，对方很客气。坐下来谈话时，周恩来很快发现斯烈心不在焉的样子，东扯西扯。立即警觉不对劲，可能是被骗了。
周恩来立即起身，镇静地提出告辞离开，但对方却说：“很抱歉，你离开这间屋子，我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
副指挥赵世炎立即大怒，把茶杯摔在地上，对斯烈愤慨地说：“你要扣留我们？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周恩来强压怒火，对斯烈斥责说：“我对你很失望，你的行为证明你不配做总理的信徒！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你们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
斯烈不得不厚着脸皮说：“我也是奉命的。”说完匆匆离去。
周恩来两人无奈，在这里被扣留了一夜。次日清晨，罗亦农才派人将他们营救出来。可这时，整个工人纠察队已经被缴械，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随后，更加疯狂的公开搜捕和屠杀开始了。
13日上午，当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惨遭国民党军队的大屠杀，在密集的机枪扫射下，上百人被枪杀致死……三天，即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
14日，周恩来等秘密转移到吴淞口徐家汇一处工人住宅继续工作。
（15日，在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积极响应发动了政变。当日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两千多人，死亡二百多人。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邓颖超和母亲，在化了妆的陈铁军紧急营救下，才在所住的医院后门逃了出来。乘船来到上海之后，以母亲杨振德的署名登报找寻伍豪。周恩来看到之后，立即派人将母女二人接到一所医院躲了两个星期，之后才接到新找的一间隐蔽的房子里住下。
4月16日、18日，连续召开中央特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对策。周恩来在18日的特委会议上，就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开始取得胜利到后来惨遭屠杀，总结了五条教训……
深刻指出，这五点错误，“包括政治上左的错误”，沪区可以承认，并可有中央惩办与指正。唯中央右倾的错误，“特别是汪陈联合宣言制造的缓和空气，危害很大，如果继续下去，各方面将损失很大。”应有根本的解决办法。“军事上，应该先解决蒋介石，然后北伐。”
周恩来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武汉的情形又如何呢？
汪精卫来到后，打着反蒋旗号，迅速取得了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他同掌握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
武汉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
蒋介石则一面策动破坏武汉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因而东征讨蒋的呼声虽然很高，即始终没有实行。）
在中共中央，也有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委员会议，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参加。
这时，陕西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正开出潼关向河南进军。
冯玉祥曾倾向革命。鲍罗廷和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立即北伐，同冯玉祥会合，这样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否则如果立即东征，会同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造成危险的局面。陈独秀同意这种观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北伐讨奉。
在中共中央内部，讨论中有不同观点，瞿秋白是主张东征攻打南京，然后再沿津浦路北伐的。
谭平山、张国焘主张南伐广东，取得香港，这样来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解决财政和军事上的困境。蔡和森既反对立即北伐，也反对立即东征，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与南下广东并举。
后来，鉴于鲍罗廷的主张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赞成的，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也都赞成，所以决定立即北伐。
4月18日，国共两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继续出师北伐。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这就是所谓“二次北伐”。
武汉方面进行“二次北伐”，蒋介石就解除了后顾之忧。他巩固宁沪，占据徐州，使得（新成立）南京政权巩固了。另一方面他又打击和破坏武汉政权，促使汪精卫、冯玉祥动摇，有动摇走向反动，最后是蒋汪冯合流，武汉汪精卫也反共了，国民革命以失败告终。
“四·一二事变”后三天，广州发生了“四·一五清党事件”，开始大规模逮捕并屠杀共产党员。
周恩来在广州时居住的广东区委军委机关被搜查，住在那里的三个同志被捕。邓颖超因难产后身体没有恢复，住在医院里。她怀的孩子没有活下来。陈铁军化装去找她，要他赶快离开，到上海后，用化名登报找周恩来。
在医院里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安全转移。然后由护士送她们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周恩来看报后，立即派人将他们接走。邓颖超先在医院里躲了两个星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由郑春兴等主编《伟人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第77页至81页）
紧接着则是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广东军阀与蒋介石等密谋的又一次屠杀事件。应蒋介石之邀，李济深、黄绍竑于1927年4月初去上海参加了反共会议。12日，李等回广州，一方面调派军警分别占领要地；一面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将于16日攻击广州沙面。15日凌晨，广州全城戒严，炮声大作，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余人，死亡200余人，著名共产党员刘尔崧、李启汉、萧楚女等遇难牺牲。广州完全被新军阀所控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青年毛泽东》第380页）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刚组建，就面临严峻考验，时局艰难。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8日，蒋介石集团就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公开通缉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
22日，在武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国民党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尤以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青年毛泽东》第364页）
（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奉系反动政府在北京也开始大肆捉捕秘密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一大批中共首脑被逮捕）。全国出现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
由于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的波及和影响，从南至北不断传来中共党的组织被瓦解，党的领导和党员被残害屠杀的噩耗：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在这次事变中被捕，很开传来惨遭杀害的噩耗。
当从北京传来，李大钊等19名优秀共产员惨遭北洋军阀杀害的消息，在武汉的的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更是极为震惊和无比的悲愤！
5月21日，许克祥33团在湖南长沙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即震动国内外的“马日事变”。也预示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后大分化。使汪精卫这个以国民党左派化身的孙中山继承者，彻底倒向了蒋介石。）
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5月30日给鮑罗廷等人发出“紧急指示”：（一)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
斯大林不会不知道，4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来改变。而谋权大师鮑罗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鮑罗廷等三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
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鮑罗廷的权谋来收拾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作家出版社2020年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