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毛泽东运筹农运，讲习所卧薪尝胆
……在毛泽东接任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之前，他就时而抽出时间光临广州农讲所，亲自在课堂上所作的绘声绘色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学员的政治使命感，使这些农会干部和未来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看到了自己身边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源泉。
毛泽东在教室的黑板上，列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五大阶级：
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约100万，占总人口的四百分之一；
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阶级、小地主及附属他们的高级知识分子，约4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和小知识分子，约1亿5000万；
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等，共计约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之一半；
无产阶级，约4500万。
他的讲解和文章，十分精确和细致。其中，他如数家珍地对学员说：
“半无产阶级这两亿人中，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占全国人口之一半；而这其中农村中的农民，占一点七亿；
最后是无产阶级，包括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比较少、约200万，这200万产业工人，主要分布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和造船五种产业中，而且大多数在外资产业，比较集中，又经济地位低下，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都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2000万，游民无产阶级2000万，共计4500万。
毛泽东在讲解中，对中国约占农村人口千分之一的大地主（收管业五百亩以上）的构成，以及他们对上述五中农民采取的五种剥削方法，更是做了绘声绘色的列举……
经过这样分析，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唯一的堡垒，是一切反动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参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青年毛泽东》287至第294页）
《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辞职，毛泽东也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这样一来，蒋介石这个反共的新右派军阀的巨大阴谋的得逞，虽然也因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右倾妥协而导致，但这也从中看到了革命的艰难和我党力量的薄弱。毛泽东仍以深远的目光和更大的胸怀，投入到这在之前就已经运筹、践行的农民运动中来。
此时，在湖南等九省农民运动蓬勃大发展的推动下，全国的农民运动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虽然这场声势浩大的有党领导的斗争，也遭到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叶开鑫等压抑、摧残和镇压，影响了原计划全国第一次农民大会的召开，但毛泽东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开幕式的重要演讲。他已经成为国共两党和民间最有影响力的“农民王”，在1926年初就接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职务，并以很大精力投入到具体领导和培训指导工作中来。
毛泽东还在这前后，在国民党中央举办的宣传员、军官学校养成所和讲习班，讲授过《中国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农工政策》和对农民的宣传教育等课程，9月3日，在黄埔军校演讲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在论述关于“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时，毛泽东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自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现在中国能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的党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共产党对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而国民党对于此问题，二年前才开始注意。在国民革命的时候注意农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国民革命，就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现在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是只讲商学联合，另一种只谈农工兵联合。这两种观念，都使自己变成孤军了。且农民一支军，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尤不可抛弃。”
……毛泽东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的反袁斗争，从广东农民帮助东征军平定陈炯明，到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全面地论证了农民的革命力量。倘若国民革命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从革命胜败关系看，上海五卅运动为何失败，奉系军阀的武力镇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是失败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全国的生力军——农民没有起来，而让工人孤军奋斗了……（ 200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青年毛泽东》第330页）”
以上可见，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之后他领导农民运动和组织秋收暴动以至统领和发展中国工农红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根基！
……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
1926年10月，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从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进入到对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至深夜十二时许）。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第二日，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对成立武昌农运讲习所的）支持。
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和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
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国民党）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学习），并担负经费一万三千元……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到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增加至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至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毛泽东传》第119至120页）
12月初，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汉口建立了中央农委办事处，并同湖北党部筹商，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紧接着，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在会上，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表示，“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是“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同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的不同意见和提示，都没能引起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等人的意见，错误地通过了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做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写到：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两种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趋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勃起之日趋向右。这种‘左’倾倾向倘若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
……可以说，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以12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敏锐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
而恰恰是在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毛泽东与其直面地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矛盾冲突……当然，他的这些考虑还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
带着这些困惑，毛泽东决心要回湘实地考察一番。是时，正值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电邀他回湘指导……12月1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青年毛泽东》第345页）
毛泽东还于一九二七年初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等人的陪同下，历经一个月时间，深入巡视、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见证了湖南农村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在北伐战争影响下呈现的沸腾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