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威逼利诱铁手腕，木已成舟难调头
会前，蒋介石曾同鮑罗廷数次商谈，鲍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采取退让的态度，在同中共中央集体协商的情况下，鮑罗廷和陈独秀二人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并派张国焘、彭述之为首组成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这一提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毛泽东等坚决反对，讨论七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强要大家接受，并叫大家签字表示同意。毛泽东不仅在中共党团会上没有签字，而且在国民党二届二次全会上表决这一所谓《整理党务案》时，也没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两个人，一个何香凝，一个柳亚子。《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在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毛泽东也就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共产党中央着着退让，而蒋介石步步逼近，处处得逞，他从攫取军权开始，很快夺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委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部长、军人部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逐步控制了党、政、军各方面的最高权力，成为国民党最高独裁统治者。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坚持要求迁都南昌，并派遣嫡系部队开入上海、南京一带，积极拉拢和争取帝国主义和浙江财阀的支持，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青年毛泽东》第319至323页）
鮑罗廷自己也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对蒋正在日渐失控。他开始预作防范。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鮑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当时除第1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尽管这时国际远东局主持工作的维经斯基已经不信任这位权谋大师了，向莫斯科打报告，陈述对蒋介石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结果，明确提出“撤换鮑罗廷”，但斯大林震怒之后，非但不撤换鮑罗廷，反而加强了鮑罗廷的权利，指示“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鮑罗廷同志领导”而“鮑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与俄罗斯……被撤的是维经斯基。远东局随后也被置于鮑罗廷的领导之下。
……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独秀已经看出蒋介石利用北伐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危险，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问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时，也只有回答：“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面对刀枪如林的蒋介石，手无寸铁的陈独秀认识到其野心也毫无办法，只有采取这种消极态度。
较早认清蒋介石面目的张太雷，曾经随蒋访苏时就因分歧与其争吵，直到被蒋介石的屠刀杀害之前，也敢动不敢言，对他毫无办法。
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介石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83至88页）
于是，已经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共产党的只有三十九人。
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后，集中精力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他在与陈延年的沉重交谈中，回忆道，从创办黄埔军校的招生，到组建党军之后实行党代表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等我们被派到国民党党部中来的干部，付出了诸多心血，也取得了国民革命的辉煌胜绩。可现在，蒋介石竟这样与我们共产党决裂，这一切阴谋都一一得逞……
陈延年愤懑地说：还不都是他这个“老混蛋！老糊涂！”一步步地妥协、让步……
周恩来：谁让我们共产党没有掌握这支革命军的领导权？可我们绝不能灰心，要从头再来！毕竟手中还有叶挺独立团，还有在其他军队中的一大批共产党员……
1926年底，周恩来离开了广州，奉命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代理负责组织部工作，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郑春兴 主编《伟人的青少年时代 周恩来》第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