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1日 星期日 北京市 晴
在丰台程庄觧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干休所，我采访了江西老红军贺琪，去年在这里采访过老红军刘洪辉等同志，但这次来丰台，还是找了很久才找到觧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干休所。
贺老于1918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象形村，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医院当卫生员，护理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由团转党，1934年11月部队转移离开永新，在湖南大庸分区卫生所担任护士班长，1935年9月在红二军第十六师第十八团卫生队任调剂员，1937年在120师卫生部任护士班长，护士长，医生，所长，科长，解放战争在第七军卫生部任科长，副院长，1952年后，在后勤学院任卫生处长，第四军医大任副校长兼教务处长。
在采访中，贺老给我提供了江西籍老红军谢华的住址和电话，我离开贺老家，先赶到了老红军刘九洲家。
老红军刘九洲住在北京市安定门外兴化西里5栋，我们来回找了几趟才找到，已近中午11点30分，当我敲开刘老家门时，刘老爱人问：“你们找谁。”我回答说：“我是从江西来的，采访一下老红军刘九洲”。她在请我们进屋的同时，边开门边对里屋说：“老刘，你们家乡来人了。”
刘老步履艰难地边从里屋往外边走边说：“你们好，谢谢！谢谢！看见你们就像见到了江西一样，我生了病，患脑血栓，刚岀院，不能回家乡去了，请代向家乡人民问好”。此时，两行泪水巳从老人脸上流淌了下来。
我忙说：“刘老，刘老，你身体不好，别太激动，我一定把你的祝福录下来，带回家乡去。”“好、好，谢谢你！”刘老说。
在刘老的书房坐下，映入眼帘的是书柜里摆放着的周恩来总理的书，书架上立着周恩来总理的塑像，墙上挂着周恩来的照片……处处可见周恩来总理的影子。他说：“我一生最难以忘怀的是红军长征，还有就是在周恩来总理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那段经历。
刘老说到周总理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说：“1935年10月我们长征到达延安后，中央决定东征，到山西去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我们部队参加了东征。我东征回到延安后，组织上派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保卫工作，也就是警卫员。
周恩来第一次见到我时，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
我回答说：“我是江西于都人！”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地说：“噢，你是从于都和我们一块长征来到延安的？”
我说：“是！”
“真不简单！”周恩来点点头说。
这一年延安的的冬天十分寒冷。战士们都出外砍柴，背回来作烤火取暖用。有一次砍柴，我背的柴禾多了点，走得慢，回来时已经天晚了，其他战友们都已经回来了，周恩来看见我回来晚，对我说：“九洲，以后别背那么多了，早点回来。野外狼多，你要是回来得太晚了，遇到狼很危险，会被狼吃掉的。”
周恩来又对邓颖超说：“你把我那件灰棉袄拿出来给九洲穿，给他包一包，早晚出去砍柴背柴暖和一点。”
这件破棉袄是周恩来在长征时穿过的，它不仅帮助我度过了延安严寒的冬天，还一直温暖着我的心。由于后来工作变化不定，这件破棉袄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弄丢了。
1937年4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周恩来要到南京去工作。我也跟他到南京去。
出发时准备了三辆大卡车。由于毛泽东主席找周恩来谈话还没结束，前二辆卡车先行去西安，周恩来等谈完话后，才和警卫班战士一起乘坐第三辆车出发去西安。
当我们卡车开出离延安没多远的崂山时，突然遭到土匪的袭击。我们警卫班的战士奋起还击。周恩来身遇险境却镇定自若，指挥着战士们与敌人战斗。但这伙土匪人很多，有一两百人，还在公路前面修了工事，战斗十分激烈。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警卫班的战士们不怕牺牲，成功地先掩护了周恩来等四人脱离险境。在这次战斗中，我身负重伤，腰上被敌人的子弹打了一个大洞。周恩来以为我在战斗中也牺牲了，沉痛地说：“崂山遇险，仅存四人。”
我大难不死，伤愈回来后，又随周恩来到了南京，后来又到了重庆。尽心尽职地履行着保卫周恩来同志的神圣使命。由于周恩来是个重要的“大人物”，每次到抗日前线视察，都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日本特务也跟踪他、企图暗杀他。日本人的飞机也老盯着他扔炸弹。我和其他的警卫战士一起，每天不管周恩来到哪里、住哪里，日日夜夜跟着保卫他。
1940年5月，重庆遭到了日寇一百多架飞机重磅炸弹的轰炸。周公馆也难逃被炸厄运。在敌机轰炸警报响起时，我掩护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到防空洞避险，房子被炸起火，我又冲入起火燃烧的房子里抢救文件，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刘九洲1918年出生在江西于都县，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在赣南苏区当过儿童团员、少先队员。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三军团任司号员、通讯员。参加过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任收容队小队长。长征到达延安后，调任周恩来同志身边任警卫员。
抗日战争时期，跟随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任副官。
解放战争时期，调到第四野战军任团特派员、师保卫科长。
解放后在公安部任处长、北京西苑饭店经理、前门饭店书记等职。
最后，我请刘老对江西人民讲几句话时，刘老哽咽着说：“祝江西老区人民为国家多作贡献，这是我的希望”。
由于刘老家来了很多客人，我们告辞离开了。
下午3点，我在北京金沟河路1号院找到了老红军谢华。
谢华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乡。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军后在红三军团第五师任卫生员。
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苏区二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红三军团卫生部司药、在延安八路军卫校学习后任120师卫生部医士、医院院长、卫生处长、第七纵队二十一师卫生部长、南下在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二师卫生部任卫生处长、中南军区直属卫生处长、参加了抗美援朝、在铁道兵任团卫生处长、铁道兵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处长、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后勤部部长、铁道兵后勤部顾问等职。
谢老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现在的干部工作踏踏实实，少搞些形式上的东西，多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减少老百姓负担，现在干部工作难度大，要发扬过去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
谢华说：“我原来名字是谢芳源，1918年12月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乡。我父母共生有五个子女，我是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一弟弟，一个妹妹。哥哥谢芳谨也参加了革命，曾是于北县地方游击队的营长。
我小时候喜欢玩木头手枪，有时会把鞭炮绑在木头枪上放。1930年5月，红军到桥头扩红招兵，我看见招兵的人背的枪好奇，就拿着玩，一不注意枪走了火，我家房子楼板被打了个洞。这个洞在我前几年回家时还在，我叫家里人保存好，作个纪念。
招兵的人走时开玩笑说：“你胆大参军去吧？”我就跟着招兵的后面，他见我跟着他，就说：“你真想参军呀！”我12岁这年就参加了工农红军，分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司令部当勤务员。
当时去参军家里还不知道，一个多月后，我大哥碰到我，家里才知道的。当兵生活比较艰苦，但打完土豪劣绅、地主后，生活比家里好一些。
参加红军后，我先后参加了苏区的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在过一条河时，由于河水湍急，我人小，在过河时差点被漩涡卷走，我记得是军团卫生部长饶正锡叫我抓住骡子尾巴，才没被水冲走，安全地渡过了河。
我还有一次差点被埋掉了。1935年10月，我们长征到达了陕北，在攻打吴起镇前，我患了严重感冒，发高烧到四十多度，人都休克了，心脏都停止了跳动，战友们晚上在山沟里都挖好了坑，天下起了大雨，大家打算明天雨停了再埋，我被雨水一淋，醒了过来，不是这场大雨，我也就埋掉了。”
谢老接着说：“我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时在铁道兵团卫生处任处长，回国后，跟随铁道兵部队参加了湘滇铁路、包兰铁路、成昆铁路、贵昆铁路、鹰厦铁路、青藏铁路第一期、北京地铁第一期等全国重要铁路建设。
1982年军队裁军100万，铁道兵编制撤消，我才离休退了下来。”
我见时间不早了，也谈得差不多了，我告诉谢老今晚乘车前去沈阳采访。谢老得知我要走时，他问我“老红军钟光殿你去采访了吗？”我说：“没有，我还不知道他的信息”。谢老说：“他住在太平路总后勤部大院，也是我们江西老俵”。他告诉了钟光殿的家庭电话，我也不管时间，抓紧剩余时间，立即往太平路总后勤部大院赶去。
当找到老红军钟光殿家时，房门紧闭，向边上人打听，得知钟老散步去了，这下急得我团团转。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又没有其它联系方法，我只好在他家门口院中石头上坐下来耐心等待。
17点20分左右，钟老散步归来，他个子不高，身体很好，看上去根本不像八十八岁的老人，最多像七十来岁。
由于傍晚光线较差，我就请钟老在院中先拍照片。尔后，我们进到钟老客厅，坐下听他谈家乡的建设情况。钟老对家乡建设特别关心，他拿出一本县志介绍于都、瑞金的地理，与我谈起了他对家乡建设的想法。
他说：“于都县的县志里这张图，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沙心乡与万田紧邻，这是瑞金的地方”。他指着地图给我看，这里是瑞金万田的，现在三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电源，瑞金管不了，要看个电视看不到，第二个公路，从公馆下去，要通过万田才能到沙心乡，公馆要到万田要通过瑞金，要两县联合起来，修桥、修路呀！现在路可不好走了，尽是沙土路，下雨就不能走，第三是河流，沙心水出来后要通过瑞金，瑞金修了水闸，为了碾米，水闸一多，两岸水位就高，一下雨，一发洪水，河两傍就受淹，我意见向省长提出，把万田乡划给于都，于都现在的条件比瑞金要好一些，两个县过去历史上万田是国民党靖卫团，沙心乡是红色警卫营，坚持战争了几年，我提出能不能这样做，能这样做，孩子上学，这一块没有中学，要上学需要到宽田，又没有公路，是大山，万田划过来，万田、沙心成立一个中学校，高中不说，中学可能解决。现在电要修到河心去，要通过瑞金，你要给他用，不接就卡你，不让你过去，这样电源就不足了”。最后钟老给我提写了：“盼望江西人民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在交谈中得知，钟老于1915年12月出生在江西于都县沙心乡沙塘村，1930年12月参加乡苏维埃政府工作，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5月转党，同月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土地革命时期，任乡工会主任、区工会委员长、少共区委书记、少共西江县委书记、1934年在红五月突击动员工作出色被中央军委授予奖章一枚，入伍后任红八军团政治部民运干事、总卫生部干休连民运干事、红五军团第三十九团政治处民运干事、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三团供给处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山先遣支队军需股长、太行山边总供给部军实科科长、第一二九师被服厂厂长、太行第六军分区供给处长、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员、支部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松江省第一军分区供给部部长、独立二师供给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十二纵队第一四五师供给部部长。
建国后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处长，副部长等职。
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勋章。1956年毕业于后勤学院高级班，1959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80年4月定为正军职，1980年10月离休。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采访结束后，我速往石景山赶，朱晓琳在家等我吃晚饭，我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催促司机我赶往北京站，在22点前赶到火车站，我匆忙办理验票后上车不到两分钟，22点15分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