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1日 星期一 晴 甘肃省兰州市
一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太阳早早地射进了宾馆房间，我收拾好行李，并寄存在服务台。为争取时间，出门打的前往兰州军区总值班室所在地南昌路。在办好手续，我找到了兰州军区老干部管理处，二位干事都姓刘，他俩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得知我的来意后，翻看了先前采访的老红军照片说：“这是好事，我们帮你联系首长”。
在请示主任后，二刘拨通了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伍生荣将军的秘书吕廷利的电话，在电话中，吕秘书告知伍老在兰州军区总医院进行例行健康检查，要过两个小时再电话联系。对于其他几位老红军，他们都不熟悉，也没有存档，自然就找不到。
时间还早，我想有两个小时等候不如重游兰州市。
我1979年曾来过兰州市，后来多次路过没有下车。印象中的兰州市南关什字路最为繁华，市里有两个公园，五泉山公园和白塔山公园。黄河第一桥边也是泥土飞扬。当我走在滨河大道上，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兰州呈现在我眼前，黄河第一桥周边已成为重点游览区，街道整洁宽广。我在桥头游玩片刻，在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吕秘书电话，他得知我在中山桥说：“你继续往西走，乘109公交车过来”。我乘上公交车，坐过了一站，下车后我急忙往回赶，当到达总医院时，已是中午时分，吕秘书电话告知已离开医院，要我下午再来采访。
无奈，我只好在总医院后门面摊上吃了碗兰州牛肉拉面。看看时间才12点，我又乘车到火车站，买了明天去银川的火车票，接着返回到总医院，时间还早，又无去处，只好在医院的附近，在医院附近的黄河岸边树荫下等候。
下午3点半左右，吕秘书车到医院门口后，打电话与我联系，我立即跑步穿过马路与其会合，车里还有伍老的小女儿和孙女，我上了车一同前往住院部伍老病房。
伍老听说我是从江西来的，显得十分激动和高兴，并叫女儿倒茶，拿水果给我吃，他女儿端上几种水果，并要求我品尝一种小红带黄点的西红柿，并说：“你尝下这种西红柿，这是从太空带回来种子种的，你尝尝怎么样”。我顺手吃了两个，由于急于拍照和摄像，也没有品出什么新鲜味来。
伍老身体很硬朗，穿一件休闲装，谈吐中声音洪亮，由于前段扭了一下腰，所以一直坐在椅子上与我交谈。
我架好摄像机，在与伍老交谈时不住地按动快门，抓拍神态自然的照片。
（由于此次采访摄像带被电视台借用丢失。）
2005年9月15日，学会组织去甘南采风，我打前站先期到达兰州之际，再次前去老红军伍生荣将军家进行了采访。
我直接找到伍老的家，伍老住在兰州军区家属区的一个独门小院，叫1号院，是老式砖木结构二层楼，后院里种着樱桃树、杏树、核桃树、苹果树等。走进家中正门，伍老儿子迎接我们到客厅，伍老在客厅接待了我。
随着我们对话交谈的深入，伍老陷入了沉思。他说：“1918年我出生在江西石城县，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开辟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后，石城也成为了中央苏区，我起初在地方上做工会工作，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我作为地方干部代表在瑞金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在大会上还发表了讲话。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打阵地战，消耗战，造成红军伤亡减员严重，红军急需扩大一百万，我是团员，积极带头参加红军。参加红军后，被分在红三军团军直红星炮兵营第二连当班长，由于中央红军指挥权在王明、李德手上，毛主席受到排斥，打了几仗吃了大亏，红军损失很大。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年我由团转入了党。
长征途中，在过于都河和湘江战斗中，我们炮兵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部队经广西到贵州，在遵义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毛主席重新回到了领导指挥红军的位子上，扭转了前期长征中的不利因素，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把云南的部队调到贵阳，当我们通过云南时，国民党没有多少正规部队，红军很顺利地过了云南，巧渡了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战斗中，我们营是立了功的，河对岸敌人防守严密，在强渡之前，上级命令炮兵营先干掉敌人的碉堡，营长叫来俘虏兵赵长春，命令他把河对岸的碉堡打掉，让兄弟部队过河，赵长春有迷信思想，打炮前他说：“不怪天、不怪地，只怪上级有命令，我这炮一打，打中你们就成冤死鬼吧！”三发炮弹一打，发发命中目标，将敌人碉堡炸掉了。
长征路上最苦的就是过雪山草地，特别是过草地非常艰辛，过草地前，上级要求大家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物资上要大家准备好吃的，每人七斤青稞面，一捆柴火，一块盐巴。第一天走在一片树林里过夜，大家还过得可以。第二天开始，部队走进了罕无人烟广阔无边的沼泽地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陷入泥潭，就有可能拔不出腿来，而且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冰雹、一会儿又烈日当头，身上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有些身体虚弱的同志，病倒就起不来，伤亡率很高。我是班长，过草地时编在中央直属队干部团特种大队工程连。我班共十个人，走到第四天晚上，在一片沼泽地里过夜宿营，大家把草垛成一个台子，上面用油纸盖着，大家背靠背坐在一起，相互取暖着过夜。第二天早上醒来，有一个战友没有起来，一看，昨晚还在一起聊天的人已经僵硬了，不知什么时候死的。我们九个人互相帮助，团结一致走出了草地，最后一晚到了藏区边缘，看到藏民放牧的围栏，是用牛粪抹在树枝扎成的篱笆墙上的屋子，我们大家睡在里面过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夜晚。
我在长征中打贵州军阀王家烈的“烟枪”兵时负过一次伤。那是1935年2月，当时天下着大雪，我所在的红三军团遭遇了王家烈的部队阻击。战斗打响后，枪声、炮声连成一片，子弹在身边嗖嗖地响，突然右小腿一阵疼，我低头一看，血已渗出了绑腿，我知道中弹了，我继续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后，我解开绑腿，还算幸运，子弹只打在皮肉上，没有伤到骨头。我把子弹头拔了出来，当时红军缺少药品，我用盐调开水擦洗了伤口，包了包，一瘸一拐地跟在部队后面，逐渐掉了队。经过三四天的追赶，才赶上部队。后来，在打会理县城时，我肩部又负了一次伤，而且照样行军打仗，在长征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带着伤前进的。
红军长征到达六盘山，走到陕西保安县时，国民党骑兵追了过来，被我们消灭了，当我们与陕北红军会师时，大家高兴得很，吃得也好，睡得也安隐了。我记得当时一块银洋可以买一只羊，全班可以吃两餐。
到达陕北后，组织上派我去红军大学学习，1936年新年毕业后，分到陕甘宁边区军事部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又调到红29军任通讯排长。1937年部队整编为独立一师，我任独立团副团长。
1940年9月，八路军总部下达了百团大战的作战命令，我当时在晋察冀三分区八路军第二团第一营任营长，我带领全营五百多人参加了河北涞源的战斗，我受命带领部队消灭处在涞源城东三甲村的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据点里驻有一个鬼子分队33个人，一个伪军中队80来个人，敌人据点工事坚固，在八路军炮兵分队配合下，经过一天两夜的激烈战斗，消灭日军31人，其余2个被打伤，伪军没有顽抗，除死的全部被俘虏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休整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带领全营战士绕到涞源城西张家峪，对日本鬼子一个联队的仓库发起了进攻，鬼子见我们火力猛，战斗力强，无心反抗，扔下些催泪弹仓惶逃窜了。这次打掉日本鬼子仓库，缴获了大量的物资，有衣服、大衣 、罐头、皮鞋、帽子、毯子和粮粖等，战利品用毛驴、骡子驮了70多匹。解决了我们缺衣少吃，弹药紧缺的困难。
伍老指着橱窗里一张泛黄的照片说：“这就是打下日本鬼子仓库，我穿着日本军棉衣，带着皮帽照的一张纪念照。”
在河北我们还打了一次大胜仗，拔掉了敌人一个据点，打完仗后，老百姓高兴地送了八头猪给我们，鬼子再也不敢出来了。
伍老告诉我说：“解放战争中我是从边区打出来的，一直在西北”。当时我任第六军第18师参谋长，从边区出来第一仗打了清华砭，第二仗打了羊马河，第三仗打蟠龙，部队打到宝鸡后，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宝鸡，在敌人离宝鸡只有十华里时，部队才全部撤离。在陕西白水县驻扎，先后在清涧县消灭敌人一个师，打沙家店后消灭敌人一个旅。部队经过休整后，参加了宜川县的围城打援战斗。我们将宜川守敌围住不打，胡宗南急调一个集团军前去增援，司令叫刘戡，带了四个旅，全部美式装备，浩浩荡荡从黄陵县往宜川而来，我军在瓦子街设下了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域时，被我军团团围住全歼了。
1949年5月20日解放西安后，伍老担任西安城防司令部参谋长。后历任西北公安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后勤部政委、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青海省委书记、兰州军区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
我乘空隙时间问兰州市还有几位江西籍老红军，伍老的女儿说：“还有一位叫刘达的老红军是江西人，他的女儿就在总医院当医生”。我接着拨通了刘莉的电话。在电话里告知了采访情况后，司机仔细问清了刘莉父亲地址，我们即去老红军刘达家。
在路上，得知伍老孙子在宁夏军区服役，我打听老红军陈诗林的情况，他告诉我：“陈诗林前不久由于白内障手术感染产生了并发症而逝世了”。
我只好先行前去小稍门兰州军区干休所完成对老红军刘达的采访，车子在小稍门兰州军区干休所停下，他们帮助我联系好采访后开车离去，我同干休所协理员前去刘老家。
刘老和阿姨很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并很乐意地接受我的采访，虽然刘老行走不便，在拍照时，由于天色已晚，刘老不厌其烦地配合我在室外拍摄，并接受了我的采访。
老红军刘达于1911年出生在江西宁都县，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在军委卫生院任护士，1931年入党。1934年随中央军委医院长征。任军委卫生处护士。护理过董必武、邓颖超、蔡畅、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何长工、罗炳辉、张宗逊等党和红军的干部。长征路上，因掩护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而负伤。
抗日战争时时期，在山西八路军总部任卫生处长。经历了反扫荡、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进军大西北，经历了延安保卫战、晋西北战役、成都战役等重大战役战斗。
建国后在兰州军区（西北军区）总医院任院长、兰州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等职，荣获二级八一、自由独立和解放勋章。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为了扭转红军战士、干部的思想问题，刘达曾聆听贺龙在一次动员大会上作的报告。
刘老回忆说：“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红军部队传达了毛泽东、朱德的命令：“我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二方面军列序为120师。”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传达到各红军基层单位时，大家议论纷纷，很不理解。接着上级又发来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帽，红军战士看了更是群情激奋。一些人讲风凉话，有的干脆拒绝佩戴，甚至将其踩到脚下。
那时，我在红二方面军休养所一所任所长。为了做通大家的思想，减少抵触思想，红二方面军总部决定在庄里镇召开直属单位动员大会。大会由甘泗淇主任主持，贺老总作动员报告。贺老总首先讲到日军大举进攻，红军应当誓死抗日。接着他说：“张学良、杨虎城是爱国将领，“西安事变”之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我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是国家和民族之幸。”
贺老总又提高了声调说：“同志们！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连串的事变和发展，迫使国民党同我党合作，共同抗日。有的同志对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徽感到迷惑不解，头脑一时转不过弯；有的闹情绪、发脾气、骂娘，这都是出于气愤。现在我要给大家讲清楚一件事，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死敌，可我们现在还得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徽。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为了抗日！我们戴上这个玩意（他顺手接过一顶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这只是外观变了，而我们红军的本色一点也没有变。外表是白的，头脑里仍然是红的。我们是“西瓜政策”。外绿里红。”
贺老总的一番话，驱散了笼罩在红军战士心头的迷雾。红军战士如释重负，部队情绪十分高涨，很快就斗志昂扬奔向抗日的各个战场。”
天已渐渐暗了下来，听说我要走，刘老和阿姨执意要我吃了便饭再走，我解释说明要赶去火车站退掉去银川火车票，阿姨才去所里要了辆车送我去车站退票。我退掉了银川车票，并改买了第二天上午9点30分T295兰州至乌鲁木齐的特快。司机返送我到兰州军区第四招待所，我又办理了续住一天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