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26日 星期二 晴 湖北武汉市
按照前几天与湖北省老干部局杨宏升同志电话联系，约好前去武汉市采访江西籍老红军。
2003年8月25日，我乘1018次汕头到武昌列车，于当日中午到达武昌，下车后，在车站广场公用电话亭与湖北省老干局办公室胡家勇主任、杨宏升科长联系后，打的在上班前赶到湖北省老干局，杨宏升科长接待并协助查阅资料后，经请示约好第二天陪同前往采访，并安排我在东湖边的湖北省老干局接待中心下榻。
26日，在湖北省老干部局同志陪同下，一早就向汉口前行，我们先行采访湖北省供销社的江西籍老红军王用予，供销社老干处黄处长在等候我们，并一同来到住12楼的王老家，王老年岁已大，神智较为迟钝，陈阿姨简单地作了他的介绍。
1913年王用予出生在江西莲花县闪石坪背上村，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党，参加苏区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文书、科长、主任、恩施军分区政委、湖北公安部队第二政委，湖北省兵役局局长、宜昌地委书记处书记、专员、湖北省供销社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从王老家出来后，我们前去武汉市老干部局，武汉市老干部局办公室是原杨森的公馆，该楼保持原有风貌，比较阵旧，多处地板也已松动，杨宏升科长向武汉市老干部局同志对我作了介绍，并提出采访原武汉市委书记、江西籍老红军谢滋群，请他们协助。武汉市老干部局二处刘处长马上收拾在办的事情，带我们前去武汉市委一号院谢滋群家中。
谢老腿脚不便，我们一行到了二楼书房中，谢老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路上，刘处长与我们介绍说：“谢老在武汉市任公安局长的时候，毛主席几次来武汉畅游长江，谢老都参加负责警卫，并陪同游泳”。大家和谢老合影后，谢老向大家叙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
谢老于1917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秀水村。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8月入党。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通讯员、传令员、油印股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稽查科长，广昌警备区保卫局局长等职。1935年后，调红一军团保卫局任侦察科长等职，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战时期，任西北保卫局侦察科长、陕北学校校务印刻部长、中央军委总政战地考察团分团长、延安军政学院一队队长、军委卫生部政治处主任，中国医科大学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昭乌达盟分区副政委、朱德骑兵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等职。
建国后，历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谢老是个乐观、心直口爽的人，虽然腿脚不便，但他思维敏捷，谈吐清楚。
谢老告诉我：
“小时候，我们穷人的孩子是没有书读，放牛、拾柴，12岁那年，父母不知让我做什么好，婆婆说，要我去学徒做裁缝，我就被送到裁缝店学针线活。
兴国县那时已经有农民游击队，由于国民党、地主的反动宣传，名声不好，称游击队为“土匪”。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搞的暴动，打土豪、分田地，符合大多数贫穷农民的利益，号召力很大，农民高兴，私下里大家相互窜联，成立农民协会，农民第一次有了组织，农民协会成立了赤卫队，他们抓地主、打土豪，当时农协没有什么武器装备，用的是大刀、梭标、鸟枪。开会农民都带大刀、梭标，手上带个红臂章去参加，后来，缴了国民党民团的枪，人也多了，赤卫队也壮大了，有二万多人，改称支队。
由于兴国县是山区，特别是我的家乡在深山里，国民党派部队多次来“围剿”也追不到赤卫队的人影，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后来到了瑞金，建立了苏区，兴国县也在其中，支队编入了红军改为团。1930年6月，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他带领队伍来到兴国县，在兴国县里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后，扩大红军召兵，我是少先队，当时背了把马刀也去参加了大会，召兵的问我：“你愿意当红军吗？”
我说：“愿意当呀！”
“你多大了”我说：“14岁了”，
召兵的不同意说：“你太小了，等过几年大些再来”，
我说：“没有问题，我要求参加红军”，在我一再要求下，他收下了我，并发了草鞋、草帽，分在红三军司令部当通讯员。
当红军第二天，部队从兴国出发经富田，吉水，吉安攻打樟树，攻下樟树后，部队继续向高安，万载行进，攻打湖南文家市，在文家市消灭国民党四个团，缴获国民党中央票子有三担，还缴获了很多枪，关了第一次晌，每人十块钱。
取得胜利后，部队接到命令攻打长沙，当时长沙是国民党何健守卫，我们一直攻打了几次，都没有打开，为了减少伤亡，只好经衡阳退回江西萍乡，回到了吉安。
谢老接着说：“我参加了苏区一、二、三、四、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前三次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反国民党“围剿”的全面胜利，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与国民党采取堡垒政策，特别是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被剥夺，李德等人采取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消耗战，使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进行大转移，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出发前，部队休整了三天，我在连队当文书，部队进入广东后，我在红一军团保卫处，后又到团里任书记官，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敌人的电台，上面要求我去学电台，由于文化水平太低，翻译电文慢，只学了三个月，军团保卫局调我回去当侦察科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937年1月初，组织上要我去延安完成一个重要的侦察任务，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陕北延安进行前期的侦察工作。接受任务后，我挑选了5名侦察员，请两名老乡作向导。一番乔装打扮后，我们来到延安。经过侦察后，我回来向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汇报，延安没有国民党部队，可以进驻。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顺利从保安迁到延安。
中央机关迁到达延安后，我派去保安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分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队长。
解放后，我南下到武汉，谭政看到了我，不让我走，要我留下来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这样子我就没有离开武汉。
谢老在停顿了一会后，接着谈了两个外面不知晓的小故事。
他说：“在苏区时，上级要求我去接从上海来的客人，后来知道是陈赓同志。当年，蒋介石不要陈赓去江西，并给陈赓封官许愿，陈赓坚决不干，要回江西，保卫局得到了消息，陈赓要到苏区来，派我带几位战士去福建宁县等陈赓的到来，我们穿上便衣，化装成老百姓，把陈赓可能经过的路口堵好，等了一会，看见一位穿西装戴墨镜的人过来，与上级交待的差不多，我们迎上去，果然是陈赓同志，他当时还以为我们不是红军，我们讲清后，我们一路护送他到瑞金，陈赓很高兴，并表扬了我们。”
接着谢老又说：“在延安时，国民党也派有特务，主要是CC系特务，破坏和谋杀红军干部。有一天，朱德警卫员倒了一杯开水给朱德总司令喝，朱总忙，没有喝，警卫员顺手将水喝了，结果中毒死了，这个情况就很严重呀！敌人已经到总司令身边了，上级要求这个案子一定要破，而且要尽快破案，怎么破，给保卫局出了个难题，经过几天的侦察，怀疑是医生所为，陈赓派侦察科长化妆成马夫，因为团以上干部都有马夫，在首长身边观察，容易发现接近最多的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确定是医生所为，将他抓获，这个事情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武汉老干部局同志说：“谢老多次陪毛主席畅游长征。”我接着说：“我见过很多报道，毛主席游长江，谢老负责保卫。”
谢老笑笑谈起了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经过：“在毛主席游长江前，在武汉我就见过。那是1953年2月16日，我接到上级电话，当晚毛主席将乘专列到武汉视察，要求我务必提前作好周密保卫工作。当天晚上11时许，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进汉口大智门车站。
毛主席此次来武汉视察，在武汉停留了三天后前往南京。在毛主席登船之前，毛主席和我握手。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江西兴国县人。毛主席很高兴地对我说：“江西老表，好呀！小谢，今后我来武汉的活动由你来安排吧。”
1956年5月31日，毛主席突然提出要游长江，而且他说游就马上要游，怎么也劝不住。我们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大家都慌了神。5月31日那天，毛主席是从长沙乘专列抵达武汉的，我去车站接的车，并和毛主席坐在同一辆小车上，护送毛主席去下榻的寓所。当车子行驶到武昌区鲇鱼套时，毛主席突然叫司机停车。毛主席突然说，“我要游水！”我刚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他紧接着又重复了一遍：“我要游水”，而且语气很坚决！我这时吓了一大跳啊！我是负责毛主席安全保卫工作的，身上的责任有多重我心里清楚。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更何况当时武汉还潜伏着为数不少的国民党特务！
我当时和其他在场的陪同人员一齐力劝毛主席不要游，但无论怎样劝阻都无济于事。事情来得突然，我赶紧向当时的武汉市市委书记张平化请示，请张平化出面劝阻毛主席打消游长江的想法。
张平化书记一接到我的报告，也惊吓得不得了，立即赶来劝阻毛主席，张平化对毛主席说：“长江里有江猪，水深浪急，不能游”。但毛主席态度坚决。我在延安时就知道毛主席的脾气，一旦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
我一边请张平化书记继续劝阻毛主席不要游，一边火速抽调人手，紧急布置安全保卫工作。鉴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我决定从湖北省体委调遣20名政治过硬、技能体能出众的运动员来护游，同时在游泳点增派警卫，又派人找来10条小划子，在江面上从两旁保护毛主席。
毛主席那天游长江是从武昌造船厂入江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做任何的热身动作，径直走到江边，脱掉浴衣就下了水，我们就在他老人家身边不远的地方跟着游。他游得很开心，还不时跟我们身边这些陪着游泳的人讲话，谈游长江的感受。毛主席那次在长江中总共畅游了1个多小时，最后游到武汉余家头附近的岸边，在那里登船。上船后，毛主席的精神状态很好，他先抽了几根烟，随后就用餐。在吃过一道清蒸武昌鱼后，毛主席诗兴勃发，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从1956年毛主席来武汉第一次游长江，到1966年最后一次在武汉畅游长江，我不但每次都接到党中央的命令，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而且在他老人家总共42次畅游长江的过程中，我都全程陪同。”
谢老说：“在位于武昌造船厂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文化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的石刻上，记载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4次，并刻有详细的时间表。其实毛主席总共畅游长江42次，远远不止14次。毛主席畅游长江时除了1966年7月16日的渡江是对公众公开以外，其他41次都是在消息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每次有关毛主席游长江的消息和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
毛主席很幸运，游了长江那么多次也没遇上过江猪。不过，我们每次的保卫工作确实细致到位，比如当时我们要封锁码头，不让船只过来。同时，为了提防江猪、鳄鱼，还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
采访谢老结束，己到中午，武汉市老干部局己安排好了午餐。
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武汉市老干部局陈局长，从哈尔滨开会刚下飞机，就赶过来陪我们吃午饭。他在席间说：“我听说你从江西来采访老红军，我一定要来陪下你，不容易呀！我这次在哈尔滨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会上就提出了弘扬井冈山精神，中央拨五个亿建井冈山行政学院和设施改造。”
下午，我们直接来到东湖路18号的老红军李周士家，去年来武汉采访时，李老去了澳大利亚小孩处，没有遇上，周科长也对李老很熟悉，李老家住在武汉东湖边湖北省民政厅宿舍，当我们敲门进屋后，周科长对李老介绍了我，李老听说我从江西来，很激动，在与我谈到长征时，几次抹眼泪。
李老说：“我是江西泰和人，1921年出生，1933年12岁参加了工农红军，1936年由团转党。
我哥哥任泰万支队队长，在哥哥的影响下，我参加了少先队，参加打土豪、斗地主的活动，并于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们准备去瑞金，部队走到兴国观田时，红军兵工厂在观田，领导把新兵部队编成了一个团，叫二十二团留在观田，经过一段时间的新兵训练，派我们团到江西会昌县参加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当时我任护士。
1934年，我们团从江西会昌反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战斗中撤出，经过于都河，执行中央战略转移的命令。
我们红五军团在中央机关后面撤出的，所以行军与红九军团压后。当部队行军到湖南时，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最后部队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到了水田乡进行休整，此时，我们才知道部队是进行长征。
休整几天后，部队进行了改骗，我仍然在红五军团。
在往后的长征日子里，我们很艰苦，过乌江时，人过不了河，河深水急，我们砍竹子扎竹排，有的用门板当船过河。
过夹金山雪山，我走了一天多，头一天在山下走，走到山中间时部队休息，第二天天刚亮部队就出发了，向着山顶走，越走越喘气，出发前要求人要跟上，不能掉队，防止滑下雪谷，大家手拉手相互搀扶着向雪山上爬，前面的同志很辛苦，不仅要开路，还要在一些路段插路标。引导部队前进。中午时出了太阳，我们也到达了山顶，稍作休息，就开始下山，在路上有的同志不慎就滑下了雪谷里，救都救不到。
翻过雪山，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过了一段时间，部队继续北上。为了避开国民党部队的堵截，只好过草地。草地里尽是泥坑和沼泽，要不留意，陷进泥里爬都爬不起来，如果有人陷进去，不能乱动，要两手往后趴，脚一只一只拿出来，才不会整个人陷下去。加上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充足的粮食补给，部队伤亡很大，走到草地中间，有一条小河，只有2￣3米宽，水不深，但很急，很容易将人冲跑，就这样涉水过去很难走。当时，我们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一起过河，先叫水性好的同志过河，带上绑带两岸对拉，人靠绑带绳子拉住过河。”
停了一会，李老接着说：“我们记得过河时，彭德怀对我们小红军很关心，叫我们拉住马尾巴或骑着马过去。在草地里我们走了九天，李天佑、肖劲光也与我们在一起过草地，吃的苦是同样的多。”
由于去的时间就晚，时间不长，天就快暗了，我和周科长邀请李老夫妇夫下楼在院子里照个合影留个纪念。
从李老家出来，我请周科长同去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老年病一科108房采访老红军刘钦云，由于刘老病情很重，一直都处于吸氧状态。我们只好放弃了采访。在回接待处的路上，周科长开车顺便同我去买好了凌晨2点22分武昌去洛阳的火车票，回到接待处住处，湖北省老干部局三处李处长，办公室胡主任和石科长在等我吃晚饭，本来我是吃完晚饭去火车站候车的，他们几位一定要我先休息，并交待周科长晚上一点钟来送我去火车站。
晚上1点10分，周科长打电话催我起来，并帮助我背背包送我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