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7日 星期四 晴 福建省福州市
2003年8月6日傍晚，乘2216昌福列车离开南昌，在此行之前，我已于单位同事肖秋妹爱人赵斌联系，赵斌在福州通讯团任参谋长，我委托他协助寻找到江西籍几位在福州的老红军，并顺利地联系好了采访的对象。
火车行驶了近12个小时，于7日天亮到达福州火车站，赵斌和肖秋妹到火车站接我。吃好早点，赵斌将我安顿在他部队招待所住下后，请了一辆军用吉普车陪我前往南京军区福州第二服务处联系采访事宜。
第二服务处离通讯团不远，服务处王干事接待并安排了一位同志陪同我去老红军谢家祥和朱耀华二位将军家。
谢老家就靠近附近福州五凤山下边的南京军区第二服务处的一栋小楼，四周地势空旷，大树参天，环境优雅，谢老从福州军区任顾问离休，来到福州居住，他很少外出。
在采访中我得知：1914年5月谢家祥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战以前：历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九团技术书记、连指导员、军委警卫营特派员、总政治部锄奸部干事、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教导大队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纵队第二十二旅第六十五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八纵第二十三师政委、第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政委。
建国后：任第四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三年奉命入朝作战，历任第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任第五十四军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九年担任了四川省委书记。 一九八五年离休任福州军区顾问。
是中共第九、第十届党代会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谢老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央红军在苏区扩红。我当年还不到二十岁，带着七个同伴报名参加了红军。由于出身中农家庭，招兵的人开始怎么也不肯接受我。经我软磨硬泡，东奔西跑求人说情，最后找到县裁判长，请他写了一张纸条，才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红军。
参军后的第二年，一九三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随部队开始了长征。
长征途中，经历最艰苦、战斗最激烈的一仗要数湘江之战。
1934年11月25日，我们行至距湘江边还有几十里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必须赶在当晚十一时以前渡过湘江，掩护主力部队继续前进。那天快做好的饭也没有来得及吃，部队就立即分成十余路纵队向湘江边跑步前进。敌人逼得很近，流弹在空中呼啸而过。第四天中午，军团到达了渡口，渡过了湘江，控制了渡口的阵地，较好地掩护了后面部队过江。
长征渡过大渡河后， 我们准备翻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在翻雪山时，走到快接近山顶时，山上风大，吹得呼呼叫。雪山的雪也特别耀眼，由于山高，山顶空气却很稀薄，人憋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快到山顶的时候，双脚突然像踩在棉花堆里似地踩不实，腿也没劲，软软地挪不了步，头也一下胀大，嗡嗡作响，晕得我直想在雪地里坐下。骑在马上的首长见我要坐下急了，拼命地喊叫：“小谢，快拉住马尾巴，千万不要坐下！”我紧紧拉住了马尾巴，终于坚持翻过了雪山，要不，也像一些战士一样，永远和雪山长眠在一起。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我所在的左路军，经历了三过草地、二爬雪山的艰难岁月。草地里行军难于上青天，每过一次草地就面临一次死亡威胁。
在第三次穿越草地时，红军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粮荒，有时连野菜也很难找到。因路程远、时间长，所带的粮食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生存，部队严格控制粮食定量，粮食不够就挖野菜，有时连野菜也挖不到，便饿着肚子走，实在难忍就把牛皮烤焦充饥。
有一次，前面的部队漏了大约一碗的青稞面在路上，我和战友发现后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连土带沙全捧起来，再一一挑选干净，但谁也舍不得吃。实在找不到什么吃的了，战友只好把那碗青稞面用火烤熟，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吃。剩下最后一口时，大家推来让去，谁也不肯吃。 ”
一九七八年，谢家祥从成都军区政委岗位上调到福州军区当顾问。一九八五年离休以后，他的家搬到福州市铜盘路上的第二服务处，将军所住的二层小楼，掩映在绿色的树丛中，衬映在四季鲜花之中。将军有个幸福美满的、温馨的家庭。还有四个儿子、儿媳对他都很孝顺，还有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敬重爷爷的四个孙子。谢老安享着幸福晚年。
从谢家祥将军家采访出来，赵斌陪我来到了福州市中心的南京军区第二干休所，车进院子，一经询问，得知朱耀华将军住在院子深处的独门独楼内。
朱老见我们一行到来，一脸微笑，很热情地请我们在客厅坐。外面天气十分炎热，进到室内凉爽舒服，随同而来的秘书说：“朱老是解放福州的第一师，当年是朱老指挥部队解放了福州市，福州人民庆祝解放日都要请朱老去的”。使我对面前这位老人更增加了几分敬佩。
1917 年11月，朱耀华出生在江西省瑞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0年，时年13岁的朱耀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戎马一生中，朱耀华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战役都参加过。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过程，其间有喋血湘江、四渡赤水、激战乌江、飞夺泸定桥，攻克天险腊子口等：到达陕北后，参加了曲子镇战斗、直罗镇战役、东进、西进战役、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陆房战斗、鲁西、鲁南战役、津浦铁路破袭战等：解放战争时期：率部参加了莱芜战役、泰安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宛西、宛东战役、开封战役、睢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解放福建……
战斗里成长，战斗创辉煌。土地革命时期，朱耀华任红军十二军34师战士、红四军10师28团战士、红一军团 2师4团2营党支部书记、排长、连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686团连长、教导队长、作战参谋、营长、115师侦察科长、团参谋长、警6旅11 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三野战军十纵29 师参谋长、副师长、二十八军 83 师师长、十兵团作战处长、二十八军第一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二十八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中央军委纪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反“围剿”中九死一生
1932 年11月，蒋介石对苏区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朱耀华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以两个主力军出击，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江西黎川县城。此后，部队遵照临时中央“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迅速发起了金溪、资溪战役，以打开通往闽北之路。
攻打资溪战斗后，时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一天拂晓，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率 10、11 两个师艰难地进入阵地，朱耀华这时为10师师部通信员。
“砰、砰”，战斗打响了，山谷两侧枪炮声响成一片。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压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人据险死守、顽固反击，同时集中几十挺机枪一起向朱耀华所在部队扫射。红军虽伤亡很大、但英勇顽强，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这时，师首长调整了作战部署，重新组织一个营的兵力阻击敌人，终于使阵地数次失而复得。这时，朱耀华奉命向阵地前方传达命令，途中不幸中弹负伤，昏迷倒下。一会儿，敌人以一个旅的优势兵力进行反击，阵地失守了。当满身是血的朱耀华醒来时，左腿还不停地流着鲜血。发现阵地被敌人占领，他忍着剧痛，抓起一把湿黄泥捏成一团，塞在伤口上堵住血，然后用绑带简易地捆扎着，取出驳壳枪把子弹上了膛，脸朝下趴在地上。他想，这样也许敌人不易发现他是死是活，万一敌人来翻他的身子，还可以立即还击。忙于抢占阵地的敌人也是慌慌张张在跑步，便从朱耀华身边匆匆而过。
朱耀华被抬回时，左腿肿得很大，由于骨头被打碎，需要动手术取出，当时麻药又很缺乏。医生和卫生员便叫他躺到竹床上，同时叫了几个战士把他按住。就这样一刀一刀地将伤口边的坏肉割下来，直至将碎骨取出，朱耀华痛得满头大汗。朱耀华说：“在那个年代负伤是常有的事。对于生死谁也不放在心上，吃了上顿饭也不知能否吃到下顿饭。反正有一个信念，就是死了就拉倒、活着就要继续革命到底。”
飞毛长腿抢占泸定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强渡天险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向大渡河日夜兼程。要迅速强渡大渡河，必须火速拿下泸定桥，情况十万火急，他所在的红4团接受了夺取泸定桥的艰巨任务。当时团长为耿飚、政委为杨成武。朱耀华担任2营支部书记兼通信班班长。该班有8个通信员，主要负责传达营领导指示和上级作战命令等。
根据部署，要求部队从安顺场出发，3天急行军 320里赶到泸定桥。经过紧张的翻山越岭和途中打垮两次敌军拦截，第一天完成了80里行程。这对通信班长朱耀华来讲，何止 80里，他时常为传达首长指示来回在长长的队伍前后奔跑。他的鞋跑破了，就用绳子绑住，结果磨破了脚，还打起了血泡、最后就打赤脚，一边咬紧牙关继续行军，一边还帮助战友扛枪，同时还要在队伍前后进行鼓动：“同志们，快点！再快点！！后面追兵就在尾部，我们如不抢先赶到，就要困死在这里。”支部书记的话令人鼓舞，战士们在争分夺秒地赶路。
第二天，部队又接到上级命令，必须排除万难把剩下的 240里一天一夜走完。与此同时，隔河同行的敌人点着火把也在拼命地向泸定桥增援。为快速行军，红军也点燃了火把，由于风吹雨打，有时火把熄灭，朱耀华主动上前引燃。最终，部队抢在敌人前面，按时到达了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是用 13根粗铁环连成的长索做成的，两边各2根为桥栏，底下并排9根为桥面，桥面上的木板早被敌军拆掉，往下看似无底深渊，令人毛骨悚然。勇士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攀踏着悬空的铁链向对岸冲去。敌人一看无法挡住红军的冲锋便弃城而逃。就在我军抢占大桥冲进城内，弹药快用完了，敌人进行了反扑，好在我们的后续部队及时赶到，才把大部敌人歼灭。朱耀华感慨地说：“这次急行军是我长征途中最艰苦、最紧张的一次。要不是我们红军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桥西岸，没有那种勇往直前，毫无畏惧的英雄气概，飞奔泸定桥是很难成功的。”
曲子古镇枪声酣急
1935 年 10月，红军前卫部队翻过六盘山后，朱耀华被编在红2团2连担任步兵排排长。大部队经过孟家园，到达环县曲子镇时，得知镇内驻扎着敌人东北军一个旅，还有几百匹马，镇外还有敌人一个师及部分骑兵，并向我前哨阵地逼进。于是大部队紧急改变行动，由红4团负责保卫中央红军绕过曲子镇和环县，向河连湾前进，以防敌人追击。攻打曲子镇的任务便交给红2团去完成。
曲子镇是一座古镇，周围筑起了二丈多高的土城墙，墙下面挖有壕沟，敌人在墙上筑有工事，并配有机枪，哨兵在上面来回巡逻。要消灭城内敌人首先必须打开城门，朱耀华得知后主动要求参战。
第二天中午，他亲自带领突击排36名战士潜伏在土墙下的壕沟里，随着猛烈的火力掩护，朱耀华一声令下：“全排跟我上”。战士们迅速架起了长梯子，突击队员顺着梯子拼命往上爬，最前面的是四班长，他牺牲了。第二位的是朱耀华，他接受四班长的教训，沉着冷静，首先拉开两枚手榴弹的引线，待冒出一阵浓烟后，准确地投进土城内。“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炸死的炸死，吓跑的吓跑，在烟雾尚未散尽时，突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部登上了土城。来增援的敌人发疯似地进行反扑，冲在最前面的朱耀华一个箭步冲上去。举起驳壳枪，骂道：“见鬼去吧”、连射20发、当即有六七个敌人倒下。
“勇士们冲啊”！指挥员话音刚落，手榴弹、枪弹一同向敌人开火，打得敌人抱头逃窜。有的战士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拼杀，不到半小时，土城上的敌人被歼灭了，并顺利地打开了城门的通道。
战斗结束后、朱耀华被提升为代连长，并受到团政委在一次大会上给予作战勇敢的表扬。
陆房地区突出重围
1939年5月，时任八路军115师686团2营7连连长的朱耀华所在的部队，奉命向山东鲁西地区前进，开辟敌后根据地。这是一支曾在平型关大捷和汾榆公路伏击三战三捷的部队。他们的行动，很快引起了日军的发觉，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亲自指挥从济南、泰安等 17个城镇调集的兵力8000余人、配有汽车、坦克百余辆、大小火炮百余门，兵分9路向我们部队扑来。敌人首先在外围地区进行“扫荡”、接着南北推进、逐步合围，致使 115师师部、686团、鲁西地区党委机关共3000余人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内。部队当即决定向西南方向突围，当行进到陆房地区时，遇到了敌人重兵阻击。
陆房地区，四面皆山，地形向一个脸盆，纵横不过 10 余里，周围山区不大，部队无法隐蔽，形势十分危急。此时，代师长陈光当即命令686 团分 3 路占领3个山头。2营占领陆房以北的凤凰山，其他部队扼守陆房以东和东北及西南的肥柱山和牙山。为了保护师部，朱耀华率连队140人，带着7挺机枪坚守在凤凰山上，严密注视着敌人，及时进行反击。在他指挥下，指战员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大的进攻。血战整整持续了一天，敌人一个一个倒在我们阵地前面，我军的伤亡也不小，朱耀华所在的连队只剩下81人。尽管战斗这样残酷，但战士们的情绪仍然高涨，纷纷表示：为了保证师部和团主力安全突围，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有我在就有阵地在。
天黑了，日军不惯夜战，便就地收缩，继续包围陆房。而我军一到天黑，就将笨重物资就地埋藏起来，而后悄悄地沿着山间小路顺利突围。
朱耀华所在的7连和8连在山头上同敌人浴血奋战，直到营特派员江拥辉传达上级可以撤退的命令后才离开陆房。师部及团主力安全突围出去后，受到了师首长的口头表扬：朱耀华率部队英勇顽强地坚守住了阵地，保证师部的安全。此次战斗，日军伤亡1200人，其中军官50名。
挥师解放福州古城
1949年8月10日，华东野战军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发布了攻打福州的命令，十余万大军分三路朝福州方向快速挺进，拉开了三面包围福州的战斗序幕。三十一军为左翼攻击军、任务是攻取连江、马尾、断敌海上退路：二十九军为右翼攻击军、任务是攻取永泰、福清、长乐、断敌陆上退路：二十八军为中路正面攻击军，任务是沿福汾公路、闽江西岸，从西北两面进攻福州。朱耀华是当时二十八军主力83师师长。
福州地处闽江下游。一面临江，三面环山。四周有着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福州及其周围的守敌武器装备精良，且蒋介石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尽力保住沿海岛屿和福州，并调集12万的兵力进行顽抗，同时命令重新整修工事，增防马尾地区，以保障福马线及闽江口的交通要道，其战斗力是不能低估的。
8月15日，朱耀华率83师官兵胜利攻占了福州北郊的雪峰，16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率师攻占了敌城西防守阵地甘蔗、徐家村逼迫城郊，进一步靠近福州城。这时，敌人垂死挣扎，双方展开了争夺战。83师作战部队虽缺少亚热带山地进攻的经验，但却打得十分勇敢顽强。指战员不顾气候炎热，山路崎岖、勇猛追击。
8月17日拂晓，朱耀华师和82师从正面攻占福州、245团首先攻入市区，该团3营迅速控制了解放大桥（万寿桥）。在夺桥战斗中，副营长魏景利光荣牺牲。该团攻占仓前山后，其他各部队相继入城，就在敌人逃跑时，城东横屿一带敌军 318 师未及逃走，被我83师247 团包围、经劝降后，在敌副师长赖惕安带领下，1900余人投诚。
接着，两个师并肩向南追击至乌龙江北岸，共歼敌 14000余人。整个福州战役历时13天，歼灭了以朱绍良为集团主任的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1个兵团部、3个军部、7个整师和5个师的大部，共5万余人，解放了福建省会福州、周围9座县城和著名军港马尾。
福州解放后，83师奉命驻守福州担负警备任务，师长朱耀华兼任为福州警备司令员。
保持老红军的本色
1986年11月。朱耀华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离休之后，他总是风趣地说：“人老了。就要离职休养、手头有些工作可以丢，但在军队中培养出来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衣服到现在都是自己洗、衣服破了也是自己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补素的老红军本色。他走到哪里，就言传身教到哪里。吃的、用的，非常节省。常常捐钱捐物给贫困灾区的人民。晚年的朱耀华已是儿孙绕膝，但对新一代的要求十分严格，决不得以他的名义谋私利，捞好处，丢掉老传统。每当看到儿孙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出贡献时，朱耀华心里总是乐呵呵的。
朱耀华兴趣广泛，喜欢种树养花，空余时间和夫人唐波及身边工作人员翻地锄草，浇花育苗。当问及朱耀华是否常出外走走时，他告诉我一件趣事：前段时间，他到一家百货商店购物被人认出来了，很多人一下子围了过来，仔细目睹这位当年解放福州功臣的风采。大家问这问那，非常关心他现在的生活和身体情况。离开时还有几位年轻人提出要将军签名、合影等等。朱耀华现在居住在福州。晚年非常关心福建的建设和发展，他愿继续为福建多做贡献。对朱耀华老将军的情怀，我们由衷的敬佩，我们祝愿老将军健康长寿！
朱老最后说：“我参加革命，就是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毛主席不怕牺牲，奋勇向前。
下午，赵斌参谋长放下繁忙的工作，亲自陪同我前往老红军肖锐和谢家华、候敏家采访。
老红军肖锐住在福空菜园山干部休养所内，我们到了肖老家，得知肖老在福空医院住院，在肖老爱人张淑芳的带领下，我们开车到医院见到了老红军肖锐，肖老精神很好，听说我们从江西来倍感亲切，不仅是家乡情，而且肖老在江西工作数年，儿子、媳妇现都在南昌市工作。听说我专门来福州采访江西老红军，他很支持并配合采访。
肖老说：“1917年11月我出生在江西于都县，我们村后来划为宁都县，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入团，1936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的“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时在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中央活动，致使我们三过草地、三翻雪山，造成部队损失过大。1936年才到达延安。
我先后担任通讯员、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参加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我调防空军第五0六团任团长，防空师任参谋长。
回国后，在沈阳空军高炮指挥部任副司令员，后任第一0三师师长，空八军副参谋长，文革时在江西支左，任江西省革委会常委，1979年到福建任福空顾问。”
肖老的父亲是裁缝，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让他念书了 。因为家里穷，肖锐才14岁就参加红军，大枪扛不动，只能枪口朝下背着。可肖锐是非常渴望念书的。当红军前在家里，有一次，他鼓起勇气跟父亲商量，能不能让他白天干活，晚上去念书呢？可这点小小的愿望还是没有得到父亲的点头。他父亲说，晚上要是去念书的话，白天干活会没力气。其实父亲何尝不希望自己的小孩有知识、有文化，可穷人饭都吃不饱，怎么有钱上学呢。肖锐学文化是参加红军以后，党号召自己的子弟兵要会认字，他就以树枝为笔，沙地为纸，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就是这样学写字。长征到达延安后，才开始比较系统地学文化，总算弥补了小时候无法上学的遗憾。
肖锐长征时是在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先是担任红九军团的军团部通信员，后来担任第三十二军第八十团司号长。
他在长征中历经磨难，可谓九死一生。有一次，敌人到了跟前才发觉，这时候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敌人硬拼。国民党的装备极好，天上是他们的飞机在扫射，远处是他们的大炮在轰击。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肖锐他们虽然奋起反击、顽强作战，但形势对他们来说越来越严峻，连队指导员的眼睛都被打瞎了。到了最后就是肉搏，当时离敌人非常的近，肖锐说：“敌人要是开枪的话，他准没命了，可是敌人偏偏想抓活的”。看着敌人一步一步逼近，突然间，他看到旁边有一条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滚了进去。敌人立刻跑过来用机枪往沟里扫射。那条沟要是一般的小沟，肖锐也是凶多吉少。也算肖锐他福大命大吧，当时那条沟不仅很深，而且沟里的草也很茂盛，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滚下去的地方，沟壁上正好有个较大的凹陷处，他立刻躲了进去。就听见子弹在耳边劈劈啪啪响，但是都没有击中他。
枪声沉寂后，他还是没敢出来。就这样，一直在沟里躲了多少个小时他都不知道，反正直到天黑下来了，四周静悄悄的，他才敢爬起来。
像很多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一样，生病是很平常的事情。不同的是，有些战士因病不起，长眠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而肖锐是挺了过去，捡回了一条命。长征中他病了好几次，感冒发烧打摆子，可他都坚持跟着部队走。有一次，发烧烧了好几天，当时因为年纪小，身体很弱，眼看是要不行了。后来老炊事员杀了一条小狗，炖了一锅狗肉给他吃。那是条还没长毛的小狗，反正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救不救得活就看天意了。没想到肖锐出了一身汗，竟然好了，又可以给领导，给战士们吹他的号了。
长征中最艰难的就是过雪山草地，不知道有多少红军战士在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牺牲在草地的沼泽之中。肖锐跟着红九军团过了三次草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在会上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同时穿过草地北进，肖锐所属的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一起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实际是张国焘掌握大权。经过几天艰难的行军，草地行军完成了三分之二，正当胜利在望的时候，张国焘搞分裂，命令部队南返阿坝。虽然大家都很不理解，但军队有铁的纪律，肖锐他们还是听从命令往回走，回到了阿坝。
在川康边界打了几仗，屡战屡败，再加上当地空气稀薄、语言不通、天气恶劣。1936年6月，张国焘在党中央、毛主席多次来电劝说下，在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斗争下被迫同意北上，肖锐他们跟着朱总司令沿着右路军的路线又踏上了草地。由于他们已经是最后一批过草地的部队，野菜早已经被先头部队吃光了，加重了过草地的难度，到最后连皮带都拿来充饥，就这样咬着牙走出了草地。
到延安后每个人都要求检查身体，肖锐是一身的病，尤其是心脏有问题。当时部队领导为了照顾他，劝他转到地方去休养，这比留在部队北上抗日舒服多了，可他没有去，他不想离开部队。
为此，肖老一生经过多少枪林弹雨，戎马一生，没有离开军队。
在交谈中，肖老吐露出对江西的深厚情谊，对江西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厚望，并一再提出，身体好些要回江西老家去看看。
从福空医院出来后，我们开车在福州市铜盘路福州南京军区第八干休所采访了杨家华、候敏夫妇。
在干休所内靠近山边的空地上，有一栋新装修的两层小楼，这里住着老红军杨家华、候敏夫妇。我们停好车，走进客厅，杨老夫妇在家等我们。客厅内光线充沛，几盆鲜花格外鲜艳。老红军杨家华、候敏夫妇都是走过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
杨家华是江西瑞金城关上阳村人，1916年出生，1932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33年入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一方面军警备连当战士。
他先后历任班长、副排长、排长、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参加了湘江之战、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陕北直罗镇、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杨老历任连指导员、兵站办事处指导员、独立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长征刚到陕北时参加了两进甘肃曲子城战斗，东渡黄河晋南战斗和平型关战役。经中央派往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山东胶东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团政委兼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加了山东平度胶河口战斗。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任师政委、军政治部副政委、军区工程兵政委、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顾问。
候敏，1920年出生在四川旺苍县，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三翻雪山过草地，二次负重伤。历任红军宣传员、卫生班长、调剂员、医助、军医、军分区后勤办公室主任、卫生所长（正师职）等职。
杨老父妇生性活泼，善于言谈，杨老特别对家乡来的同志更是热情有加。在访谈中，杨老与我谈起了家史和参加革命后几段难忘的经历。
1916年8月13日，我出生在江西瑞金县城的上阳路，也叫上阳村，这是一个很穷的小山村，从爷爷辈开始，就租种了当时瑞金最大的杨姓地主家的二十亩地，这二十亩地整整耕种了三代，当地的农作物一年两茬，一茬种水稻，一茬种地瓜、大豆等农作物，一年收获下来交完地租、房租之后，所剩下难以养活一家三代12口人。
在幼年的记忆中，我没有吃过一顿白米饭，肚里装的都是地瓜、杂粮和野菜，有时实在饿得慌，就往肚里装凉水，由于营养不良，从小发育就不好，乡里乡亲都叫我“矮子”。
由于我的到来，父母将小姐送了人，我的大哥杨家荣比我大十七岁，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他，居然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会拉一手动听的二胡，还练得一身好拳脚，全家没有一个知道他是从那学来的，大哥爱读书，不管什么书都读，但他不愿进学堂，也反对弟弟们进学堂。大哥在二十岁以前一直帮父亲料理农田，农闲时，收集黄豆挑往广东杏林去换杏林产的咸鸭和盐。以赚取一些差价补贴家用。
1930年10月，毛主席率领井冈山的红军来到了瑞金县，并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听大哥说，他们是红军，都是一些好人，也是我们穷人，是一些很了不起的人。
一次，苏维埃政府的一位干部到上阳村开展工作，看上了大哥，便把他带到县上，一年后，大哥当上了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他除了审些案子判些案子，就是回家帮大嫂做些家务、农活。
由于大嫂是大户人的“千金”，由于大哥忙于苏维埃工作，有时会照顾不到家里，在红军主力长征撤离苏区后，瑞金只留下了一小部分红军和地方政府干部留守，大哥留在了瑞金，工作更忙了，一天，大哥忙完农活回家，他怎么也想不到大嫂竟然上吊自缢了。
第二天一大早，闻讯而来的大嫂娘家人，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我家，要我家说清楚，说不清楚就要大哥偿命。
更始料不及的是，红军长征前脚走，后脚跟上来的国民党部队已开进了瑞金，他们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正在对峙中的两家几十号人都成了国民党的战利品，大哥和大嫂家来的几十号青壮年一同被抓去当挑夫，本来大哥没有事，一直称自己是公民，不知何人告密，说他曾是红军苏维埃的干部，当即被国民党抓起来杀害了。
大哥被杀之事，我一直不知道，当时，我正在长征路上，直到全国解放，第一次回家，才听父亲和乡亲们说起。
我二哥叫杨家彬，比我大十五岁，我和二哥在情感上要更亲近些，可能是年龄距离小些。
二哥十岁那年，族里派人找到父亲，要父亲让二哥去上学，老实巴交的父亲央求族里开恩，不要让二哥去上学，一是家里二十亩地要劳动，二是实在缴不起学费，大哥也极力反对。
但族里第二次来人，并捎来族长的话：“杨家祠堂自古有一个规矩，家有两个男丁者，必须送一个上学，念其二子聪明好学，实属可造之材，根据你倾家荡产实际困难，学费由族中代付……”。
父亲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同意，二哥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去上学，他确实不负众望，他在学校里成绩一直名列第一。
二哥进入瑞金县棉江中学后，瑞金一带已出现了地下党，并且非常活跃，棉江中学是地下党的活动中心，许多老师都是地下党员，二哥在学校秘密参加了地下党。
二哥个子高，学习成绩最好，他号召力特强，只要他回家，总有一群学生跟他回来，也正因如此，我们全家那时做梦也想不到他是从事地下党的活动，直到棉江中学暴动的事件发生，我们才知晓一二。
暴动发生后，国民党民团四处抓人，来我家几次抓二哥都没抓到。在二哥东躲西藏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把我和我的堂弟杨力送进了学校。（杨力曾任北海舰队司令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我和杨力在战乱中断断续续地只读了两年的书，学校就宣布解散了。
终于有一天，二哥真的回来了，他是带着红军回来的，原来，他逃脱了国民团的抓捕后碰上了从南昌开往广东的起义军队伍，跟随队伍参加了红军。
二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带着红军消灭了国民党民团。第二件事就是和原苏维埃政府的其他人恢复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第三件事就是让我参加了少先队。在瑞金北郊检查站当了一名检查员，又把我送到红军学校训练两个月。
二哥在苏维埃任宣传队队长，经常带宣传队和红军战士向村民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劳苦大众等革命思想。
可惜的是，天有不测风云，红军队伍里的“左”倾肃反开始后，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和苏维埃主席谢在权搞肃反扩大化，到处抓社会“民主党”。瑞金的革命先行者，原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和大批干部都被杀害了，我二哥就是那时和邓希平一起被捕的。
为了节省子弹，所有被怀疑为“AB”团成员的人全部用梭标戳死的，二哥也是用梭标戳死的。
我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充满自信的二哥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1933年秋天，我所在的团支部书记赖风娣问我知不知道参军这回事，她说，“有很多人都报了名，你是团员，不能落后哦”。
接着她又说：“杨力比你小，都参军了，不管怎样，你先报个名吧？”
我说：“行啊”，她就把我名字写上了。后来得知，我是第一个报名的。
一个星期下来，所有青壮年都报名参加红军，一共三百多名，其中有二十多人是共青团员。
穿上红军衣服的那天，我八十六岁的奶奶把我叫到她身边，拿出她珍藏了多年的一只搪瓷杯放在我的包里，就是这只搪瓷杯，后来一直随我长征、抗日到全国解放，最后它被放进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1990年，我大女儿去北京，还和它合了个影。
奶奶还对我说：“你当红军是好事，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到了队伍上要记住，第一，不管怎样都不准开小差；第二，身上每时每刻都要带一块姜和蒜；第三，一路上山高水深，不熟悉的深塘大河千万不要下去。”
到了红军队伍里，我分在红一军团警备连，在警备连里，大家最喜欢的首长就是左权了，因为他对我们战士特别好，只要有空，就召集我们到一起讲革命故事，给我们上文化课。
不多久，部队就对新兵连进行了强化训练，受训时间不是很长，的确学会了进攻与防御。在训练要求课程还没有完成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一项战斗任务，配合友邻部队攻打陈济棠的一个步兵团。
这是参军后打的第一仗，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一夜没合眼，战斗之前，指导员对我们进行了一番动员，随后，各班、排开始表决心，指导员几句话，就把大家的激情鼓动起来了，狠不得马上冲上去，与敌人比个高低。
到达指定的作战地点，按要求进入阵地，大家作好准备等待进攻命令，我发现老兵有说有笑，既轻松又兴奋，新兵们个个小脸涨红，眼睛看到前方一眨不眨地，手里的枪都捏出了汗。直到传来战斗结束的信号，我似乎才缓过劲来，都想不起来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好像没放几枪，就稀里糊涂地打扫战场了。
在我后来参加的每一场战斗中，除非是打民团、土匪，没有一场战斗，连队伤亡不是很重的，战斗频繁时，连队常见到新来的战友，有的名字还不知道就牺牲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今天他吃了晚饭，能不能还吃得上明天早饭。
1934年10月，我们反第五次国民党对苏区“围剿”失败，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走了两天还是在苏区行军，大家脚上都起了血泡，好多同志没有鞋了，就利用休息时间学打草鞋，一双草鞋走二三十里路又破了。
11月中旬，我们到达了湘江，这是长征路上的第四道封锁线，也是蒋介石经过精心部署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道天然屏障面前，沿江一侧修了一百多个碉堡，调集了四十万大军，拼凑了五路所谓的“追剿军”，白崇禧宣称，他能在湘江以东地区把我们红军全部消灭。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天刚亮，我们部队开到了指定地点——脚山。
我们刚卸下背包，还没来得及休息，上级就开始布置战斗任务，我们连和担任掩护的部队坚守阵地，其余随军团先头部队渡江。
敌人首先用飞机轮番轰炸我们阵地，尔后，大批敌人像洪水一样从正面向阵地进攻。为了节省弹药，我们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我们沉着应战。
经过几天的激战，敌我双方死亡都有很大，12月3日17时，我们部队才随中央机关以及红军大部由石塘圩、太平圩一起乘着黑夜，渡过了湘江。
湘江之战，整整打了一个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在进入西延地区休整清点时，我们连伤亡近一半，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红军经过湘、黔、云、川后，来到了夹金山下，北进与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合，当时有三条路，一是走马帮山路插向雪山南面，可通往川西北和青海藏族地区的首府阿坝，但路程长，沿途藏民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对红军充满敌意，二是夹金山以东通往松潘的路，但沿途很可能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拦截，三是走中路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寒缺氧的雪山。毛主席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这条最险的路。
夹金山，又名仙姑山，位于四川兴县城西北，懋功之南，是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大雪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当地人说，神仙才能飞过此山。
经过八个多月艰苦跋涉的红军战士，身体都十分虚弱，食不果腹，加上衣物十分单薄，衣不蔽寒。
翻雪山前，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大家都做好了防寒准备，做好自己的皮背芯，用羊皮、牛皮做鞋，每个人还准备了一些辣椒御寒。
大家相互搀扶着，特别是手脚受伤的战士，由战友们拖着一步步向前走，炊事员小吴背着行军锅走在全连的最后，由于负重太大，我们大家轮留拖着他往前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山顶一阵大风刮来，他手指一松，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见他连人带锅朝山下滚去，任凭大家怎么喊，小吴再也听不见了，就这样永远留在了雪谷之中。
1935年6月12日，我们作为先头部队第一批翻过夹金山后，忽然听到山脚下响起了枪声，连长命令我们立即作好战斗准备。
左权跑过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并对我说：“小杨，你的腿快，过去问问是怎么回事？”
我一边回答，一边赶紧朝前跑去，跑出不远，就碰到杨成武的前卫二营，一问，才知道他们刚到山脚下，就发现前面有很多人在走动，从着装看好像是部队，因为风太大，互相喊话听不清，于是交上火，他们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
说话间，号声响起，不到两分钟，对方也吹起了军号。号音是相同的，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前面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听到这个消息，我赶忙跑回指挥部，把这消息第一个报告了左权。左权一听，一掌拍在我的肩上：“好，好，红四方面军迎接我们来啦”。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带着小跑朝林彪他们跑去。我也往连队走，还没有到达连队，就看见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骑着马朝山下跑去。
这时，山上山下的部队黑压压一大片，大家只有一个声音：“会师啦，会师啦！”第二天开了会师大会，会上毛主席、张国焘作了简短的讲话。
过草地前，连队通知大家准备足十五天左右的干粮，连长让副指导员刘禄长带领我们班到另外一个村庄筹粮食。部队整编后，我被任命为一班班长。
此时，部队已开始缺粮，毛尔盖本身就很穷，几万红军在这里，筹粮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我们第一天筹粮就遭遇了敌军。
当时，我们被敌人包围在一座民房的一侧，由于地形原因，不知敌军有多少人，副指导员急于要了解敌情，命令我上房顶观察情况，我刚上房顶，敌人的枪响了，我的右手感到一麻，一失手，就摔了下来，我顾不得那里摔痛了，急忙举起了右手一看，发现整个手掌都打烂了。副指导员又命令另一位战士上去，那个战士刚一露头，就被敌人打了下来牺牲了。
这场对峙一直坚持到天黑，我们才借着夜色掩护，突了出来。
回到连队后，连长一看我的手，让卫生员给我包扎了一下，第二天一大早，派人送我到毛尔盖沙窝的红四方面军医院住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
第三天天一亮，我悄悄地起了床，把东西收拾好，乘护士查完房，换了药，我溜出了医院，差不多走了三个小时，才赶到部队，全连上下正在分发准备过草地的青稞。
连长见我回来，批评了我一顿，要我赶快回医院，我就是不肯去，我说：“我不要人照顾，只要和连队一起走，就是死也愿意”。
这时，指导员李金邦走了过来对连长说：“杨家华吃得苦，以前他的腿伤了，都没有掉队，现在手伤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让他跟我们一起走吧”。接着又说：“你赶快回班里去，你班长职务由别人代理了，你还是回一班当战士吧？”我高兴地一蹦三个高。
回到班里，每个人干粮袋都装好了，每人一口袋干粮，三斤牛肉。我自己在牛棚里找到三只牛尾巴，用水煮掉毛带上了。
备好干粮，我和大家一起找树枝，因为草地一望无边的沼泽，找不到一棵树，带上树枝，到时候可以搭帐棚用，每人还要背上一捆干柴。
部队由毛尔盖北行，途经松潘以北还是大路。第一夜过得还顺利，第二天继续前走，走了不到两里路，遇上了一条小河，过了河，我们才算踏上了真正的草地，地面是那样平坦，水自然淌不进小河里去，只有蓄在草里和土里，土质特别松软，一脚踩下去，就有半尺深，有的地方是无底泥潭，人马一陷进去越挣扎越往下沉。在前面走的人，不少人陷进去后，就再也没有起来，甚至连拉的人也被拖下去了。
走到五六天后，干粮也吃的没有剩多少了，在行军途中，排长把全排由他保管的行军袋子打开用舌头舔了一口青稞面，被反映至上级后，排长的职务拿掉了，我没想到排长会出这样的事，也是饿急了，不然，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排长离开我们连队后，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我见他时，他已是一个野战军军长了，提起在长征过草地的这一插曲时，他记得很清楚，他说：“那个时候真是饿昏了头”。
我们走出草地，到达了班佑，这里除了一些“牛屎房子”，仍是一片凄凄的荒原，没有一粒粮食，这时，我们不少人己经绝粮了。但是，我们在草丛中发现了可以吃的野菜。它的叶子像小葱，花像韭菜，花还可以吃，我们把它叫做野葱。
由于草地里五六天伤口没有换药，右手已全部化脓了，连手指骨都露出来了，我正在发高烧，走出草地卫生员帮我换了药。吃上了新鲜的野菜，得到了足够的休息，身上感到又有了力气，我烧也退了。
部队到达阿坝时，我们在包座与胡宗南部队打了一仗，这一仗，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拿下了包座。等于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
1935年9月12日，我们八千余红军组成的先遣支队冒着风雨，沿着白龙江的源头古栈道进入了甘南境内。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城西北一百二十公里的迭山，是岷山山脉的一个山口，甘肃南部的天然屏障。
守敌是甘肃军阀鲁大昌的两个营，桥头修筑了坚固的碉堡。桥西纵深阵地火力配匹严密，易守难功。
担任主攻的是杨成武团第六连，经过十几次的冲锋都没奏效，而且伤亡了十多人。
大草滩是回民的一个集镇，当地回民喜欢烙烧饼，烧饼有脸盆那么大，当地人将烙饼叫锅盔。
林彪和聂荣臻感到饿了，让我给买些烧饼，当他们每人撕下一块放到嘴里后，连连称赞好吃。林彪对我说：“再去买几块，带着路上吃。”
到了哈达铺，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就又对我说：“小鬼，快去再买些烧饼回来。”
我跑到街上，看到一个卖烧饼的，我掏钱对他说：“买四块烧饼。”
老乡随手拿出一张报纸，把四块热乎乎的烧饼草草一包递给我。我将烧饼送到聂荣臻面前说：“政委，这是刚烙的烧饼，还热乎乎的，快趁热吃吧。”
林彪二话没说，拿起就吃。
聂荣臻一边吃烧饼，一边看报纸。忽然，聂荣臻的嘴不动了，他大声对我说：“小鬼，快，把通讯员叫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
然后转过身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带着一支队伍在陕北。”
林彪一听也显得很高兴，聂荣臻对我说：“小鬼，你可是立了大功了！你那张报纸买得好，你的烧饼买得好，再去买几块来。”
第三天，毛主席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了干部大会，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们北上是对的。
1935年10月17日，我们到达陕甘宁交界的老爷山。10月18日，我们刚翻过一个小山坡，带路的同志指着前面的小村庄说：“那就是吴起镇”。队伍顿时沸腾了，战士们欢呼着跑了下去。
是呀！我们经过了万水千山，一年多长途跋涉，经过无数次残酷战斗，忍受了多少物质上的艰难困苦，牺牲了多少战友的宝贵生命，才走完了这苦难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