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五卅惨案震宇寰，共党英豪齐奋起
中共中央根据1925年1月四次代表大会精神，为把工人运动逐步推向高潮，为了加强对北方工业重镇青岛工人运动的领导，先后派邓恩铭、李慰农到青岛任地方执委会的负责人，又派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来青岛视察。
1925年4月，在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组织工人建立工会，开除、逮捕和私刑拷打工会活动分子，青岛三万多纱厂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日本资本家要求张宗昌镇压工人，（新调来的奉系军阀苏皖鲁剿匪司令、山东督办）张宗昌（出兵）拘禁了工会工作人员。于是，引起了5月25日的又一次大罢工。5月28日，胶奥督办温树德调集3000多人的军队，包围纱厂，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当场打死8人，17人受伤，轻伤的更多。有的工人躲进下水道，日本资本家竟然堵上棉花包，把工人活活闷死。
这更激起了青岛各界人士的义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又针对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由青岛铁路总工会发起了“青沪惨案后援会”，举行了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在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中，青岛大学的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在学生会负责人张沈川、罗荣桓等组织下，决定从5月31日起开始罢课。（《中国元帅 罗荣桓》第29页）
6月23日，广州群众和香港罢工工人七八万人，在广州举行了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抗议刚发生不久的上海“五卅惨案”。
作为回师广州的周恩来，亲自率领军队的两个营，学校的一个营共计二千人，也前去参加示威和游行。
上午11时多，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过的沙基时，住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先用步枪向群众射击，又用机枪扫射。
游行队伍灌满街道，路狭人稠，无法躲散，成批地中弹倒地。
周恩来身旁同他并排前进的人都中弹身亡，周的帽子也被子弹打穿，幸亏他及时扑倒在地，才躲过密集射过来的子弹。
这就是“沙基惨案”。
8月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周恩来结婚不久，又第二次遇难。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指使凶手刺伤。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驱车到司令部去，和蒋介石等人商讨搜捕凶手的事。可因为当晚戒严提前，口令也改了。司令部门前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射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听到枪声急忙卧倒在车座旁，司机的鲜血溅在他身上。幸好他未受伤，满身是血的周恩来又躲过了一劫！
他回去之后，身边亲密的战友小超看到他满身是血的样子，倾听他的讲述后，又是惊叹不已，悲喜交加……（《伟人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第61至62页）
邓颖超因组织领导天津市民抗议“五卅”惨案的集会游行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接到党组织通知后，于8月7日急切从天津经上海乘客轮赶到广州。此时，作为周恩来的亲密战友的邓颖超，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妇女部长、天津地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到广州后担任广东区委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周恩来派警卫副官陈赓去码头迎接，由于错过没有接到，陈赓便主动要承担操办婚礼。可当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两位革命伴侣就算结合在了一起。见面后周恩来又与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交谈、一起去忙工作，晚上也没有回来。周恩来知道邓颖超喜爱花，两人只是互赠了海棠花、叶，表达爱慕之情。两盆花是周恩来事先安排陈赓早上买来摆在房间窗台的。这一天正是8月8日。
从这两次年轻的周恩来虎口脱险就可以看到，作为“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晁错论》）。为了正义之事业身具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除了他机智果断、身手不凡的一面，在参加革命前就曾拜师武林，留学东瀛；确有鲲鹏展翅、一鸣惊人，“生当人杰，死亦为鬼雄”之鸿魄。
这只飞天的“大鸾”，早就已经把自己的理想，与救国救难的实现共产主义联系在了一起。他在1916年去日本留学前，留给小学同学郭思宁的一句临别赠言是：“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应该说，聪明机警的周恩来，是身怀大志和弘大正气与邪恶势力进行搏击的。这应该归功于他的大智大勇，归功于他长期的储才蓄能。据《百度》史料刊载，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习时，曾拜韩慕侠（形意拳、八卦掌）大师有三年习练武术的经历……
在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前，师傅韩慕侠还表示资助周学费，鼓励他到日本好好学习。周恩来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马上前来看望刚刚打败俄国大力士的师父。并告知他又考入了南开大专班中文系。
1920年初，周恩来等一批学生在天津被捕，请求释放的电话不断，这位与霍元甲齐名打败日本东洋武士、降服俄国大力士康泰尔的韩慕侠武术大师闻讯后，也马上赶到天津省省长曹锐的办公室，直言不讳地请求：希望您能宽宏大量，把这些学生放了，特别是我的徒弟周恩来……在各方的积极营救下，最终，周恩来等人顺利获释。
上海、青岛接连发生的警察镇压雪生和工人游行示威的惨案，不仅很快波及到江南武汉、南京、南昌、长沙广州等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江南地区，波及到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广大城镇乡村，更是影响到了当时在法国留学的爱国青年和冲在反击帝国主义前沿的革命者。
五卅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外，在法国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里昂党团组织的负责人的邓小平与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立即组织于6月7日发起了有赤光社、留法勤工俭学总会、留法华工总会等28个团体代表举行的声讨大会。
声讨大会在巴黎布朗街94号社会厅召开。原定的6月14日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遭到法国当局的横加制止和重重阻挠。在武力方面阻拦面前，“行委”决定变更方式，改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内示威。
6月21日下午1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在紧急大会通过了几项要求之后，立即乘二十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
人们一到使馆，立即分头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有的负责切断对外交通。在公使馆外担负援助侦察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上面写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口号，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
集会人员在使馆内，将公使团团围住，质问这位公使：“自上海爆发反帝运动以来，几乎一个月，你丝毫无所表示，今天就是来质问你的，并叫你做一点事情。我们代表28个团体，3000多名旅法华人叫你签几个文件，援助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你的责任！”
说着，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报、通知、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名盖章。驻法公使起初拒绝，继而不敢开腔，最后不得不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并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权利。
虽然，撤离之后，这场漂亮的斗争胜利活动也遭到法国当局的惶恐和搜捕追查，李大章等20多名党团员相继被捕入狱，47名留法学生被驱逐出境。但这没能阻止新组成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立（邓小平、傅钟、毛遇顺3人组成书记局），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2018年《邓小平实录》第1卷30页）
1926年1月3日，邓小平在声援上海反帝运动的一次演讲中，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一次活动。作为声援“五卅”反帝斗争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尽管没有被逮捕和驱逐，但是同样遭到了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直到1926年1月7日，邓小平与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20人离法赴苏，向着久已向往的列宁故乡进发。
邓小平从16岁到21岁，在法国生活5年多，由一个质朴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勤工俭学经历了艰难困苦，锻炼了身体，磨砺了意志，坚定了信仰……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等一大批战友和同志，并在同他们的帮助支持下，从“油印博士”逐渐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增长了政治才干和经验，成为年轻而出色的政治家。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邓小平生平全纪录》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