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共产党帮助建军，周恩来东征树威
继创办黄埔军校后，国民党于1924年10月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后称“党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吸取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将在黄埔军校实行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在“党军”中推行。1925年8月，国民党将所属军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上述制度又在一部分国民革命军中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3页）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斯大林首先办的事是口授一封电报：“转告托洛茨基（号称红军之父）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猝然逝世。死亡系由呼吸中枢麻痹所引起。斯大林。”
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十月革命后一直出任民族人民委员的斯大林，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痕。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按资料来看，1923年至1927年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了738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
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
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在11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会议的主席台上，蒋介石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
他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应该帮助中国完成革命……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希望在三五年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革命将顺利完成，很快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将转入第二阶段——宣传共产义口号。那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请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同志转达共产国际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一片热烈的气氛当中，44岁的托洛斯基冷冷坐在一旁。
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准备不足。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斯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作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斯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
蒋介石早年赴日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题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蒋介石就是一个被孙中山利用却始终没当作接班人重用的新军阀。）
托洛斯基称病，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是慕名而来。苏联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折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的各种评论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斯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冲动。
面对蒋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援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
蒋介石向他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出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
谁从蒙古出兵，孙中山没有说，蒋介石也没明谈，却显然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托洛茨基曾经设想过派遣骑兵军横穿阿富汗到印度去发动革命。
历来偏爱冒险决策的托洛茨基这一次却分外清醒理智。他说明，苏联出兵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务，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金一南《苦难辉煌》第18至23页）
另一位对国民党和国共合作影响巨大的人，是早年就投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共产国际顾问鮑罗廷。鮑罗廷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出生于拉脱维亚，先后投身俄国、西班牙、美国、英国和中国革命。
鮑罗廷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
孙中山说他见过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鮑罗廷。称他为“无与伦比的人”。
……鮑罗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事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鮑罗廷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都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三万，注册的却只有三千，缴纳党费又是六千。入党要打手摸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
鮑罗廷告诉孙中山一个冰冷的结论：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孙中山大为震惊……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鮑罗廷，运用苏俄无产阶级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鮑罗廷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建党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一大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鮑罗廷亲自起草、中共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的产物。
国民党由一个近似帮会的组织演变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鮑罗廷功不可没。
（金一南《苦难辉煌》第75至76页）
周恩来从法国回国，船先到香港，1924年9月初，他从香港乘船到达广州。
前来迎接周恩来的，是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的阮啸仙和彭湃。这两人到广州长堤码头，将周恩来迎接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先安顿住下之后，然后又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组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到一间房子，作为临时办公地。
他带回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对他有这样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周恩来除了被任命负责广东中共区委我党的工作，还以黄埔军校政治教员的身份，进入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很快，他就接任了（离职随孙中山北上的邵元冲）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周恩来到广州后，很快发现，广东的政治形势远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乐观。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地区其实只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另外的地盘还在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及其旧部邓本殷手里。
孙中山是依靠杨希闵和刘震寰部桂军把陈炯明逐出广州的，可这两支军队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却是不折不扣的军阀。
周恩来到广州不久，孙中山用武力镇压了广州的商团叛乱。在镇压商团叛乱中，共产党出了不少力。
10月，中共中央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兼任宣传部长。其工作范围除广东，还负责领导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党的工作。通常称为“两广区委”。
周恩来就任时间共三个月左右，共做了两件重要工作：
一是支持孙中山北上进京。
二是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是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11月，周恩来又兼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这时，刚从苏联回国、被派到广东担任团中央驻粤特派员的陈延年（陈独秀儿子），调任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
黄埔军校是1924年6月16日开学的，当时孙中山到校发表了演说，他亲自担任军校的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孙中山北上的一月份，与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几乎是脚前脚后的事情。身患重病的孙中山携夫人和一路人马前往北平，这期间广州国民政府的工作，由国民党位显权重的元老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但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孙中山极力主张进行北伐的过程中，也是政治顾问鲍罗廷建议，要先对广东陈炯明等反动军阀进行东征，以保证广州革命大本营的安全。
按照预定的东征设想方案，讨伐陈炯明的主力军，还是拥护孙中山的杨希闵滇军、刘震寰的桂军和许崇智的粤军。蒋介石所率领的黄埔军校校军，一部是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连以下军官由刚毕业的第一期学生充当，士兵是新招募的。新招生的第二期学生编为学生总队，随军行动。这两部合称校军，约三千人。蒋介石作为孙中山比较信赖的军阀，身为黄埔军校的校长，手握军权，此时作为校军和国民革命军的总指挥，兼任粤军参谋长。他正想通过主动发起对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和手中的权力。
在东征初期的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的演说中，身穿军官制服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深刻阐述了“革命军”，就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解除人民的痛苦而作战的。在举行的东征誓师大会上，他面对整个广场席地而坐的整洁威武的官兵，他又亲自做了弘扬正气、激励军心的政治动员……
这其中在周恩来领导下所创建的“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解除人民痛苦而作战的革命军宗旨，誓师大会的政治动员系列内容，国民革命歌、爱民歌，严明军队纪律”等一系列优胜制度，都首开了国民革命军创建的先河。
其中，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和《爱民歌》，规定由民间担任挑夫和向导时，政治部统一办理，每十里给资四毫；购物都用现金支付，绝不赊欠短少。宿营不住民宅，只住庙宇祠堂……政治部颁发的《告百粤父老兄弟姐妹》书中宣告：有违反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官长报告，定必依法惩办。校军的所作所为，极大提高了士气，振奋了民心。（《伟人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第49至51页）
接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之后，年轻气盛的周恩来便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才能。他富有创造性地建立起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学生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指导新成立的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段时间，军校的共产党员发展到四十三人。军校的党支部由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经过这样一番整顿，军校政治工作纳入正轨。为1925年初进行的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第一次东征打响时，滇军和桂军各怀心腹事，虽然表面上作为国民革命军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但对与陈炯明来争斗，还是持互相张望、按兵不动的消极态度。
只有右路校军和粤军，以崭新的面貌和高昂的士气，攻向潮汕：锐不可当的东征军于2月28日攻克陈炯明的家乡海丰；于3月6日攻克陈在东江的主要据点——潮州、汕头。最后又很快由黄埔两团校军与粤军第7旅合围，攻克了陈炯明盘踞在粤东北的悍将林虎部队。黄埔军由原来的一个师，扩充为一个军。黄埔军校军英勇善战的革命军威名，也从此得来。
会师部队教导第一团，在棉湖在同林虎部主力作战时，进行得异常艰苦和英勇。教导一团九个连长阵亡了六个，负伤三人，因而，黄埔军校英勇善战的威名远扬……
当军队攻占东莞、海丰等县后，政治部又在当地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各界联欢大会。周恩来在会上的演讲中说：
“此次校军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
这次东征中校军的政治工作所取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像这样有着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政治工作方面所做的最早的尝试，并且取得巨大成功。这个传统对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说过：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的新军队的建设，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他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到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的军队。那时候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之面目。
（2006年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郑春兴主编的《伟人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第49至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