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中山北上罹难，蒋介石独揽军权
由于孙中山先生接受冯玉祥的邀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并很快于12月31日带着重病，从天津进入北京，住在冯玉祥将军为他特别安排北京铁狮子胡同行馆。孙中山由于肝癌病情恶化，于1925年3月12日不幸逝世。
本来就蒙有阴影的国共合作和所进行的东征，又因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北京的突然逝世，变得更加艰难和扑朔迷离。
在第一次东征时，杨希闵和刘震寰就有阴谋叛乱的迹象，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他们蠢蠢欲动。
5月13日，廖仲恺从广州赶到汕头，以已故的孙中山临终交代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东征军共商讨伐杨、刘的计划。
6月12日，由东江会师的党军迅速向广州市区的杨、刘军队发动猛攻。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也先后从北江、西江、河南三面发动进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杨、刘两部被革命军击溃。
1925年9月21日，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消灭重新占领东江地区的陈炯明余部，同时组成南征军，去讨伐陈炯明旧部邓本殷。
东征军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共三万多兵力；南征军是李济深的第四军为主力。
第二次东征从10月6日开始，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惠州之战。
惠州驻守着叛军杨坤如部队一个师，凭险固守。东征军13日发起总攻，到14日傍晚才攻克。战斗打了三十个小时，异常激烈，第一团团长刘尧宸阵亡。
东征军乘胜追击。
10月下旬，由粤军改编的谭曙卿师在华阳被林虎部包围，蒋介石赶去督战，当敌人逼近时，他吓得已迈不动步了。是陈赓连拉带背把他救出来的。
后来，东征军第一、第二纵队在安流墟合力包围林虎部主力和洪兆麟残部，激战一天，毙伤俘敌一万多人。
11月8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入福建追击陈炯明残部。14日在福建永定全歼逃敌刘志陆部。第二次东征至此结束。
接着，在李济深指挥下，南征军于12月下旬肃清雷州半岛，第二年2月收复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
这样，统一广东的战争就顺利完成了。
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主持下的总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因他工作精明能干，
1925年11月，东征军进入汕头后，国民政府任命他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二十五个县的地方行政工作。
而且，1926年月1日，周恩来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军长是蒋介石。）
正当这时，蒋介石却开始实施他的反共阴谋。
在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在一次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能分裂。要求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名字都告诉他，把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
当时周恩来以事关两党，需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搪塞了过去。（2006年《伟人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第66页））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参与了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建设，而且以国民党员身份，受国民党委派，担负了国民革命军中绝大部分的政治工作。其中鲁易任第一军第三师党代表；蒋先云、严凤仪、王逸常等7人分别担任团党代表。此外，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军、师政治部工作，或在团、营、连任政治指导员、党代表。至1926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1军中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达250多人；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林伯渠）还分别担任第2、第3、第4、第6军副党代表……
在参加军事工作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1925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军事部，指导全党的军事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页）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讲这句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介石麾下的北伐大军。
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在1926年11月30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受北伐军胜利的启发。当时北伐革命在国内进展迅速，莫斯科的报纸上，已经把攻克汉阳的“广东军”的辉煌胜利，与1911年武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提并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的发言。他宣称：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
蒋介石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首先是利用了苏联顾问鮑罗廷提供的机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枪杆……
1906年，蒋介石入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他是学生中唯一不留辫子的。1912年，蒋介石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古独立，蒋介石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
不可否认，蒋介石的青年时代一以贯之极强的精神气质。
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没入此门。”
……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6月24日给学生作《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的讲话……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种（信念和底蕴）的精神力量，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
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曾任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但陈炯明一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一职；本想也辞职的蒋介石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才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深感头疼。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招他不回……
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陆”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6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达14次之多），独对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建立这一武装……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也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会议，他竟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鮑罗廷身上。
见过鮑罗廷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具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
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生为荣。
鮑罗廷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洪水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连宋美龄也为鮑罗廷的个人风采所倾倒。她后来回忆说，鮑罗廷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那清晰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
……
周恩来也深受鮑罗廷风格影响……周恩来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到、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均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鮑罗廷的做法很像。
如此精明的一位鮑罗廷，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的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总部。当天，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鮑罗廷身上。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鮑罗廷成为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鮑罗廷说了算。在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上，鮑罗廷提出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鮑罗廷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联的“契卡”的组织，目的使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顾问。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党军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仓皇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族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争夺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71至78页）
廖仲恺被刺时，在广州已成立了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常务委员还有胡汉民、许崇智、林森、谭延闿。
蒋介石在惨案发生后，乘机逼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
许崇智是蒋介石的老上级，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粤军总司令。
蒋介石将粤军的一部分包围缴械，一部分强行收编。
8月24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就这样，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领导权逐渐转移到蒋的手中。
8月25日，黄埔军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了。
9月中旬，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伟人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