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使命迎来降“子任”，毛泽东上海受挫
一九二三年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参加。
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住处。谭被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1996年8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92至93页）
当年的中共还处于幼年时期，可农民出身怀共产主义信仰和民族复兴、治国安民大志的青年毛泽东，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深感奋斗目标的长远、面临的敌人无比强大；“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使命……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毛泽东1923年7月11日发表于《向导》上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人》）”……
中共“三大”之后6月28日，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身份致电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教育。”
1924年2月中旬，参加完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回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住在闸北区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菏波、恽代英四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所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的同时，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分担组织部秘书），“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还有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邵力子等。
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毛泽东一家住在英租界泰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五八三弄）。她除担负家务，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眷写文稿，并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讲课。
3月1日，毛泽东和上海执行部同人开始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办公。
3月6日，毛泽东出席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任记录。
3月9日，毛泽东参加上海执行部主办的各公团追悼列宁大会。
……
尽管毛泽东精力集中、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自己所应承担的各项具体工作中，但因为上述已经提到的国民党上层对共产党人参与国共合作所持的利用、排斥的消极态度，但在工作中与国民党执行部以及上层遭遇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导致许多工作无法开展的困境。
如负责组织的毛泽东，在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时，有些国民党老党员以不向“毛头小伙”交代履历为借口拒绝登记。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那些实际上反对改组的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宣布：凡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那些以“老党员”自诩的右派乖乖就范了。
国民党上海第四区党部成立时，斗争更是白热化。上海第四区党部范围内，居住着国民党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区党部成立前，国民党右派酝酿了两个方案：一是合法地争取领导权，请孙中山出来为他们说话；二是破坏选举。第一方案遭到孙中山拒绝后，他们雇佣流氓、打手，混进会场，企图制造武斗。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动员共产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由王菏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
8月1日，在叶楚仓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造成武斗。越日，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仓“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罪行。此后，毛泽东与叶楚仓的斗争公开化。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对叶的分裂行径予以及时的揭露。因此叶楚仓最恨毛泽东。由于叶的排挤、打击，独断专行，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致使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无形停顿。
（2008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青年毛泽东》第270至278页）
11月13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和谈路经上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谒见了他，向他阐述了中共对北上和谈的看法，并呈送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于时局之主张》，希望孙中山本着国民党一大宣言、政纲及他自己北上宣言的精神和原则，与北京政府谈判。同时，呈上联名控告叶楚仓、工作无法开展的信。
……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
毛泽东由此遭到的挫折，使他彻夜失眠，难以忍受那些故意与他作对，挤走了多位左派人士、自己却躺倒无所事事的资产阶级官僚；因而积劳成疾。不得以于12月向中共请病假，回湖南老家“养病”。这正中叶楚伧下怀，他很是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至祝贺”。（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93至96页）
可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这场救国救民的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统治的大革命，道路何其远、任务何其艰、挫折及濒临失败的旋涡何其多也！这场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暗斗，严峻考验着进入国共合作上层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青年领袖。
毛泽东早年在东山高等小求学时，曾在学校教员萧岳英的儿子、高年级同学后来成为作家的萧三（萧植番、萧子璋）那借了不少书，其中对那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爱不释手，他看得十分仔细，在上面圈圈点点，写了许多评语。
还书时，他向萧三抱歉地说：“很对不起，把你的书弄脏了！”萧三接过书，打开一看，里面圈画得密密麻麻，空白处也写满了评语。萧三感叹道：“润之兄，但愿将来能望君项背。”毛泽东慷慨地说：“我们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研究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不久，毛泽东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子任”，意思是要以天下为己任。（202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 汪建新著《品读诗人·毛泽东》第166页）
在之后探索这条道路的时候，毛泽东曾把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当作崇拜的偶像。1911年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时，一天，他从《民立报》上看到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七十二位烈士英勇殉难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他又从报纸上的革命宣传品中，了解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纲领，并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那时他还不知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主张的区别，只是混沌地意识到，讲维新、干革命的人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去共同反对清朝的专制独裁和丧权卖国。（《青年毛泽东》第50页）
现在，已经成长为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明确奋斗目标的中共领导核心成员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持有积极的政治主张，可他这种积极的探索和创造性的工作，却遭到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破坏捣乱和无辜指责。这也让他在挫折、烦恼和夜不能寐的折磨中，苦苦思索：究竟应该如何克服前进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障碍，来实现自己立下的治国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