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孙中山联俄联共，创立黄埔预北伐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记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近80年间，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但不论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都归于失败。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中国，要夺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以先进理论为指导、代表中国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代表无产阶级和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必须有一支这样的政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以及中国各革命阶级和政党建立“联合战线”、进行“联合战争”的政治主张。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磋商建立“联合战线”，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采纳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政纲，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国进入了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国共合作创建革命军的工作，始于创办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24年春，黄埔军校开始招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示各地组织，选派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董必武、何叔衡、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受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托，代为办理武汉、长沙、上海等考区的招生工作……（2010年6月军事科学院出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第2页）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二百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辱！”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印象。由此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
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
他需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求意见。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认为联俄就必须联共；
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他的主意是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 ，是先用共产党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
……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几乎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文书主任。
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
胡汉民在专门设立的十一章《纪律》通过后，特别强调其重要性时作了特别说明：“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执行纪律的操刀者，即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无一名共产党人。
……
这种精心安排，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如果不消化呢？
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特别写给了蒋介石一封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内容：“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
孙中山对与共产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止其制造阶级斗争。而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产党想破坏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上言者姓名，你敢相信是孙中山说的吗？
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
……
孙中山对红色政权后来怎样在中国产生、发展和遍及整个大地，无从知晓。他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与吾党争衡”的“此等少年”，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他也没有“亦必弃之”，而是年年在天安门广场安放他的巨幅肖像。……他亲手设计的中山装，后来成为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长期标准着装。
孙中山上文所说的“与吾党争衡的此等少年”，当然是有所指的。
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是毛泽东（比孙中山小27岁）。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便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向导》报上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陈独秀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只希望新加入者对他绝对服从，不能容纳他们的所谓意见。他几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孙中山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的地步。……
陈独秀感到意外。沉思之后，1924年7月14日，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
陈独秀这些话当时看，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伟大的民主先行者不等于共产主义者。孙中山最终目标是三民主义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作品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曲解。（2015年8月 作家出版社 金一南·著全新修订增补版《苦难辉煌》第6页至15页）
……毛泽东作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代表出席大会，他在会议上的席号是39号。会议期间，他有多次发言。20日（开幕）下午，讨论组织国民党政府必要性时，毛泽东作说明：“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还不是说明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是待议问题。因此，表决也仅限于《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大会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顺利通过了这项决议案。
22日上午，毛泽东等19人由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攻击共产党，提出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它政党的条文写进章程。李大钊在会上阐述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主张，驳斥方的谬论，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亦反对对方的主张。毛泽东抓住赞同国共合作呼声高涨的有利时机，适时发言：“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
30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毛泽东是由孙中山亲手书列的名单之一，会上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31日至2月6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了孙中山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设在广州，“其余特别区，如上海、汉口、哈尔滨、四川，皆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到各地执行部，指挥监督各该地党务之进行。”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2008年8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青年毛泽东》第270至272页）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
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十五挺机枪、四门火炮、两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当所有的援助的船只到岸，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全校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道：“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联援助的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鮑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还有步兵、炮兵、工兵、政治顾问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通讯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强大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的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2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28门，山炮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后来当蒋、冯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鮑罗廷途径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道：“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