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9日 星期天 上午 晴 江西赣州市干休所
七十多岁的居教练一早就来到宾馆，陪我去采访，我们上午先到了赣州市干休所，下午又去了西苑老干部公寓，一路采访下来，还是很顺利。收获也很多。
在城南的干休所，所里领导得知我来采访老红军，从外面赶回所里来，安排我们采访了老红军王承登、雷必坤、兰发同志。
所长陪我先来到了老红军王承登家，王老很热情地和我们聊起了往事。
王承登于1917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福田乡北坑村，1930年8月，王老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二十军当战士，1934年入党。
王老说：“我原祖籍是江西兴国县长岗乡，父辈逃荒到吉安富田乡，我出生在这里，我3岁父亲去世，7岁母亲去世，家庭贫寒，从小孤苦伶仃，生活有上顿无下顿，和9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
小时候我是一个放牛娃，早上四、五点钟就出去放牛割草，9点回来吃早饭，然后出去砍柴。因为营养不良，10多岁还尿床。个子又矮，以至于后来参军给连长当勤务员，连长都叫我“矮子”。
1928年，我们村子就有了地下党。小时候，地下党经常在我家前面那个磨坊里开秘密会议。有时候三四个人，有时候四五个人，有时候白天关了门开会，有时候晚上开会。那时我有十来岁，对我今后参加革命有一定影响。
1930年，我13岁那年，家乡来了红军，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是帮助我们穷人的队伍，村子里有一个姓康的青年参加了红二十军，回来过春节，他看见我，就动员我去当红军。于是，春节之后，我跟随他来到了吉安县城参加了红军。
“你到我左边来，我右耳听不清楚。”97岁的老红军王承登习惯性地告诉每一名来访者。76年前，一颗子弹贯穿他的头部，他的右耳永远丧失了听力。战争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同样难以磨灭的，是那些艰难岁月里的坚贞、忠诚和信仰。
参加红军后，自己个子矮小，分在连长身边做勤务员，随红二十军转战赣西北一带，先后攻打过吉安、乐安、宜黄、宜春等地。1931年“富田事变”后，后二十军全部编入红三军团，我在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当通信班班长。”
王老接着说：“记不清在哪里打的第一仗了。但在赣南发生的几次战斗我还记得。
第一次是打会昌；当时的会昌县是个白色据点，距离瑞金也只有47公里。1931年9月，红三军团奉命攻打会昌，驻守会昌的国民党军队有一两千人。会昌城号称“铁城”，我们红军工兵挖了地道，用了三副棺材装了500多斤炸药，放在城墙下，把城墙都炸掉了，我们攻下了会昌城。
第二次是攻打赣州城；1932年打赣州，从小南门方向攻。有支部队已经打到城里去了，国民党军队反冲锋又把我们打出来了。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陆地，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多次挖地道，用棺材装炸药炸塌城墙，但敌人的猛烈火力始终压制了红军的进攻。红军屡次进攻未奏效，而国民党援军已经赶到，红军腹背受敌，最终放弃了攻打赣州城，撤退的时候却被敌人咬住了。最后是红五军团掩护我们。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过来的，是原来的国民党军二十六路军。他们都是北方人，打阵地战好样的，和敌人拼大刀，如果不是他们掩护，我们红三军团要吃大亏。
1933年春，在第四次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中，我们在宁都黄陂、小布消灭国民党两个师，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捉了两个师长。
但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李德、王明搞的阵地战和防御战，让红军吃尽苦头。一天到晚都在碉堡里，不能离开工事。炊事员去做饭送过来给我们吃。一个碉堡有百把人。白天敌人先用炮轰，然后是步兵进攻。使我们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4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北大门广昌县。我在营部机枪排当班长，我们营奉命守宝峰山，还要和敌人展开堡垒战。敌人两个师攻我们，我们五连守一个大碉堡，战场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机枪排、通信班奉命撤退。刚撤出不运，敌人的炮弹击中了我们刚才的碉堡，碉堡轰然倒塌，夷为平地，没撤出的战友们都牺牲了。
1934年10月16日，中失红军主力在于都河畔，迈开长征第一步。我们部队过河的时候是晚上，天下着细雨。于都河面上有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人们挤挤挨挨的，一个接一个往前走，有的人惝水过河，。有很多老百姓点了煤油灯站在岸边送红军过河。
长征时，我在红三军团第三师第四团第十二营机枪排任班长。几乎每天晚上都能见到彭德怀。部队晚上行军，走不动了，前面停下来，彭德怀就插到前面来。他是湖南人，一边走一边骂娘。
长征路上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敌人设了封锁线，最残烈的是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时，我们部队接到任务，拿下江边一座碉堡。这个碉堡周围是开阔地，红军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红军调来一门炮，对准敌人碉堡平射了一炮，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却把碉堡穿了一个洞，敌人魂飞魄散，很快逃之夭夭了。
红军冲破湘江防线后，机枪班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我们把机枪架在路口上，向敌人追赶的方向猛烈扫射，很快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部队安全撤退了。
乌江战役同样坚难，乌江虽然不宽，但水深流急，两岸都有敌人防守，渡船早被敌人收了。上级命令每个战士都去扛竹子，到乌江架浮桥，但架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被急流冲走了。后来部队选出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从后面向守敌发起进攻，红军才渡过乌江天险。但很多战友都被湍急的河水给冲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渡过乌江之后，红军占领了遵义。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了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我在遵义入了党，我入党介绍人是连里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姓曾的老同志。当时很兴奋，我从小失去了父母，红军就是我的家，党组织就是我的家。
1935年10月我们到达吴起镇，我参加了保安县的直罗镇战斗。1936年，中央红军的日益壮大，根据地范围也扩大了，面对大好形势，培养干部是当时的一项迫切任务。
延安成立了红军学校，选送的同志一般学习一年，学校分为三个科，一科是师以上干部，二科是营团干部，三科是从部队调来有实战经验的老红军战士，我在三科八连，学完回去任见习排长。
在战争年代，学校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址，学校地址经常转移，驻地周围往往都有敌人。为了保证学员们安全，学校经常派小分队外出侦察敌情，一旦发现敌情，打起背包就转移了。因此，谈不上有课堂、教室，更谈不上课桌、椅子，操场就是课堂，背包就是课桌，门板就是黑板，大地就是我们写字的纸张，树枝就是我们的笔。
红军学校学习非常紧张，但生活是活泼艰苦，为了改善伙食，节省开支，大家除了学习，还要参加劳动，开荒种粮、种菜，割草背柴。
1936年5月，党中央毛主席住在延安瓦窑堡，我们学校住在离瓦窑堡十几里路的木步镇，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开到甘肃去打马步芳和陕北的土匪高贵子，高商成部队，便向延安瓦窑堡大举进攻，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还在瓦窑堡，情况十分危急，党中央就命令红军学校指战员迅速去迎击敌人的进攻。
红军学校的部队向敌人来的方向走了大概二十来里路就和敌人遭遇了。为了箝制敌人，学校命令我们八连抢占制高点，阻击敌人，我们按战斗队形分开，在一条平川两面都是山，平川中间一条路，边上紧靠山脚下有一条河沟，上面有几个窑洞，老百姓听说打仗跑光了。
敌人从小路上出现后，我们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并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战斗大约有三十分钟左右，阻击敌人任务完成了，我叫排长带分队人员撤出战场，我阻击敌人，为了让分队人员赶上大队，我把敌人火力吸引到我身上，敌人包围我并盲目地开枪，我猫着腰正准备转移观察敌情时，一颗子弹打中我左眼下面，从右耳穿出成贯穿伤。我当时昏死过去，鲜血满脸，敌人以为我死了，从我边上经河沟走了，我睡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晚上，红军侦察员来此地侦察，当时负伤，但头脑还是清醒的，听见刺刀声音，开始以为是敌人，但一听是我们江西老俵的口音，知道是自己的同志，我就叫“同志，”侦察员发现了我，迅速报告连队，连队派四个同学把我抬回了连队。战友们见我伤成这样都掉下了眼泪，由于学校和连队医疗条件差，马上请了四个老乡，把我转到医院治疗，去医院100多公里山路，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到医院时我已奄奄一息，全身都是血和脓，嘴也动不了，东西也吃不下，在医院里，每天只能由医务人员从牙缝里灌点小米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总算保住了生命，出院后，我回到了红军学校继续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老先后任贵州民航站股长、副站长，贵州省交通厅科长、贵州省五金公司科长。
1972年从贵州省商业厅离休后回到赣州居住。
离休之后，王承登依然关心时事，心系天下。对一些国际国内的重要新闻，他都一一做了剪报。
在老红军雷必坤家，我见雷老头部活动较困难，但是，雷老叙说起当年情景时，手势还会配合语言，很有感染力。
雷必坤于1911年3月出生在江西兴国县古龙岗，1931年10月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入党。
参加红军前，在兴国受红军宣传影响，知道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起先报名参加了少共国际师任战士，至今他还保存着当年参加红军时，乡苏维埃政府发给他母亲的荣誉证，上面书着“当红军最光荣”几个大字，当年参加长征离开苏区，父母被国民党杀害了，解放后第一次回家，父母没有见到，只找到藏在墙脚泥巴夹缝里的荣誉证……
雷老说：“红军长征时，我在红一军团红四团当班长，开始是耿飙任团长，后来是王开湘、政委是杨成武。红一军团是长征的开路先锋，红四团是先锋的先锋，其中长征中重大的战斗如：“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都是红四团开路前行。特别是过了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这也是红军长征中最后一道最险要的关口。”雷老用手比了一个细窄的动作说：“腊子口周围都是崇山峻岭，即高又徒根本无路可走，山口窄得出寄，两山的山尖咫尺相望，走进沟底的最窄处，两边崖底只有三、四米宽，抬头往上，天只有一条线，两边悬崖如刀臂一般，不要说我，就是山羊都走不过去。
敌军鲁大昌率国民党新编14师妄图堵住我红军，以一个旅部率三个团的重兵扼守住口子，后面高山峡谷间都布满了兵，组成交叉火力网，封锁住腊子口的通道。”
雷老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退路是没有的，后面是草地，再返回草地，粮食也没有，牺牲更大，绕路也不行，四周是群山崇岭，山高路险，根本无路，这么多部队怎么绕得过去，要过只有通过唯一的腊子口。别无选择，团里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六连，这仗真难打，沟窄路小，桥头有敌人把守，头上是万丈悬崖，山头有敌调堡，我们部队一动，敌人子弹，手榴弹像雨点般打过来，在崖路上都积了很厚的一层弹片。我们连续进攻了几次都没成功。
太阳渐渐西下，临近黄昏时，杨成武政委来了，他说：“团长已带着迂回部队插向敌人的侧背。”他用激励的话接着说：“六连的英雄们，乌江、金沙江、大渡河都没有挡住你们，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我们还能被这小小的腊子口挡住吗？”大家振臂说：“消灭国民党，打下腊子口。”吼声响彻沟谷，六连组成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的突击队。又在20名突击队员里选了15名敢死队员，每人发一枝短枪，子弹100发，手榴弹4个，大刀一把。
天黑时分，乘着夜色掩护，突击队分成三个组，我带第一组正面攻桥头，二排长带第二组摸到桥肚底下，团长带领迂回部队攀上了连猴子都难登的悬崖，朝敌人碉堡和阵地狠狠扔手榴弹，并发了三颗信号弹，我一看时机已到，拔出大刀，带着一组冲过桥，我也不管子弹在身边啾啾地响，我只一个念头，拼命向前冲，坚决夺下腊子口，在晨曦到来之前，红六连战旗飘上了腊子口，腊子口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给长征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罪恶计划。”
雷老最后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长征出发时，我所在的连有86个江西籍战士，长征到达延安时，江西老乡没几个了，我们要记住他们，要记住红军精神世代相传！”
雷老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保定物资局科长。1966年回到江西离休。
从雷老家出来，走到靠干休所最后面住着的老红军兰发同志的家。在兰老院子里，我们聊了起来。
兰老1912年出生在江西上犹县五指峰乡黄沙坑村，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六军团任战士，1934年12月入党。
兰发同志不善多谈，他声音细小地简单地说：“我从小是孤儿，奶奶将我带大，家境贫寒，1931年我同村上三个年青人一起跑到井冈山下的永新县，参加了肖克领导的红六军团。
1934年8月，我们红六军团从永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到达湖南，在龙家寨战斗中我负了伤。”
解放后兰老转业在西满，后在贵州工作，从贵州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离休回老家居住。
2002年5月19日下午，我同居教练来到了城西红旗大道南面的西苑老干部公寓，采访了老红军吴靖昌、何杨文同志。
吴老是江西会昌县周田镇人，1917年4月出生，1933年4月参加工农红军，在少共国际师第43团任通讯员。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老回忆说：“1934年10月，我们少共国际师从宁都前线撤退下来，经于都过河开始了长征，我们一路经江西信丰、大余、崇义进入湖南。湘江战役红军伤亡很大，结束后，少共国际师补充红一、红三军团，我补充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第三营当班长。
长征路上，我参加了遵义战斗、泸定桥战斗。翻过夹金山后，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到达毛尔盖过草地，当时准备打松藩，由于张国焘的反对，没有打下来，我们右路军红四团打开了腊子口，继续北上。到达甘肃哈达铺时，红军由于长征牺牲很大，进行了整编，一个团编成四个连，1935年10月我们最先到达了吴起镇，我参加了长征结束后的直罗镇的战斗。
1936年，我们东渡黄河去山西扩军，部队得到了发展，一个团编有三个营。西安事变后，中央迁到了延安，我调到中央一局警卫班任警卫员。
1938年，组织上调我到抗大三分校学习，三个月学习结束后，组织安排我在十八兵站第二办事处任会计。
1940年阎锡山部队新军和老军冲突，新军是共产党干部领导，我们受命化装成新军，我在第二纵队第四团任营长。在山西文水、交城一带进行抗日活动。1942年调回陕、甘、宁边区，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组织派我去东北，开始在冀、热、辽军区警备三旅任参谋长。
1946年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在十二纵队一四五师七团任副团长，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升任团长。
1949年部队南下到达广西，为了稳定地方保卫工作，1950年我转业在广西桂林市公安局任副局长。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又召回到部队，部队派我到武汉第四高级步校学习，学习不到一年，组织上又派我到中南军区军运部衡阳军运处任党委书记，“三反”运动中受到批斗。1953年组织上派我到桂林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4年9月我回到赣州市担任兵役局局长、1956年转业在赣州地区航运局任局长。只工作了9个月后就退休了。1981年改为离休。”
从吴老家出来，经打听，我们找到了住在不远处的老红军何杨文家。
何老心情开朗，小孩分在各地工作，工作都很好。在交谈中他总是笑呵呵的。
何老1913年出生在江西上犹县莹前乡，起先在当地参加了爆动队，1929年8月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六军团独立第一师第三团第十一连任战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老说：“我们当地组成了爆动队，爆动队主要是在当地打土豪、分田地。后来主要在湘赣边区根据地活动。
1934年8月部队离开永新长征，在湖南与贺龙红二军团会合，1936年才到达陕西，在三五九旅任连长。
抗日战争时期，我调晋、察、冀、热、辽军区任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平型关战斗，在战斗中负责打阻击。
解放战争时，我在赤峰组建了一个支队，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空军部队，我调空军工程部供给处任处长。1955年受上校军衔。”
在我们准备离开时，何老又告诉我说：“我在多年战斗中受过12次伤，还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