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20日 星期一 阴雨 赣州市
昨晚整理资料，发现赣州市还有两位老红军没有采访，今天一早起来，我先去了住在青年路的老红军杨邦万家采访。
杨老是江西兴国县永丰乡人，1918年出生，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在兴国模范师当战士，后在红三军团第六师任宣传员，1935年入党。
参加红军前，杨老在地方担任俱乐部委员、儿童团长。
1934年10月，正在兴国县老营盘阻击吉安、泰和方向的敌人进犯苏区的杨老，接到上级命令，撤到兴国县，到达县城已是黄昏，部队还未休息，通讯员传达命令赶紧吃饭，晚上有行动，部队当晚就赶到了于都河，坐小木船过河开始了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后，调到甘肃省洪德城第一兵站医院当青年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战斗结束后，上级安排杨老参加了向后方运送伤病员的任务，当时有一千多名伤员全部送到延安治疗，杨老留在总卫生部材料科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杨老在延安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八团任卫生队长，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宁厦的战斗，担任宁厦军区（第65军）卫生部军药科长。
1952年杨老调宁厦公安总队后勤处任副处长兼卫生队长、1955年在兰州西北军区高干文化学校学习，毕业后又去速成中学学习。
1957年底杨老在陕西商洛军分区丹凤县武装部任部长、商洛军分区后勤科长。1961年由于身体原因，杨老在陕西军区医院治病，后在解放军第三医院边看病边工作，担任医院医务处长。
1965年离休，杨老回到江西赣州军分区干休所休养，十多年担任干休所点外支部书记，多次评为先进离休干部，参加了江西省军区先进老干部代表大会。
从杨老家出来已是10点多钟，我忙赶去旅社结住宿帐，结完帐我来到了赣州市老干部局，一般能直接找到老红军采访，我很少去老干部局添麻烦，找老干部局目的是为了联系采访四川籍老红军杨名富，离退科肖后镜同志接待了我，并与干休所联系，干休所告知杨名富归民政局管辖，肖科长又与民政局联系，民政局回电告知杨名富不在家，联系不上。11点20分走出赣州市委大门，打的士经东河大桥到赣州汽车站，乘上12点的车前往于都县，算算离开南昌已24天，想尽快采访沿途老红军回家。
下午3点多钟，我从赣州乘车到达于都县汽车站，我打的赶到位于于都县长征广场对面的于都县老干部局，走进大楼，找到办公室，室内没有人，等了十多分钟，上班人员陆续来到办公室，外面雨也不见小，我持介绍信到办公室联系，办公室同志要我等一下，因没接到通知，不知道今天我来于都县采访老红军。他们要打电话与上级主管的赣州市老干部局联系，办公室的同志讲：“来采访，拍照老红军的，以前要么上面会有人陪同来，要么会打电话来交待，我们好接待，你自己来，我们感到接待较为难。”我说：“我不要接待，我只需派一人带我去几位老红军家采访后，我还要赶去兴国，这是江西省老干局转的介绍信，你可以相信我，”他们仍不相信，要我再等，我只得报江西省老干部局胡剑平局长的电话给他，要他们直接与江西省老干部局电话联系。一直到16点30分左右，他们与江西省老干部局胡局长联系，证实我不是“骗子”，才派办公室王主任同我前去采访。
王主任说：“老红军的个人简历于都县老干部局有打印件，你只需去拍照片就行。”
雨在不停地下着，我坐上于都县老干部局派的吉普车，在王主任的陪同下，用了一个半小时采拍了钟明、王志贤、曾福祥三位老红军。
今天所采拍的三位老红军都是江西于都人。他们都住在县城里，由于时间太晚，也没有长时间坐下来与他们聊聊，取了些材料带上。
我们第一位就到了住在建国路的老红军钟明家，他身材高大，精神很好，一脸笑容，见王科长领我来采访他，心情很高兴。
老红军钟明于1916年出生在于都县银坑镇，1932年入团，1933年2月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第六师卫生队当卫生员，1936年由团转党。
1933年2月带着8名同乡到红三军团第六师卫生队参军的钟明，由于生病，进入第三后方医院治疗。病好后，医院见钟明能吃苦，又挺肯学习，就把他留了下来，刚一留下，就赶上了广昌战役。
“那真是作孽啊！”提起那场持续18天的血战，钟老心有余悸。“伤员多得连包扎都包扎不过来。”
钟老说：“广昌会战的失败，标志了红军反国民党“围剿”的失败。”
钟老说：“那次战争的残酷，我在后来的战争中也没见过。刚开始，我被那从未见过的血腥场面弄得有点手足无措，害怕得很。后来，听惯了惨叫，见多了死人，就习惯了。”
钟明只工作了三天，就被任命为卫生班长，到作战的最前线去负责重伤员的救治。
钟老说：“当时，最难处理的，除了断手断腿的之外，就是被一种开花子弹打中的伤员。这种子弹进入身体时是一个小孔，出来时就会把身体炸开一个大洞，肉都炸烂了，鲜血直往外涌，止都止不住。而且伤口还有一种极其难闻的臭味，到今天，有时候还会梦到这样的情景。”
当时，处在国民党封锁下的中央苏区，各方面都极为困难。不仅弹药匮乏，而且食盐、粮食等物资也非常稀少。后来吃不上盐，只能吃从土墙上刮下来的硝盐，这种硝盐又苦又臭。就这盐，红军还要首先用于伤员的救治，为伤员清洗伤口，因为那时几乎没什么药品。用过的棉花和纱布用石灰简单消毒后再接着用，一直用到棉花成砣、纱布成线才扔掉。
但是，前线的战况每况愈下，伤员数日飞一般地增长。敌人是石头碉堡，红军是用树木搭的碉堡，敌人有大炮，红军基本没有，这样硬碰硬，伤人不多才怪。
“我们昼夜工作，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有时只能喝点稀饭，后来，大家都累得不行了。”钟明说，第10天，他在前线为一位失去左腿的伤员包扎时，竟然睡着了。
那位伤员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才把他打醒来。钟明连声说：“对不起”，继续为这位伤员包扎，这一仗到底死伤了多少人，当时的钟明并不知道。他只知道，伤员实在是太多太多，广昌战役的18天，他几乎没休息过。
钟老回忆说：“打到后来，上去了很多新兵，还都是小孩子，有的人还没放过枪，很多人直到牺牲也没放过一枪。那些受伤的小孩子，好可怜！”
钟老说：“当时，最难过的莫过于看着一个又一个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在自已手中慢慢死去。”
1934年，部队从宁都前线撤到于都，18岁的钟明长征出发时，部队就在于都集结，他没有回一趟近在咫尺的家，向家人告别，从距家仅有几里地的于都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迈上长征路。
钟老说：“当时，谁都不知道部队要去什么地方，目的地在那里，更不知道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
钟老接着说：“红军纪律都很严，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红军走了一个多礼拜，除了于都外，周围几个县的老表们都还以为红军还在呢。”
钟明回忆说：“部队出发前，我们每个人都领足了各种用品，战士们则把子弹袋装得满满的，这使得他们都很兴奋。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以来，红军一直缺枪少弹，很久没有过这样好的补充了。”
在于都的那几天，各部队都在忙着补充粮食、衣服和装备，除了子弹外，每人都背了够吃多天的粮食，挂上了苏区人民编的新草鞋。钟明注意到，自已所在的医院，连X光机都带上了，他还看到队伍连各种TF设备、印钞机、发电机都带上了，就像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搬到于都了。
其实，红军要开始战略转移的信号早已发出。1934年5至9月，红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扩红”运动，要“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同时，广泛开展了“借粮”运动，收集子弹壳，筹集被毯、衣服等物资。红六军团和红七军团分别向东、向西路出征。《红色中华》报上，也开始出现了各种暗示，其中，最明显的信号莫过于张闻天的《一切为了苏维埃》。
从10月12日离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以来，这几天，小小的于都城周围，大军云集，酝酿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钟明和医院的战友们忙着把大量伤员交付给老表们。
除了要离开苏区外，还要离开朝夕与共的战友，把受伤的红军留下来，心里最不好受。提起临别前的那几天，钟老仍然念着那些被留下的战友们。红军走了以后，敌人搞残酷的报复，这些战友们能活下来，恐怕没有几个。
老人说：光在于都县安置的伤员就达6000多人，每家都安置了几个人，最多的一家安置了7位伤员。”
钟明回忆说：“从10月16日开始，各路红军开始从于都的8个渡口开始渡江。那会儿没有今天这样好的红军大桥，只有临时架设的浮桥。由于害怕敌人的飞机发现，浮桥都是白天撤掉，夜间再架起来。为了帮红军架桥，老表们把家里的门板都拆来了，有一位老人家连自已的寿材都搬来了。
钟明是10月18日从东门渡口过江的。钟老说：“我是和毛主席同一天从同一个桥上过江开始长征的”。说到这一点，钟老很得意说：“那个渡口，今天叫红军第一渡，立了好大一块碑，还建了个小公园。”
钟明永生难忘的是长征离开于都那一晚依依惜别的情景，
已是深夜，于都河畔灯火通明。送别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把即将告别的红军指战员们紧紧围住，依依不舍的苏区人民纷纷把煮熟了的鸡蛋、炒好的花生和豆子塞到他们手中。
8.7万红军，从于都渡江，开始了悲壮的远征。“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占领新田打胜仗。”88岁的钟明，现在还能背得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那首诗。
1935年钟老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4月，红军东渡黄河到山西，钟老在东征战斗中的负伤，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
他指着自己左眼角和头说：“那次东征战斗，是在山西郭家庄进行，对手是阎锡山的部队，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往山下猛冲，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左眼角，从头顶穿出去，我当时昏迷过去了，事后我得知，那埸战斗持续了两三天，刘志丹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我在后方医院治了一年，头顶伤口不得愈合，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我一再要求医生为我做了刮骨疗伤。手术很成功，我康复后回到了部队，战友们告诉我，在昏迷后，曾死了三次。被抬进太平间三次。”
当我采访结束后，我说：“钟老，子弹打进脑内而不死，这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你健康长寿。”
钟老说：“谢谢！谢谢！”
我在于都县第二位采访的是老红军王志贤，王老身体较差，走路要借助拐杖。
王老是1909年在于都县小溪乡出生，1932年8月参加小溪区地方游击队，1933年5月在于都云峰街游击队编入了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王老在机枪连当战士，1936年1月加入共产党。
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7月在甘肃泥城第二师第三团第三营第一连，王老担任排长。
抗战时期，王老担任过山东陕县六八五团第三营新兵连连长、陕西独立大队副营长、副官主任、建阳联防大队副大队长、建阳独立营营长。
解放战争以后，王老先后担任建阳总队参谋长、连东独立团副团长、苏州军分区吴县总队总队长、上海公安总队第二团副团长、福建惠安县兵役局局长、惠安县委副书记。1974年退休、1977年改为离休。
王主任陪我在于都县采访的第三位老红军曾福祥，曾老活动较少，一只收音机常放手中，随时收听新闻，了解国家大事。
曾老1910年8月出生在于都县，1931年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任战士，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曾老历任陕西富平县机枪训练连司务长、冀豫鲁二支队文书、皖、鲁、苏新四军文书、盐埠军分区科员、苏北军分区科员。
1952年12月，从江苏回到江西，安排在于都县供销社任保管员。
1980年10月离休。
因天色巳晚，道路上路灯都已亮了，我与王主任商量好，老红军杨仁照家明天一早就去采访。王主任安排我在于都县武装部招待所吃了晚饭并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