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8日 上午 星期六 晴 江西赣州市
2002年5月14日，我冒着大雨赶往桂林火车站，乘坐桂林开往湛江的火车，转道去佛山市，16日早到达佛山，联系上老战友祁奇，祁奇与我同年、同月出生，又同在一个连队当兵。祁奇看见我还穿着秋装，头发又长，强拉我上街洗头、剪发，又买了一套夏装要我换上。广东气温比西南高得多，在外行走汗流满面。
祁奇下午同我去了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查找江西籍老红军，我知道的九位老红军名单报过去，经过老干部管理部门查找，都以先后谢世。？
17日中午，我从广州乘火车到韶关，从韶关转乘大巴于晚上到达赣州市，在宾馆住下后，我打电话联系当年在赣州当兵时的地方篮球教练居兆龙师傅，居教练来到宾馆看我，并讲好明日上午同我前去采访老红军。
由于居教练对赣州路况熟悉，他带我在赣州大街小巷的转，虽然我俩是步行，但一天下来，我们先后采访了老红军朱力金、钟清才、叶桂林、潘奕星、廖华仙夫妇，黄祖波六位老红军。
朱力金住赣州市厚德路，于1920年出生在江西信丰县崇仙乡，1931年7月参加工农红军，任红三军团司号员。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老说：“在家时，看见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闹翻身，使我们穷苦人当家作主人，我认定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我就要求参加红军，当时年龄小，参加红军后让我在红三军团当司号员。我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三、四、五次反国民党“围剿”。
1934年，蒋介石对苏区采用铁桶战术，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11月我们红三军团从广昌土坯前线撤下来后，撤得晚的大多都牺牲了，撤下来后就直接走上了长征路。经过一路上突破乌江、抢渡大渡河、泸淀桥、巧渡金沙、翻雪山、过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1935年11月我们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朱老在抗日时期，一直随杨成武司令员在晋察冀一分区与日冠作战。1939年后担任过连长、营长。1943年组织上安排他回延安，在抗大学习，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到晋西北野战医院任所长。
1950年朱老南下回到赣州，先后担任了赣州市武装部长、赣州市外贸局长、赣州市供销社主任、赣州市商业局长等职。1983年12月朱老离休。
老红军钟清才也住在厚德路，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瑞金壬田乡，1930年3月参加工农红军，当时任杨成武勤务兵。1936年由团转党。
钟老与我交谈时说：“我当勤务兵不到两年，1932年调到后方医院当护士。1933年又调到红五军团医院当护士，我参加了一至五次中央苏区反国民党的“围剿”战斗。1934年，红五军团在兴国高兴圩作战，10月从战场上撤出战斗，离开兴国开始了长征。
我们红五军团与红九军团一道，一直是在后面阻击国民党尾随的部队，掩护中央及前面部队撤退。在长征中，我参加了湘江和土城战役。过了两次雪山、走了三次草地。第三次过完草地后，我所在团与红四方面军第31军对调了一下，我们团随第31军行动。当我们到达甘肃黄河边时，准备渡黄河时，因黄河大水没有过去，我们撤到了甘肃荣阳镇。到达延安后，我在延安卫生学校学习了三个月。
在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我到山西接受负伤的同志，经山西洪洞县过黄河送到陕西后方治疗，由于与日冠作战伤员较多，我就留在山西警备六团医院当医生救治伤员。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西三分区卫生所当医生。
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在山西运城公安四师师医院当院长。1951在兰州高级文化学校学习后，调甘肃天水高级步校门诊部任主任。
1958年转业到赣州，在赣州市立医院任书记、院长、赣州市卫生局局长。”
钟老于1962年退休下来，1982年改为了离休。
在赣州市环城路，我们找到了老红军叶桂林的家，叶老见我俩进来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并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叶桂林于1919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村小溪坑村，1933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一军团，后任朱德、康克清的勤务兵。
叶老原来没有名字，大家直呼他“野崽”，红军长征到达广西，在攻打桂林的战斗中，我战斗勇敢，首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没有名字，我姓叶，大伙叫我“野崽”，首长就说：“叫叶桂林吧！”从此改名为叶桂林。
叶桂林说：“参加红军之前，我已参加了少共青年团活动。母亲死后，我无依无靠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莲塘战役就在我村边上打的，部队撤出战斗时，我就跟着部队走，从兴国到了瑞金，再到福建长汀，我们部队是从长汀撤下来长征的，经广东、广西到达贵州。我跟着朱总司令爬雪山、过草地，在红一、红四主面军会合后，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破坏北上计划，并软禁朱德、刘伯承，第二次跟着朱德过草地时，没有吃的，饿得没办法，马粪、草根都捡来吃。朱老总还和张国焘作斗争，在朱老总等人坚持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
到延安后，我离开了朱总司令，1937年在晋察冀当指导员，我自己发展了一个连的人，在一一五师参加抗日，参加了平型关大捷战斗。
抗日胜利后，我到了东北，在第四野战军十一纵队，参加了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解放朝阳的战斗。在朝阳战斗中，我左肩胛受伤，左脚也受了伤，当时已昏死过去，大家以为我死了，放进了太平间，战斗结束后，部队点人没有发现我，就到处找，在太平间找到我抬出来发现我没死，就进行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放在老百姓家养伤。部队入关前我伤好转随部队入关，我担任营教导员，参加了平津战役。
1949年，在四十八军四三三团任特派员时南下，从河南。武汉到九江，从九江渡江经南昌到抚州，宁都。参加了解放赣州的战斗和赣南剿匪。由于我是赣南人，部队要我留下来，在宁都军分区任协理员。
转业后先后担任了宁都县长、赣州地区行署卫生科长、负责成立赣州地区妇幼保健院任院长兼书、赣州地区人民医院书记。1970年退休后改离休。”
从叶老家出来走了不远，我们来到了老红军潘奕星、廖毕仙夫妇家。潘老夫妻都是老红军，听说我们来采访，廖老忙给我们倒茶并说：“我没什么好采访的，老潘走得远，经历多让他讲吧？”坐在客厅里，大家很随意聊开了。
潘老说：“我于1915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崇贤乡，1930年8月参加工农红军，分在红五军团后方医院当护士。1933年5月由团转党。
在苏区时，我参加了二。三。四。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
1934年在兴国战场上撤下来，直接走上了长征路，当时我任药剂师。红五军团长征中负责断后阻击敌人追击任务，没有赶上红一。红三军团，在过完草地后，部队准备继续北上，此时，张国焘堵住我们，命令我们红五军团返回四川，转了一大圈，处处受到国民党强敌的阻击，损失很大，最后，在朱老总、刘伯承参谋长等人和全军干部战士的反对下，张国涛在无办法的情况下，接列中央电令的指示，返回北上。
我们又翻雪山、过草地，于1936年到达甘肃，西渡黄河，在林泽县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清等五马部队进行战斗，我们走了一晚，他们是骑兵，两个多小时就追上了我们。
在西进的路上是边走边打，由于消耗大，各项物资、弹药补给不足，越打越少，甘肃地方水又没有，生活特别困难，我们三个军，红五、红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2万多人，最后失败了。我们军团长董振堂在高台县城战斗中牺牲了，只有几百人去了新疆。我们1000多人在原冯玉祥当年失败的山上坚守，徐向前指挥我们战斗，因为没有粮食，又缺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就分散下山。当年我20来岁，马匪抓住我，我说我是甘肃民县人，是帮红军送粮的，他们就把我留在马部当新兵。
1937年国共合作后，蒋介石调马部去武汉，坐火车途经西安时，我们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糸上了，我们要求去延安。1937年11月到达了延安，分在延安兵站医院当司药，后改为后方医院。
1941年，组织上派我到延安医科大学学习，1943年学习毕业后，分在八路军延安制药厂（窑店子）任仓库主任。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卫生部派我去东北接收制药厂。1946年在原东北松江省哈尔滨卫生厅工作，1947年调任东北制药厂在哈尔滨开的药房当经理，主要是帮药厂推销产品、买原材料。
辽沈战役打响后，部队解放长春，我就带人到长春，部队解放沈阳，我就带人到沈阳，部队解放到那里，我就带人到那里开药房。平津解放后，我又到平津，留下一部份人在北京建立药材公司，我回到沈阳在总公司任副经理。
1952年我调回到松江省卫生厅任药政科长。1955年由于家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我打报告给卫生部，要求回江西赣州。
回到家乡后，我先后在赣州供销社药材站任经理、医药公司任经理。赣州行署文教办公室任副主任。文教办分处任卫生处处长。
文革中受迫害进“牛棚。”文革后在赣州卫生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1982年12月退休后改离休。”
潘老接着说：“我老伴廖华仙是1920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县，1933年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医院当护士。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开始她在妇女独立团当战士，后调到医院当护士。1935年参加长征，一直从事护士工作。1936年到达延安，在延安兵站医院与我在一起工作，1939年我们结婚一直在一起。
她先随我去东北，在药厂当工人，我回江西，她随我到赣州，担任过赣州市医药公司药厂厂长、药材批发部主任。1965年退休，1982年改为离休。”
从潘老家出来后，我同居教练找到赣州军分区干休所，经与干休所联系，州军分区干休所助理员带我们来到老红军黄祖波家。
黄老由于生病，双腿不能行走，他坐在轮椅上接受了我的采访。
黄祖波于1915年出生在江西信丰县西牛乡，1932年参加信丰游击队，1933年调粤赣军区卫生部学医，学习结束后，在军区后方医院任看护班长。1936年由团转党。
黄老在接受采访时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于医院伤病员很多，不能跟随部队长征，只有分留在苏区，上级抽调我们年青人到中央干部休养连当卫生员。长征到达遵义后，为了保证遵义会议，我调中央警卫营当卫生员，过了金沙江，翻了夹金山，在懋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部队调动了一下，红一、红四方面军相互换了些指挥员。
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左、右路军，准备打松藩，当部队走到半路时，张国焘不同意打，命令部队返回四川南下，中央警卫营被张国焘拦下返回，编入到第32军去攻打成都，失利后又北上爬雪山，又过草地，在甘孜我们与红二方面军会会了，由贺龙、肖克指挥。由于朱总司令、刘伯承、贺龙、肖克等人的坚持，加上南下的损失，张国焘最后同意北上，1936年10月在陕西上城堡与中央红军会师。
抗日战争时期，我随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中央军委电报命令要我们部队回到延安做保卫工作，我在留守兵团七一八团卫生队任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我任四军十一师卫生部长。
1951年，组织上安排我在第七军医大学读书。1958毕业后，分在福州军区九二医院任院长，由于身体不好没有到任。1962年就到九四医院任第一副院长。1965年还是身体原因，我离休退了下来。”
采访结束时，我给黄老拍照，我说：“黄老，祝你早日康复，你一定能胜利的。”黄老高兴地用手做了个V字，表示了胜利，我抓拍下了这一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