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3日 星期一 阴雨 上午 柳州市
我一早起来结清了一夜住宿的帐，将全部行李带去医院，准备拍完汪老乘车去桂林，拍完汪老后，汪老说：“铁路局有一位江西赣南的老红军叫李明，你可以去采访一下他。”
我按汪老指点乘上2路公交车到达火车南站下车，在柳州铁路局门卫指点下，我向铁路老干部处方向走去，在前往老干处的上坡路上，我问路人老干处办公室是哪栋，正巧问到了老红军李明。他即同我一道到老干处办公室，付处长接待了我，并叫办公室主任打开会议室，让我在里面采访老红军李明。
李老个子不高，一口未改的乡音与我聊了起来。
李明说：“我1912年出生在赣南崇义县思顺乡沿佑村，1931年崇义县有600多人的游击队，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离开了，有二种原因，一是我家庭条件很好，是富裕中农，有房有地，家里8口人粮食吃不完。二是个子矮，身体也跟不上。
1932年元月，我们村十几个青年人约伴一同去上犹县赶墟（我们村翻过一座山就是上犹县），正好遇见正规红军在墟上扩红，我们十几个青年人一商量，瞒着家里都参加了红军。
不到两年，同时参加红军的老乡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参加红军后，我分在红五军团当文书。1934年10月从江西于都县出发长征。翻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过完草地，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毛主席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张国焘软禁了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红五军团也与红四方面军合并，部队南下到处受阻，损失惨重，不得已，又被迫返回北上。1936年10月我们在兰州边上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到新疆去，一路上受到马步芳土匪的追堵，当时红军有第9军、第30军，红五军团共2.1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马匪都是骑兵，我们两条腿，他们四条腿，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部队死伤惨重，我们军团长董振堂也战死了，除500多人突围到达新疆，有很多同志成了马匪的俘虏，马匪对俘虏稍有反抗的都被他们砍死，被俘1000多人被强迫修路。
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我们被送往西安，当时要送我们这1000人去上海补充国民党军队，当时大家群情激愤，都不愿去，一致要求去延安，周恩来同志出面，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收我们并送我们去延安。
1937年初到达延安，像久别的孩子见到了母亲，大家悲喜交加，毛主席、朱总司令开欢迎会欢迎大家回来。组织上分配我在第一一五师第三十七团第二营当文书。平型关大捷后一直在山东继续抗日。
解放战争时，我在华东野战军四纵队留守处任政委。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在徐州铁路局公安总队任副政委。1953年成立柳州铁路局，我被派来柳州一直到1978年离休。”
我看看天气还在下着小雨，我说：“李老，去你家拍几张照片怎样。”“行呀！”李老说着就起身同我下楼带我去他家。
他家就在离老干处几十米的老干部小区内，独门独院，条件很好，拍完照片，已是10：30分，我即返回柳州铁路局老干局取东西，柳州铁路局老干处处长留我吃午饭。我为赶时间说：“饭就不吃了，请你帮忙派车送我去汽车站，我下午要赶到桂林处。”处长赶紧派司机送我到鱼峰山汽车站。11点20分乘车离开柳州，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下午13点30分就到达桂林。
雨仍在下，也不见小，我在住托的介绍下，住进了便宜的私人旅社，泡了澡，换了几天没洗的衣服，怀着尧幸心理打一下张女士妹妹交给我的电话号码，与她朋友张杰生取得了联系，张杰生与张女士妹妹一样地热情，他说自己忙，叫他弟弟开车来接我，雨也变得时有时无。15：15分，张杰生弟弟开车陪我先到了广西自治区干休所，找到老红军周志家，敲敲门，里面有一女人问话说：“找谁。”我说：“我是江西来的，想采访一下周志老红军。”里面答：“他已过世了。”我只好乘上小张的车一路找到了桂花园路老红军邵永清家。此时已是16：20分了，邵老住在七星岩正对面的一栋小楼里，有三层高，看上去没有建几年，87岁的邵老一脸笑容，真像老寿星。
邵老说：“你从江西来，不容易，谢谢江西省政府的关心。”在经过一番交谈后得知。邵永清是江西都昌县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过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他讲话中气很足，但带着浓重的江西口音，他爱人殷安祺是湖南人，也是一个直性子爽快人，不时在傍边插上几句话。邵老给我讲述他那段“红小鬼”的故事。
邵永清家庭贫穷，不到15岁就当了红军，邵老说：“我原在景德镇瓷器店学徒，母亲去世早，父亲、哥哥在外面给人打工，为了谋生，10来岁时我也去帮人打工，红军三进景德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军对穷人好，我就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1930年，红军第三次到达景德镇时，我乘下河淘米的机会，悄悄地跟在红军后面走，走了一段，红军队伍里的人发现我老跟着他们，要我回去，我不肯，他们就说我年龄小，个子又矮，不肯收留我，但我当红军铁了心，一定要跟着红军，那时，我见到红军里的哪一个人都叫“连长。”没有武器，我就找了一个梭标做武器。
方志敏是红十军的党代表，组织上派我给方志敏当勤务员，不久，号兵连要号手，方志敏就让我去学号，我为了学好号，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不大小便，不讲话，到离村子远的地方，顶着风吹号，我很快学会了前进号、冲锋号、停止、后退、集合、召集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的号谱。
一次前线要调号兵，号官不想要我去，就说我没学好，我当时鼓足了气吹了十几个谱的号，边上人都说这小鬼吹得不错，当场调我到第83团第一营第二连当司号员，天天在连长身边工作，连长教我很多东西，对我帮助很大，我号吹得好，从连里调营里，又调团里，从号兵，到号长，方志敏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时，组织上派我到中央苏区通讯学校去学无线电兼校部司号员。
1934年秋，我调到中央司令部朱德同志身边当司号员，我拿着介绍信到任支部书记的康克清那里报到，康克清发了一套衣服给我，长征路上，我脚一拐一拐地跟着部队前进，衣服丢掉了，但怀中只有心爱的军号。
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合后，领导调我到张国焘部队工作。有一次，我因为病了请假，张国涛的警卫营长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我，这时，正好朱总司令和张国焘骑马过来，我哭着跟朱总司令说：“我是自愿参加红军的，来反压迫、打土豪的，而他打我。”张国焘见他的部下给他丢了脸，下马上前打了那个营长几个耳光，这一打把我又送到了朱总司令身边。
朱总司令一贯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在翻雪山时，山上空气稀薄，气压低，朱总司令鼓励大家说：“你们看，四处皆白，我们上天了，国民党老爷兵那里敢来。”一路上，朱总司令关心大家安全。我当时个子小体力差，他要我骑他的马，我不肯，他只好叫大家把包袱放在马背上，他和我们一道翻雪山，他见我实在不行了，就说：“小鬼，拉住马尾巴上山，轻快些，不用怕，这马不会踢你。”我只好拖住马尾巴上了雪山。”
1939年，邵老离开朱总司令奉命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当无线电报务员，童小鹏是他的机要科长，他们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1963年朱德、徐特立、康克清到桂林，邵永清知道后，心情非常激动，他找到市委书记黄云，表明自己要见老首长的心愿，黄云将朱总司令住处告诉了他。
他吃完晚饭，到桂林榕湖饭店，警卫问邵永清来干什么，他说：“来看总司令。”康克清大姐听后，马上从里面出来，他激动地喊起来：“康大姐，您好。”话音未落，朱老总从里面也出来了，邵永清轻轻叫了一声：“朱总司令，您好。”眼泪夺眶而出。朱老总紧紧握住邵永清地双手说：“来，来里面坐。”邵永清说：“总司令记性真好，我现已改名叫邵永清了。”朱总司令还详细问了邵永清什么时候来的广西，回过江西老家吗？老家人都好吗？还问起了当年邵永清在一起的红小鬼，老战友的情况……。
朱老总最后还要邵永清到北京去看他，临离开桂林前还写了一封信给邵永清，邵老说：“可惜信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失了。”
邵老离休后，参加了桂林市老年艺术团，当他走上舞台唱起当年红军歌曲时，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他还经常去部队、机关、工厂、学校讲红军故事，作革命传统报告，他还多次获得“关心下一代”奖、“老有所为奖、”“健康老人奖。”
邵老在我临别时说：“向江西家乡人民问好，祝家乡繁荣昌盛，我为江西人民争了光。”
17：15分，邵老爱人殷阿姨说：“江西瑞金还有一位老红军欧阳华住在芦笛路肉联厂宿舍，我带你去。”她送我到达欧阳华家后，又坐小张车赶回家去做晚饭了，我谢谢了小张和殷阿姨说；“晚上结束后，我乘公交车回旅社，就不麻烦你们了。“
由于天气阴雨，天黑得快，我抓紧时间先行给老红军欧阳华拍了几张照片，再与欧阳华老人聊了起来。
欧阳华于1912年出生在江西瑞金沙洲坝村，1931年，毛主席、朱德在沙洲坝为群众挖井，我们一伙年轻人都看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们几个年青人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你们应该去参加红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动员下，我们几个年青人报名参加了红军。
参加红军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当战士，通讯员、侦察员。1934年参加了长征，1950年在第四野战军随军再下到广西桂林。
欧阳华老人没有文化，家乡也没有了亲人，没有回去过江西，在瑞金市老干局提供的健在老红军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我给瑞金老干局林有生科长打电话报告了此事，并要求他每年要寄慰问信给欧老。林科长记下了他家的电话，通讯地址，并说：“谢谢你帮助我联系了欧老。”
在欧老家吃完晚饭，已是22：30多分，我乘2路公交车返回旅社，一路上汽车沿着漓江而行，夜色下的桂林漓江，美景诱人，为了尽快采访完老红军，我只得从内心向桂林说“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