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19日 星期二 晴 吉安市
在吉安街头的摊子上随便吃了些早点，在上班前，我来到了吉安市干休所，所里安排阮所长助理上午陪我去采访，阮所助年青，讲话直爽，我两脾性很合得来。
今天跟着阮所助去青塘新村和新村北路老红军居住地，这两地离吉安市干休所不远，但也不是很近，我两背着器材步行前往，一上午下来，采访了老红军曾广发、谢元珍、曾名遥、田瑛同志。
曾广发，曾名遥是江西吉安人，离休后安享晚年回祖籍，谢元珍是四川南江县人，田瑛是陕西省绥德县人，都是随江西籍老红军爱人离休回江西生活的。
一路上，阮所助提得最多的是谢元珍老人，他说：“上次解放日报《长征路上访红军》记者专门采访了谢元珍老人。谢老几十年艰苦扑素，一双皮鞋穿了二十多年，平时少吃俭用，节余下来的工资每年捐献给吉安市永新路小学贫困学生，几年来已捐了几万元，他儿女七、八个，有的还下了岗，他从不给他们金钱，教育儿女们要自己创业，”说着说着，我们已走到了新村北路8号谢元珍老人家后门口。
谢老住的房子是六十年代的老式二层屋，一个小院朝南，像阮所助所述，家中十分俭朴，用的家俱都是当年旧的，主卧除一张旧式老床，一张二斗写字桌，就是几个木箱架在床头墙角边，没有像样的家电，一台14寸彩电、一台单门旧冰箱，这就是家中的家用电器。谢老见我们进来很是高兴，一边让坐，一边倒茶。
1915年谢老出生在四川南江县，1931年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当妇女委员、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医院当护士。
谢老说：“我在长征中走了三次草地，翻了两次雪山，这都是被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害的。1936年才到达陕北。
“你是那年来江西的？”我问谢老。
“当时全国都解放了，我和老伴也没文化，省得给党添麻烦，跟着老伴回江西吉安来了，我老伴是吉安人呀！”谢老说完接着讲起了他与老伴结婚的往事。
我老头是江西籍老红军，是红一方面军的杨汉辉，我到达陕北后，组织上送我在妇女学校学习，一天，同乡的张连长和王指导员让我去见朱校长，我心想见校长，还没有单独去见过这么大的官，心里忐忑不安，我在张连长的催促下，很不自愿地走进了朱校长的窑洞，当时见窑洞里还有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见我进来楞楞地看着我，我心想，可能是组织上安排对象，因为很多姐妹都是这样由组织上安排结婚的。我当时羞得不知说什么好，大家沉默无语，急得张连长开口说“谢元珍，这位是红一方面军的老大哥、党员、人不错，思想上进步，你还有啥子不满意的呀。”我偷偷地描了一下他，他站在那傻笑也不会说什么，我脸上通红通红的，朱校长走过来对我说：“怎么样，革命不要婆婆妈妈，你们今夜就成亲！”就这样，朱校长一语定音，来了几位战友，轰跑了隔壁窑洞里围着的羊，随便打扫一下后，战友们就将我和杨汉辉送入了洞房。
谢老接着说：“那夜其实我俩干坐着，一个在炕头，一个在炕尾，半夜了，我俩没有说句话，只有一盏油灯在吱吱地响，我跑了回去，老杨回了朱校长窑洞。
第二天一早，老杨就去了山西抗日前线，我在红军医院照顾伤病员。老杨在前线负责部队的生活补给，整天在山里跑，过了一年多我俩才见了分别后的第一面。
那是杨汉辉负伤住进了我工作的医院，我当时换药，都没有认出他来，我们四目相对了许久，好像面熟，曾经在那见过，聊了一会，才知道我们原来是夫妻。
现在我生活条件好了，刚同老杨回到吉安，我俩有一千多元工资，自己种菜、喂鸡，吃穿不愁，现小孩也大了，都能自食其力，当时，老杨也讲了，我俩年纪大了，也不能为党做什么工作，我们没有文化，不能让后代也没有文化，我们要为国家分点忧，我就捐些钱给学校救助一些贫困学生，希望工程也是我应该做的。”讲到这里，谢老笑了。
在青塘新村18栋，我见到了老红军曾广发，曾老性情开郎，九十岁的老人，身体很好。
曾老1913年出生在江西万安县简田乡浪口镇珠理坑村，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在广昌太平墟前线入党。
曾老说：“我弟兄四个，我父亲在家时是自卫军，叔叔三个都参加了自卫军，我在家排行老二，我和哥哥都参加了红军。
1933年在少先队提升到区中队，4月份提升到独立团，10月提升到红军主力红一军团一师，在这里我们换了新枪，参加了苏区的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当时我在连里当通讯员，部队到达兴国时，我患了疟疾，政委也住院，我打了两针就好了，医院要我出院，政委不让我出院，他说：“你一个人出去找不到部队。”我坚决要走，到了休养连，那里有100多人，大家结伴去前方。我们来到了福建建宁县，我分到了罗炳辉的二十二军（原叫红一军团红一师）。
在苏区战斗中，兴国县高兴圩的战斗最残酷，红军伤亡惨重，敌人占领了德胜关、老营盘，我们退到高田墟时，得知黎川、广昌相继失守，上级要我们将老营盘夺回来，最终没能夺回来，我们就从兴国撤到了宁都河口，我们部队是最后撤退的，从河口出发长征。
长征走出江西在湖南宜章县红三军团打了一仗，战斗打得很激烈，消灭了何健一个半师。在江西小梅关迎接我们的曾山讲：“得到情报广东方面有一个半师敌人在防守。”我们一师也想打个胜仗，当时我当电话员，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打，遵义会议后我当了班长。1935年10月到达陕西保安县。
抗日我在一一五师，我在一一五师通讯连任指导员，直至1948年才离开一一五师到山东渤海学习，当时康生来到山东，他撤消了山东省主席李义职位，要党校和我们学习队干部南下去大别山，我调到河北邯郸与邓子恢带队的8000多人一道南下，又接到命令去洛阳，我们到达洛阳，将胡宗南的部队吓退回西安去了。我们又准备去大别山，得知国民党占领了大别山，我们就没有过去。
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在豫西军区，也就是二野参谋部电话局任厂协理员，二野参谋部王震负责。
1949年9月，我南下到江西民政局秘书科任副科长，1951年调江西省水利局任副科长，1956年11月任水利局上山下乡武功山垦殖场带队指导员，1970年垦殖场撤销，1971年我退休回到吉安。”
在新村路7号，我采访了老红军曾名遥，走进曾老家大门，一栋四层八套新楼立在院中，曾老身体不是很好，讲话有些气喘，不愿多言谈，所以与他交谈了几句，他对过去记不太清楚，我较为简单地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
1914年9月曾老出生在泰和县，1931年10月参加工农红军，1937年入党，历任班长、作战参谋、科长、营长。副团长。江西民警总队副总队长、安福农埸政委等职。
1971年11月退休，1980年改离休。
在新村北路2号，我见到了老红军田瑛。
田瑛1921年5月出生在陕西绥德县，1937年5月5日参加红军，任绥德县妇救会主任，参加了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87年从兰州军区离休。
田老说：“抗日开始，国民党不发供给给红军，我们三五九旅供给部被服厂缝衣、纺线支援前线。1943年我们迁到延安在南泥湾开荒，1944年男同志上前线了，我们女同志承担了劳动的任务，生产的粮食放了延安很多窑洞。毛主席在延安飞机场对我们说：“我们女同志带好孩子、搞好学习、做好生产、这也是战斗。”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供给部就驻扎在柳林。1948年我们到山西房山县搞生产，种棉花、种粮食、油支援前线。
1949年部队进新疆，由于我爱人身体不好，王震要我们留在西北，在兰州军区高干疗养院任副院长。
1962年退休回到老家吉安。我在兰州军区第一疗养医院工作，1955年退休，1962年跟随爱人到吉安生活。”
下午，吉安市干休所派了女的副所长陪我采访，我们走访了真房、彭金财和袁林三位老红军，三位老红军分住在吉安市区，住地比较分散，干休所派了汽车送我们前往采访。
三位都是江西籍老红军，首先，我们来到塔前路的老红军真房家。
真房于1917年出生在江西万安县白鹭乡龙头村，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分在红三军团，在卫生学校学习半年后，下到第六师第第十七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第十七团是兴国模范团，1933年由团转党。
真老说：“我参加了苏区多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
长征前，我们部队在泰和沙村战斗，接到命令部队撤出战场，经兴国到于都，于1934年10月从于都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中记忆最深而最残烈的战斗，要数湘江之战，敌人前堵后追，天上飞机轰炸，中央机关因带物资大多，行军速度大慢，没有快速到达，我们红军八万多人，渡过湘江只留下三万多人，红军损失惨重。
部队到达贵州时，我任青年干事。我们经过一路战斗，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最后一次战斗是消灭马洪斌骑兵，取得长征后的第一场胜仗。
1936年，我东渡黄河到山西，1937年我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的战斗。后调第一一五师步校担任青年科长。1938年参加了汾、沂公路战斗。1939年到山东，在晋、豫、鲁根据地抗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队伍。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到东北扶余县负责接收工作，当时担任保安团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1946年在松江军区干部学校当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三个月后任独立二师卫生部长兼政委。长春解放后我调四野特种兵任军械处副处长。1949年9月南下到达武汉。1952年调江西省军区，1955年转业回到吉安地区在税务局任监察科长。1958年退休、1981年离休。”
从真房家出来，汔车在市区走了约十来分钟，我们来到了人民路老红军袁林家中。
三室一厅的房子并不是很大，袁老瘦瘦的，身材修长，讲话声音很细小。得知我的来意，袁老给一份自传我说：“我基本情况都在上面。”
1913年袁老生于井冈山下的永新县南乡长富乡袁家村，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在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红军团政委、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营教导员。1959年奉命组建井冈山管理局任局长、党委第二书记、书记。先后接待了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重上井冈山。
袁老慢慢地与我叙述起他的身世和经历；“1913年农历八月三十日，我出生在永新县南乡长富乡袁家村的一幢古老的大屋里，从我记事起，袁家大屋住了三户人家，老夫子一家三口，三叔一家三口，我一家四口，有水田一亩，与另外三家合养一头耕牛，也就是有一“脚”牛，租种地主李相驼水田一亩半。
我十岁那年秋天，父母亲把我叫到房里，父亲郑重地说：；“家里积存了一点钱，我和你娘商量好了，明天送你去学堂读书。林斌崽呀，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没有人读过书，你要好好念书，为祖宗争气……”
“林斌，我的好崽呀！”祖母由姐姐扶着走了进来，我赶紧给祖母搬来一把竹椅，扶祖母坐下。祖母七十多岁，消瘦的脸上布满皱纹，祖母说道：“这下可好了，我们家要出秀才了，你奶奶穷没什么给你，要你姐给你缝了件衣服，布是你爹前年给我买的，一直压在箱底舍不得用。”姐姐打开花布小包袱，拿出一套浅蓝色衣裤和一个同样颜色的书包，替我穿上。
第二天一大早，父母把我叫醒，吃了三个荷包蛋，领我到厅堂向菩萨、祖宗行了三拜九叩之大礼，然后送我到学堂。
第二年春天，我父亲带病外出做工。病情严重，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不能做工劳动，还要吃药，家境十分贫寒。
我只好休学了，上山刈草挖树兜，跟母亲下地干活，在饥寒劳累中，我逐渐长大了，，懂得人间辛酸和凄苦。我跟着母亲在天河煤矿挑煤，听说三湾来了大兵。
1928年5月红军攻占了永新县城的消息传到村里，我约了同村的木牛牯到县城，一生第一次见到了帮穷人翻身的红军。我也想当红军，由于年龄太小，只有在少先队里干。
1930年4月，我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参加红军要报名，以乡为单位进行，我报名时两位30岁左右的红军一个回话、一个登记。当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住址、文化、父母姓名、兄弟姐妹、田地耕牛、生活状况等后，又问我：“袁林斌，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
我马上回答：“要有饭吃、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就要参加红军闹革命，红军是替穷苦老百姓打仗闹翻身的。”
两位红军满意地点头，笑着说：“你们长富乡五名青年都录取了。”
参加红军后，在随营学校学习了一个多月，开始分在赤卫大队，七月编入了红二十军当号兵，参加了多次攻克吉安战斗，转战闽、赣参加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
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利后，在（红色中华）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文章提出保卫苏维埃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不是单纯的守拼，要打到敌人后方去……
大家私下里都在议论要反攻突围了，反攻转移到什么地方去，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是长征。
1934年10月17日，部队接到转移的命令，我们也不知道要转移到哪里去，大家整装待发。在此之前的几天里，部队就在做转移的准备，安置伤员、病号；清理借的东西送还给老百姓，清扫驻地卫生，缝洗衣物。打草鞋、搓草绳。本地战士回家话别，邻近的托口信或写信向家人问候报平安。我当时心里也不平静，离家四年还未回去过，奶奶是否健在？父亲的气喘病是否好些？母亲这几年吃了这么多苦衰老了许多吧？其他亲友身体可好？本来想写封信，苦于无人捎带，也难得等回音，家乡也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
晚上九点左右，部队出发了，开始了万里长征。
在于都河畔，烟雾飘漫、战马嘶鸣、人声鼎沸、水浪溅飞。河面上、浮桥上火把挥动，形成了一条长龙，渡船来回穿行，我们是拉着绳索涉水过河的，深处在齐腰处，浅水处在膝盖。上岸后整理好队伍继续前进，越往前走，离家乡越远了，心情也越沉重了，不知何时再回来，心里没一点底。
十月二十日，我所在的红三军团向西挺进，在江西信丰县的王母渡、新田一带与敌人陈炯明的部队打了长征中的第一仗，首战告捷，突破了敌粤军在信丰、安远间设下的第一道封锁线，当天占领了新城。
部队进入湖南后，敌人天天派飞机跟综进行轰炸，我们只好白天在树林里休息，晚上砍毛竹扎火把行军，十一月初，部队在湖南的汝城以南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接着冒着连日阴雨，在泥泞小道夜以继日行军，经过几次连续战斗，我们突破了敌人沿粤、汉铁路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了宜章城。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中央军委通令嘉奖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
部队继续向西推进途中，我和叶显君、还有一位姓周的同志奉命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培训班学习做瓦解敌军工作。
此时，蒋介石慌忙调动数十万军队沿湘江西岸设置第四道严密的封锁线，江岸修筑了碉堡，地面重兵把守，天空飞机盘旋，一连数日，红一、红三军团指战员在湘江东岸与敌军展开了异常残酷的殊死战斗，打开了前进通道，抢占了西岸渡口，掩护中央纵队强渡湘江。
十二月一日，中央纵队在湘江南段涉水过江，南岸有红军先头部队接应，两侧有红一、红三军团等部队掩护，中央纵队顺利渡过了湘江。”
此时袁老面戴徽笑地与我谈起了打遵义时的趣事：“1935年元月七日，红一军团占领古城遵义，中央红军在这里休整了十二天，遵义城四周群山簇拥，新老城中间有一条小河，街道和房屋不少，是贵州北部最大的城市，黔北最大物资集散地。元月十二日，红军总部、当地党组织在老城的一所中学操场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毛泽东和朱德讲了话。
中央获悉国民党中央军、湘、川、滇军数十万向遵义逼进合围，中央决定放弃遵义，命命红一方面军向习水、赤水方向前进。
在红军撤离遵义前，培训班结束，我们三人返回红三军团，我担任军团政治部破坏部干事。
一月底，我们经桐梓、松坎、习水、仁怀向北推进到赤水以东的丰村坝、青岗城一带。彭德怀军团长指挥红三、红五军团向土城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打了一天一夜，伤亡很大，敌人大批援军赶到，守敌反守为攻，企图从三面向我军合围，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中央决定让红三、红五军团退出战斗。
我们撤出战斗后，西渡赤水河，经古蔺、叙下、永向、宜宾附近渡口开进，途中，得知敌人十个旅先于我们在宜宾南部一线集结，我们只好改道沿川、黔边界西行，在云南扎西休整待命。
二月中旬，我军侦察到川军有十多个旅在长江西岸设防，云南敌军由西北、向扎西急进截击，贵州境内敌军兵力薄弱，于是全军遂从扎西调头东进，在二郎滩、顺江场东渡［二渡］赤水河，把敌人抛在长江沿岸。
红三军团东渡赤水河后，势如破竹，直扑桐梓，占领桐梓后，得知贵州军阀王家烈调一个团由遵义向桐梓急进，彭德怀命令第十三团连夜急速前进，力求先敌占领桐梓通往遵义的要隘娄山关。
第二天下午，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彭德怀军团长急令红三军团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火速增援第十三团。
娄山关是大娄山主峰，四周峭壁悬崖，是通往遵义的重要屏障，彭德怀军团长决定先攻下娄山关，打通道路再次占领遵义。
山区的拂晓，云雾浓厚，几米以外很难辩认景物，我们第十团第一、第二营并排前面，团部和预备营在后面，沿着左侧山路摸索前进，突然前面传来“沙、沙、沙“的脚步声，对方先发话问“你们是哪里来的？”一听口音，我们知道碰到了王家烈的部队，我们一个参谋大声叫道：“我们是红军部队，缴枪不杀！”紧接着我们向敌人射击。大家一起喊道：“站住，不许动！缴枪不杀。”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慌忙调头逃跑。由于我们先头部队也只有二十几个人，没有去追击，我们仍沿山路前进。
太阳慢慢升起来了，预备营也跟上来了，我们发现前面有一股敌人在逃窜，我们迅速出击，打死了一些敌人。此时，我看见一个敌兵从山脚向我们走来，我立即跑步上前说：“站住，不许动！”他举起了双手，右手拿着军号，身上没有带武器，年纪大约在十七、八岁模样。
我说：“你是那个部队的？”
他答：“王家烈部队的，是号兵。”
我又问他：“你从那里来，去那里，干什么去？”
他回答说：“从遵义来，准备上山去增援。”
“来了多少人”我问他
“来了一个营。”他回答
“遵义还有多少部队防守？”我问他
“我离开时，只有一个营在城里。”他回答
听他说话带有我老家永新口音，我又问他：“你是那里人？”他说：“我是江西永新人。”“永新那里人？叫什么名字？”我又问他，他说：“永新北乡人，叫贺友寿。”
我当时十分恼火，斥责他怎么跑到贵州来当兵，真想打他一个耳光。
见我生气的样子，他马上说：“我原来在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十二团当号兵，是红六军团从永新撤离时参加红军的，去年八月随部队打到湖南边境，遭到敌人八个师的伏击，我们十八师被打散了，我被俘了，唉！也不知道我们龙师长他们突围了没有……刚才碰见你们，营长以为遇到了红军大部队，慌忙下令撤退，我乘乱、乘雾、能见度差躲在山脚下等你们过来，我终于又回到了红军部队了。”贺友寿话语时断时续。
我告诉他，第十八师龙云师长在哪次战斗中牺牲了，他难过得低下了头。我看贺友寿对红军还是有感情的，我鼓励他一番后，将此事向张宗逊团长做了汇报，并建议将他安排在二营当了号兵。
第二天黎明前，红三军团顺公路向遵义城飞速前进，又重新占领了遵义。
五月下旬，中央红军由会理出发向北挺进，强渡大渡河。红三军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区较顺利，由于走前卫的红一军团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六月中旬，我们到达夹金山脚下的宝兴县，上山前，红三军团以团为单位做过雪山前的思想动员，宣布注意事项。
九时左右，部队到达山脚下，寒风掠过，仰首望去，山高不见顶。我们登山时，天下起了雪，到了半山腰，风暴停了，往上越走，空气渐渐稀薄，接近山顶时，发现有战士全身僵硬己牺牲在雪山上，爬上山顶，一派气势宏大壮阔的风光扑入眼帘，我张着嘴喘粗气。
下山比较省力，但路很滑，双腿发软，稍不小心就可能滑倒掉下雪谷。下到半山腰，路边插了一块木板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中央红军！”“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第二天，我们红三军团进入懋功城以东的达维村，我们与红四方面军战友会合了。
七月中旬，我们进入了黑水、芦花、毛尔盖一带，过草地时，我身体不行，我与董必武说：“我走不动了。”董必武马上对大家说：“袁林同志身体不行了，大家帮助他一下。”大家都来帮助我，枪也被别人拿去扛了，我这样才走出了草地。
1935年10月，我到达了陕北，在陕北第一仗直罗镇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有二十二名伤员住在一个窑洞，由于天气太冷，冻死了19人，剩下三个活的，我有一件短大衣，是首长送我的，要不然我也冻死了。”
2005年11月，我听吉安朋友讲，袁林在江西人民医院住院。11月23日，我抽空在江西医院老干部住院区第二次采访了袁老，很多资料介绍了袁林在井冈山接待毛主席的情况。今天，我来想专门请袁老谈谈1965年在井冈山接待毛主席的情况。
袁老坐在医院木沙发上，我架好录相机，记录下袁老回忆当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情景：“1965年5月初，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先期上井冈山，为毛主席上井冈山作准备。
汪东兴叫我和孙景玉两人到宾馆，对我俩说：“毛主席可能会来井冈山，你们要作好准备，这个事只告诉你们两个人知道，准备工作也就交给你们两个，功是你们两个，过也是你们两个。”
汪东兴开始为毛主席选了二楼的房间，考虑上下楼不方便，最后选定了一楼靠西厢的115号套房为毛主席卧室，隔壁117号单间为毛主席餐厅。
安排好后，汪东兴、华国锋返回了长沙，并对我说：“主席什么时候上山，我会电话通知你们。”
毛主席到达湖南茶陵时，我接到了电话，直接打给我的，告诉我说：“毛主席在茶陵住一夜，要做好准备。”
第二天，毛主席车队从茅坪到达黄洋界已是下午3一4点钟，我们见主席下车后，直接奔山顶而去，他披着大衣，在黄洋界纪念碑四周仔细观看，纪念碑是木板的，有五米来高，是我们管理局建的。
毛主席边看边对汪东兴说：“你去看看当年的工事还在吗？”汪东兴和随行警卫员一起去查看了一下，回来对毛主席说：“还有一些当年挖的壕沟和构筑的工事。”
在纪念碑前，毛主席对陪同他上山的张平化夫妇说“：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
下午五点多钟，汽车到达了茨坪井冈山宾馆门口，毛主席下了车，我忙上前说：“主席，您好！”毛主席与我和孙景玉握手。
24日吃过早餐，我和孙景玉陪主席在宾馆后山散步，毛主席手持一根竹杖，一路上与我们谈笑风生，我们在山上泥巴小路上行走，从草莽山坡往下走时没有了路，孙景文赶忙上前说：“主席，前面没有路了。”
毛主席听罢，手挥着竹拐杖笑着说：“有山就必有路，我就不相信这里的山没有路，这根拐杖是专门探路的，什么都不怕！”他边说边往山坡下走去。
山坡下是机关的保育院，一群在空地上玩的几个大点小孩认出了毛主席，便齐声高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向孩子们挥手致意。我和孙景玉忙叫小孩不要大声喊叫。
25上午，毛主席在宾馆附近散步，我跟着毛主席一道散步，路过停工待建的宾馆小礼堂时，毛主席指着工地问我：“这在建什么？”
我说：“宾馆小礼堂。”
毛主席又说：“怎么不建了？”
我答：“巳经下马了。”
毛主席说：“建就建起来嘛，丢下一半不是更浪费。”
我说：“没有钱。”
毛主席说：“去找李先念，他有，他是一个荷包进，一个荷包出，从这边拿到那边。”
说着，主席掏岀烟盒纸，写了条子给我，要财政部给80万元。
后来，刘俊秀专程到北京向财政部要钱，说毛主席同意的，李先念给解决了80万，把这个小礼堂建起来了。
5月26日上午，张平化夫妇要下山回湖南去，毛主席在宾馆门口为他们送行，毛主席与张平化、汪东兴、刘俊秀等人合影，因随同人员向汪东兴提出要与毛主席合影，毛主席站在原来的位置上笑着说：“大家高兴都来照吧！”
送走了张平化，毛主席走出宾馆在公路上散步，一位农民正在路边的溪水中挑水，毛主席站立了许久，见那担水农民走远，才对我说：“这条山溪的水一年四季都有吗？”
“有，山上的水源很充足。”我忙回答。
“群众够吃吗？”毛主席接着又问我。
我又回答说：“够吃的。”
走在公路上，毛主席感叹地说：“我这次回井冈山来看看感到变化很大，修了公路，通了汽车，解决了上山难的问题。”
我向主席介绍说：“现在进出井冈山修了两条公路，一条是由黄洋界到宁冈、永新；一条由拿山、泰和去吉安，还准备再建一条由井冈山到遂川，现正在建设中。”
毛主席又问：“现在山上建有博物馆、纪念碑，还有这么好的宾馆，来客多不多？”我又回答说：“不少，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来井冈山参观的人很多。”
29日上午，主席散完步与汪东兴、刘俊秀讲：“我们住了一个星期，该走了。”
刘俊秀说：“能有这次难得机会陪同主席重上井冈山，心里很高兴，现在井冈山的人民迫不及待地要见主席。”
汪东兴在宾馆门口找到孙景玉说：“主席要回北京了，你一个小时之内集合好茨坪的群众。”
孙景玉高兴地说：“我们一定集合好队伍。”
一个小时不到，管理局、垦殖场、宁冈的干部和茨坪的工人、农民、学生都来到了宾馆南面公路两傍，列队等候主席接见。
九点整，毛主席在宾馆餐厅前的小坪场上，会见了等候的革命老人、井冈山中层以上干部、宾馆的工作人员，并一起合影。
为避免群众多造成拥挤，在宾馆门前公路外平行的一丘田的田埂上也站着很多群众。
毛主席看见后问我说：“那边的群众是干什么的？”
我马上回答：“也是来欢送主席的。”
毛主席说：“叫他们过来吗？都过来。”并向远处的群众挥手。我转身向群众招手说：“毛主席叫你们过来，都过来。”田埂上的群众一起拥了过来，围在毛主席身边。”
与群众照完合影，毛主席一行乘车离开了井冈山向吉安方向下山。
在毛主席离开前，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带着钱和粮票到宾馆财务室，找会计结算伙食账。当时担任会计的雷良钊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和粮票。他心里想的是：收下这钱和粮票，叫我怎能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井冈山的群众啊！过去毛主席在井冈山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尽管雷良钊当时很是为难，但还是提笔认认真真地在交款人一栏中写下“首长”二字，然后依次开出三张发票收据：发票号码为：006482、00006483、0006484号，票证为“江西省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交款人：“首长”。住宿时间7天，每天伙食费2.50元，共计17.50元。交粮票23斤，购大米款每斤0.12元，计2.76元。发票开具时间为：1965年5月29日。
今天采访的三位老红军资历最长的要数老红军彭金财，彭老住在吉安市仁席北巷，走进小巷深处有一扇红色的大木门映入眼帘，进到屋内，是老式一层平房，有四、五间房间，厅堂光线较差，拍照时，我扶着双目失明的彭老在后院柚子树下拍照。
彭老是江西永新人，1927年10月参加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后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红军小井医院当医士，1929年下山在红二、红六军团卫生部工作。
1935年长征到达延安后，在延安医大学习，抗日时期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当医生，与白求恩在一起工作。
解放战争在第一二0师野战医院当院长。
彭老说：“我的双眼是在解放兰州的战役中炸坏的。我和师长、政委、参谋长在前线指挥部，敌人炮弹打在指挥部掩体顶上，整个顶全塌了下来，我们全部被泥土埋掉了，等战士们挖我们出来时，师长、政委已经牺牲了，参谋长耳朵聋了，我双目什么也看不见，在医院三个多月靠从鼻腔流入食物维持生命。
1956年，我在西北军区党代会上毛主席打电报来祝贺大会召开，彭德怀在大会上宣读电报时说：“同志们，不要讲话，中央、毛主席电报同意彭金财同志离休。”离休后我就回到江西来了。党和人民一直关心照顾着我，使我一生过着幸福的生活，逢年过节地委、政府和部队还来看望、慰问，真的感谢党。”
彭老双目失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要老伴、儿女们给他读报，关心地方工作情况，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街办书记、党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安干休所支部书记，大家都说他是闲不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