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20日   星期三  晴    江西吉安市

  早上7:00钟我就开始了采访,我首先到了老红军庄永成家。

  老红军庄永成是陕西汉中沔县人,1915年出生,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第268团当通讯员。1935年在西康消灭胡宗南一个师加一个团后,调战斗部队第268团第二营第六连当班长。

  庄老与我说:“1935年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到达了毛尔盖,在大冲坝开始过草地,敌人有飞机侦察,被我们打了下来,飞机是帆布做的,大家把帆布割下来缝挎包,由于帆布明晃晃的,挎在身上容易暴露目标,所以大家把挎包扔掉了。

  毛主席主张继续北上,张国焘坚持要南下,并命令徐向前拦截、消灭毛主席所率的右路军,徐向前不同意,哪有红军打红军的。这样,毛主席顺利北上了。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南下,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都留了下来。这次吃了苦,又走了两次草地,翻了夹金山雪山,翻了党岭山雪山,过道孚到甘孜,甘孜嗽嘛见到红军到来,都吹号以示欢迎红军。

  在甘孜我们与红二、红六方面军会合了,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红二、红四方面军年青战士编在一起,成立了第4军、第5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休整三个月后,向西进北上,过了腊子口到明州,我们围攻了民利县,敌人马洪逵部不敢出来。1936年10月,我们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三个方面军完成了大会师。

  按照毛主席意见,本来全部去陕西,张国焘提出打通国际通道,我们从会宁出发,过黄河,老百姓说那个地方叫穷霸占、富霸占、不穷不富再霸占。当时我们三个军过了黄河,胡宗南从中间一拦,后面两个军就没有过去,张国焘带领这两个军顺黄河而下,到陕北去了。

  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率部西进,越往西,天气越冷,大风大雪,脚都冻得流血,天天打仗,一直打到干州,敌我双方损失惨重,到达永昌后,枪弹不够,三万多人剩下不足500人到了新疆,大部战死,其余被俘。

  我在梨园口最后一仗,与马步芳部队打仗,我当时在总部,而此时西路军基本覆灭了。我被俘送到青海去修马路。

  1937年2月,国民党在青海买了很多马,要求马步芳送到西安,马步芳就派我们每人骑一匹马,马后牵一匹马送到西安去,马匹送到西安后,我们全部跑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填了回延安的表。第二天,我们被送到了延安,我编进了中央警卫营,后改为中央警卫团,我在一连负责中央首长的警卫。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到东北在热河、热东收编地方武装,参加了辽沈战役,在葫芦岛打阻击战,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北京和平解放后,我进了北京,后随部队南下,一路解放,打到江西大余县后,返回到井冈山剿匪。

  1950年组织上调我任莲花县大队政委。1952年又调到峡江县武装部任副部长、兵役局长。1955年转业到吉安船运局任副局长。1975年退休、1980年改离休。”

  从老红军庄永成家出来,我赶到吉安市长岗路老红军王云家中,王老身体稍胖,浓眉大眼,平时在家喜好写上几笔。见我来采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1921年王老出生在四川县剑阁县,1934年2月参加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分在机关枪连当战士。

  由于我当时13岁,个子也不大,打仗时,我负责给机关枪灌水冷却。长征前夕,部队进行精简,把我们年纪小的减下来,要我们到苏维埃地方去,我不肯去,我去了总指挥部,就留了下来。

  长征开始时,我在第31军,后在第9军收后尾,老与胡宗南追兵打仗,到达甘肃过黄河时,胡宗南部队来拦截我们,我们只好撤退,就没有西进,留在第31军政治部当勤务兵。

  1936年西安事变后,政治部副主任胡适带我到西安,我在西安外围接了很多西路军回来的战友。“七、七“事变后,我们编入了八路军,当时政治部副主任胡适是知识分子,他带我去延安当通讯员、警卫员。

  1938年,抗大抽一部分人去敌后,我跟着去了山西晋东南大行山地区。

  1940年抗大一部份人去山东,我又跟着司令员去了山东。1941年组织上派我去抗大学习,一年学习结束后分在山东纵队卫生部,学习前是营级干部,学习后分配当连级干部,管警卫排。

  1941年鬼子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拉网、铁壁合围。组织上分我到供给部,负责管理下面企业,做烟、生产肥皂、酒。赚到钱去后方买药送前方。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我派去山东担任青州办事处主任。

  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营以上干部抽一些去东北,当时乘坐海船从山东出发,行了四天四夜到达了丹东,在安东训练干部。

  1948年沈阳解放,我任总指挥负责游行庆祝活动。组织上分配我去丹东大东港海关任关长。

  1949年,部队进关南下,我要求南下,当时辽东省编了两个南下大队,都是在职区以上干部,我任二队队长,本来我们去广东,路经江西,陈正人书记请示把我们留在江西分配,我分在江西税务局,江西没有海关,我去找邵式平省长,邵省长问我懂不懂海关,后分我到宁都专区任税务局长,宁都专区撤消后,组织上调我到吉安税务局任局长,后调银行任行长。1962年调地委建委、江西省驻吉安检查组组长。文革下放至1972年回地委,分在地委党校任书记兼校长。1983年申请办理离休。

  对吉安干休所老红军采访结束后,巳是中午10点30分钟,我请吉安地区老干局用车送我到吉安军分区红军院(干休所)。

  到达红军院,走进院子,院内道路平整,一排排坐落有序的统一设计的两层小楼,小楼前后院中家家种上了各种蔬菜和花木、果树。

  我找到青吉安军分区干休所办公室,吉安军分区干休所刘政委问明我的来意,安排小姚陪我去红军家采访,并交代小姚中午安排在食堂吃饭。

  已近中午11点钟了,我同小姚背着器材朝老红军曾政文家走去,小姚介绍说:“我们所有9位老红军,1位去了北京小孩家,余勋光、陈春林在南昌市九四医院住院,其他六位在家。”

  我们来到老红军曾正文的家,曾老是泰和县人,穿一套六五式军装,保持着军人特有的朴素。

  曾老听小姚介绍后,很爽快地与我们聊了起来说:“1916年我出生在江西泰和县沙村乡,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三军团任战士,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小时候家里苦,从小就帮家捡紫、拾牛粪,读了三年私塾,在红军战士里还算能识几个字的,所以,1934年调我到瑞金卫生学校去学习。

  在苏区我参加了三次反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4年10月跟随部队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由于我们是卫生学校学生,一直跟随中央机类在一起行军。部队到达遵义后,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后,组织上将卫生学校学生全部分到部队,我分在营级卫生队任队长。

  遵义会议后,部队继续长征,在四川阿坝州的懋功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当时大家非常高兴,心想会合后红军队伍壮大了,但没想到因张国焘制造分裂,造成红军南北分开,我们翻过了雪山,刚过完草地又接到命令返回草地南下。

  部队到达四川通兰坝地区后,我又被派去学习了半年的卫生知识,毕业后到达甘孜地区与红二方面军会合,我编在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当医生。

  1936年我们部队到达陕北,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外围战斗。

  1944年,我调任肖克随身军医,同他到达了延安。

  组织上派我在中央医院实习,一年后,我回到晋察冀边区,在师卫生部任科长,后又任晋察冀边区预备总院副院长兼主任、冀中第十九旅卫生所所长。在百团大战中,我们旅有三百多名伤员,只牺牲了一个,全部治愈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任师卫生部长。

  解放后,我先后担任空军卫生部医院科长、副处长。1953年在中国军医大学学习后,派任空军大连疗养院任院长。

  1971年离休回到老家吉安。

  从曾老家出来,我们直奔食堂,小姚拿了一套餐具给我,又回味了当年打菜、盛饭,又品尝当年在连队生活的滋味。

  吃完午饭,我在吉安军分区干休所的花园亭子里稍作休息,小姚同我先来到了老红军王烜家中。

  老红军王烜在采访中拿出一本康乐寿杂志对我说:“去年他们杂志社来采访过我,写得比较真实、全面,我见封面上喜笑颜开的王老骑在摩托车上精神奋发,不像是88岁高龄的老人。

  我边看文章,边和小姚一起与王老聊天。得知王老1913年出生在湖北麻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参加儿童团任本村小队长。1929年加入了少年共青团。年底,组织上根据王老的表现,为了进一步培养他,安排他在列宁小学读书,在读书时,他经常跟着红军、赤卫队走村窜户做宣传工作,刷标语、参加斗争地主、劣绅,站岗放哨。1930年初,上调到区模范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当年8月,王老率领20多名共青团员参加了红军少共国际师,任本县三连副连长。后转入红四军第10师第30团第二营当通讯员。参加了三、四、五次反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的“围剿”。跟随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三千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战斗,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

  王老说:“我通过三、四、五次反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战斗的洗礼,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胜利,特别是经过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克服了各种艰苦的环境考验,胜利达到陕北后,对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

  王老接着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参加过罗曲伏击战、鲁西、鲁南军民反敌人“扫荡”作战、陈道口、陆房突围等大小13次战斗。

  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四平保卫战、新开岭战役、鞍山海城战役。并多次英勇负伤。

  这些战争抗日战争中陆房突围打得最艰苦、激烈。

  1938年,王老在第一一五师保卫部训练队学习,根据中央指示,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率领师部及第六八六团2000余人,从晋西出发东进,路径太行山,在通过了同蒲铁路、京汉铁路和津蒲铁路后,准备在敌后开创鲁南抗日根据地,经过近千里路的跋涉,当部队到达距山东肥城40里左右的陆房村时,我们的行动被日本鬼子发现了,鬼子调集了大量人马,从四面八方向八路军包围过来,由于部队刚到,脚跟未稳,人生地不熟,敌情又不明,师里决定在陆房村占领有利地势,准备与敌人决战。

  陆房地区只有几个小村,方圆不到10平方公里,只有南面一条进村的一个小口子,其它三面都是几百公尺高的悬崖峭壁。日本鬼子上午9点在炮火掩护下,向我第六八六团阵地猛烈进攻,我军一上午打退了敌人七次进攻,守住了阵地。下午, 鬼子调集了大量兵力,进攻更为激烈,我军子弹基本打光了,战士们就和鬼子进行肉搏战,有一个连的鬼子冲了进来,把苏联发给我们师唯一的两门小炮给抢了去,王老和保卫训练队的战友给敌人来了一个反冲锋,把鬼子打得抱头鼠窜,将炮夺了回来。

  晚上8点钟左右,敌人停止了炮击和进攻,便将陆房村所有通道口围得水泄不通,准备等到第二天天亮时,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当晚,弟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给师直机关全体指挥战员作突围动员讲话,部署突围作战方案。晚上11点,部队利用夜间天黑开始突围,因为路口被堵,部队选择了从悬崖徒壁方向分开突围,除了带好枪支弹药,其它东西都扔了,顺绳而下,大家从麦地隐藏行动。第二天上午8、9点的时候,部队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敌人扑了个空。

  小姚说“王老身上还留有敌人的弹片,在战斗中多次负伤”。

  “我算幸运的,有多少战友牺牲了”王老说。

  小姚接着说:“1990年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先后来吉安视察时,专门来“红军村”看望了老红军,王老也参加了接见,并合了影。去年,江西省委孟书记刚到江西,就来到吉安市考察,还到了王老家看望了王老”。

  “这都是党对我们老同志的关心,我们离休后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关怀,心中十分感激。”王老接着说。

  从王老家出来,我们接着采访了老红军程建强。

  程老是江西上饶市铅山县紫溪乡人,1918年出生,1933年在铅山参加当地的铅山县独立营。

  中央红军长征后,独立营编入闽北独立师,坚持在闽、浙、赣根据地进行游击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根据中央指示,下山编入新四军军部。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时,程老在军部特务团任排长,和一部份人突围到了江北,编入到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教导队,工作一段时间后,在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当参谋,

  抗日战争时,随部队在安徽无为县一带打鬼子,当时在第五十六团当连长。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调到山东滕县第五十六团当副营长。

  解放战争时,程老在山东七纵,后编入华东兵团,参加了淮海战役。先后在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任营长、教育科长、副团长、团长。

  1949年随部队渡江南下,到达浙江参加剿匪战斗。1950年部队进军福建,程老担任第二十八军第八十四师团长、副师长。1964年调上饶军分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1969年调吉安军分区任司令员。1975年离休。

  从老红军程建强家出来,我们来到住在隔壁的老红军彭渤家。

  老红军彭渤是江西泰和县人,1912年出生在泰和县禾市上官田村,1929年参加了农民协会,参加了禾市第五区第四乡农民暴动。

  彭老双目失明,他在接受采访时,声音宏亮、手不停地比划着。

  彭老说:“我家里很苦,父亲死得早,母亲把我拉扯大,17岁我参加农协,打土豪、分田地。毛主席从井冈山下来,经过我们禾市时,鼓励农民闹革命,我们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少年队、赤卫队、妇女队、儿童团、青年队共五个队。

  1930年我参加了工农红军,在吉安永阳独立营第二连当班长,后调永新湘赣军区警通大队当侦察员。1931年当侦察员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组织了十万之众先后十次攻打吉安,我参加了八次打吉安战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开始了长征,我们独立营全部撤退上山打游击,永新还有五个团全部留下来打游击,我们主要在井冈山、武功山、九连山一带活动,覃余保任大队长。

  1937年国共合作,我们身在大山之中对外消息不通,陈毅从赣州来,他上山找到覃余保大队长,要他带领部队下山抗日,我接到命令后,在莲花县带领100多人下了山,部队下山后经过集中训练,开赴抗日前线,当时我当排长。

  我们七个队编入新四军,前去江苏丹阳、茅山一带抗日,第一仗是在镇江下面的新丰车站打的,陈毅在战前作了动员,他讲的话我今天还记得,他说:“同志们!我们第一次打日本鬼子,要打好,大家要勇敢,日本鬼子比国民党难打,大家要有思想准备,一定要打好第一仗。

  当天晚上一、二、三连攻击新丰车站,我在二连任指导员,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最后我们全歼了车站的日本鬼子,战斗中我负了伤。

  解放战争我担任过旅协理员、独立营教导员、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辽沈战役后,部队准备南下,我们从山东到东北的三纵队几个团调去抗美援朝,我当时在第九团当政委,第九团调了3000人去朝鲜,编成十八大站,志愿军五分部共二十个大站我任政委。

  1954年,朝鲜停战,我调回国学文化,在学校学习了一年后,组织上安排我在黑龙江佳木斯鹤岗军分区代理政委、政委。

  1960年我调解放军总后勤部北京办事处任政委;1965年10月7日到江西找到汤光恢同志,要求调回吉安。

  在我们准备离开时,彭老拿出吉安井冈山报,报上半版介绍了彭老心系家乡,动员子女集资捐款十万元,帮助家乡禾市修建村道。

  接着同小姚对干休所两位女红军进行了采访,先到了住在红军村的老红军叶冰。

  叶老是随老红军丈夫吉安老红军陈春林回老家落户吉安的。叶冰于1916年出生在四川通江县,1933年在家乡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当通讯员。

  1935年6月出发参加长征,在长征中翻了两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1936年10月到达陕北会宁,随部队到延安,后调边区医院做了几年看护。1940年在国际和平医院当看护。1941年离开国际和平医院,调到三五九旅卫生队当司药。

  1947年调山西吕梁,在连队当司药。

  1949年随二纵进军新疆,在南疆军区干部处任干事。1966年退休安置在南昌市青云谱区江西省军区干休所,1970年到吉安干休所。

  另一位老红军胡桂香住在吉安市区,属吉安军分区干休所管辖。小姚叫了司机开车送我们去胡老家。

  胡老家一栋小楼,一个不小的院中有棵大樟树,由于先前小姚打了电话,胡老见我们进来很热情并高兴地与我交谈。

  1912年3月胡老出生在四川通江县,1933年3月参加红军第四方面军,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10月到陕北会宁。

  胡老先后任中南军区十四速成中学十二中队副队长。

  1949年南下到江西丰城步兵师,胡老爱人当部长。她任出纳。胡老爱人调江西省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处任处长,胡老在江西省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处任出纳,胡老爱人调吉安军分区后勤部任部长,胡老在吉安军分区后勤部任出纳。1962年6月胡老退休后改离休。

  从胡桂香老人家出来天已漆黑一片,城市在灯光之中,小姚说:“所里交代了,晚上请你吃饭再走”。这时,我才发觉肚子已提“抗议了”。在附近酒家吃晚饭已近8点,军分区司机胡玉保开车送我到车站,军车就是方便,一直开到了火车站台。乘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晚上十点在井冈山(泰和县)火车站下了车。

  火车站离泰和县城还有一段路程,到达县城中心已是10点40分了,由于路不熟,为了便于采访联系,一路问路到达泰和县委门口,泰和县委周围地处偏辟,四周没有旅社,我脚也走酸了,我搭乘了三轮车,请车夫送我到汽车站附近,找到一家私人旅社住了下来,准备明早采访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老红军王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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